政治协商与建国大业

发出“五一口号”协商建立新中国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召开，源于1948年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倡议。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人民夺取全国的胜利，建立属于人民的新中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于1948年4月30日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郑重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即通常所称的“新政协”，以区别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旧政协”），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第二天，毛泽东又秘密致信李济深、沈钧儒：“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

同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上海局：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甚至列出了来解放区参加协商会议的29人名单。

5月7日，中共中央又电示华南分局，布置筹备政协会议。

与此同时，在河北平山县李家庄的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1948年10月初改组为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均为李维汉）同已到李家庄的北平民主人士，提出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并报送中共中央。文件草案主要内容包括：新政协召集问题；新政协参加者；新政协开会的时间、地点；新政协讨论等事项。建议会议的名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并在草案后附了一份“提议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表”。

通过召开政协会议，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进而成立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新中国深思熟虑后设定的民主程序。

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发出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纷纷通电响应。在香港，社会贤达郭沫若甚至向他的学生发表了一次热情洋溢的演讲：“新政协，是民主协商的论坛，新政协，是萌生人民政权的园地；那里寄托着全国人民的希望！北方，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那里没有法西斯细菌的位置，那里人人平等人人自由。”“让我们北上，让我们加入新政协的队伍，迎接新中国春天的来临吧！”

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统一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开始了协商建国的新政协运动……

然而，尽管各民主党派，尤其是聚集在香港的大量民主党派人士，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协的主张，但是具体到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地点，由谁召开，到会代表，应当讨论的问题，人民代表会议何时召集以及如何召集等项问题，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之间仍存在诸多分歧，中国共产党与他们之间也还没有达成广泛共识。

关于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在接到中共的“五一口号”后，民盟沈钧儒认为，迅速召开可以鼓舞解放军发展，加速国民党的动摇崩溃；社会贤达郭沫若起初说现在召开时间还早，后来又说，无论如何，召开新政协已是时候；文化界代表茅盾则认为，开会时间要考虑诸多因素，恐怕不是香港这里能决定的。

关于新政协召开的地点，争论的焦点是在关外还是关内，有人认为，在关内召开，可以避免有人会说新政协有国际背景，是傀儡；有人则认为，还是等拿下平津以后，在平津召开最好。

关于新政协代表的产生，李济深认为，新政协的代表组成要扩大到蒋介石下面的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而不少人则认为，把许多蒋介石的反对派看成革命力量，范围太宽大了，不妥。对这些人可以争取，不要集团争取，更不可把新政协作为酬酢的工具。

关于新政协由何方召开的问题，有人主张由中共召开，有人主张由各民主党派委托中共召开，也有人主张各党派联合召开。

这样讨论来讨论去，三个月时间过去了。

由于在香港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内部争论激烈，长时间没有表态，因此出现了不少传闻：李济深总是主张推迟召开新政协的时间，是不是另有打算？当时香港甚至风传，历史上数次倒蒋的桂系，正在谋求取而代之。如果李济深与李宗仁联手倒蒋，那样，在中国的解放事业中，李济深所在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就会立下头功！一时间，香港流言纷传，李济深是联共还是联桂，似乎成了问题……

而且，在上海及其他城市的民主党派的态度此时也不是很明朗。

值得一提的是，二战结束后，欧洲形成两极对立格局，1947年春，美国提出“杜鲁门主义”，在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苏联则于9月组织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东西方两大阵营开始形成。为换取美国在欧洲的让步，向来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苏联老大哥（军事上，支持中国共产党成功控制东北，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后方基础；政治上就建国的国体、政体、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具体问题给予巨大帮助，并建议中共尽早建立新中国）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基础上，与美国出现了妥协迹象——

1948年6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即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表示：苏联愿意改善美苏关系，并研究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苏联甚至不赞成中国共产党打过长江……

这些都给士气不振的国民党带来了希望，心忧国民党前途的张治中就曾这样说过：“运用美苏关系解决国共问题，无异于漫漫长夜中透出一线曙光。”

这些也让反对国民党选择共产党的民主人士不禁又担心中共的前途。他们有的犹豫，有的观望，有的韬晦，有的待价……

因此，迅速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尽快让新政权取得人民公认的合法性，成了军事上已取得绝对优势的中国共产党此时最迫切的政治任务。

北平，民主人士来了

就在《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提出不久，中共中央根据“城工部”的意见，发出了第一份被邀请与会的人士名单。

1948年9月，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钧儒（民盟）、谭平山（民革）、蔡廷锴（民革）、章伯钧（民盟）由香港启程前往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此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陆续从全国各地和海外进入解放区。

就在民主人士北上途中，周恩来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电告高岗、李富春并东北局，要他们将这一“书面文件”转交给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告以这是中共中央委托你们与他们商谈的书面意见，正式征求他们的意见”，请他们“过细加以斟酌，以其结果电告”。

沈钧儒、谭平山等人在对草案进行认真研读后，“表示完全同意”，但建议在参加新政协的名单中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在筹备单位中列入致公党（其前身是由华侨社团——“美洲洪门致公堂”发起的洪门组建的海外组织。1948年6月9日，致公党发表宣言响应“五一口号”，指出中共是新政协的“领导者和召集人”）；“社会贤达”以称“无党派民主人士”，并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新政协（社会贤达一般指无党无派的知名人士，1948年5月后，郭沫若等提出将“社会贤达”改称“无党派民主人士”。1949年，新政协会议专门设立了“无党派民主人士”界别）等。

鉴于许多民主党派人士还在香港，沈钧儒等人还要求中国共产党将这一草案“送给在港各有关党派、团体负责人阅看，并征求他们意见”。

经过多次电报往返，华北解放区、东北解放区以及香港三地的民主党派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四项协议。协议规定，成立新政协筹备会，筹备会由23个代表单位组成，召开的时间是1948年，地点在哈尔滨。最后，大家还赋予新政协一个新的使命：制定共同纲领和建立中央人民政府。这份协议成了新政协召开的政治基础。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发起召集，而是由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与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共廿三个单位共同筹备与召集，这种方式，使党外人士非常满意。”

而按照中国共产党原先设计的民主进程，建立新中国的任务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成。但是，召开全国人大的前提是全民普选，而这是战争状态中无法进行的（当时解放战争正在紧张进行，西南、西北、南方等地还没有解放，不可能选派代表参加普选）。在国共决战的关键阶段，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急需建立一个新的中央政权以打掉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出于现实考虑，一些民主人士建议：把建立政府的任务，由人大转交政协！由政协代行人大职权，协商建国。

自此，人民政协开始了建立新中国的各项筹备工作。

由于新政协筹备会初定于1948年于哈尔滨召开，因此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的集中地点，一是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一是离西柏坡只有5华里的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

但是，不管是经由海路还是由陆路抵达解放区，这些民主人士的北上之路并不轻松。

第一个由海路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是客居美国已两年的冯玉祥。

冯玉祥获邀参加新政协后，在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的帮助下，于1948年7月31日搭乘苏联“胜利”号客轮离开纽约。9月1日，船行至黑海时突发大火，冯玉祥与小女儿一起葬身火海。冯玉祥遇难让民主阵营的人痛心不已，这也成了政协代表参加新政协途中最悲惨的一幕。然而这突发的不幸，并没有浇灭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协商建立新中国的热情，没有迟滞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的步伐。

当时的香港因为集中了大量的民主人士，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特别关注，但民主人士克服重重困难，依然积极主动要求尽快北上。为保证顺利护送香港民主人士北上，中共香港分局成立了五人小组，专职负责。周恩来甚至布置香港分局：在港的民主人士北上必须做到万无一失，每条船都必须有共产党员随船护送。

后来，由于全国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部率先进驻北平，原计划在哈尔滨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遂改为1949年在北平举行。

随后，先期抵达李家庄和东北的民主人士纷纷赶赴北平，参与新政协的各项筹备工作。各方人士利用各种途径，奔向北平……

北平，民主人士来了！新政协的一切工作，从一开始就是多党合作、民主协商。

1949年6月11日，新政协筹备会举行预备会议。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并举行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选举出筹备会常务委员21人，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民革）、沈钧儒（民盟）、郭沫若（无党派民主人士）、陈叔通（1876-1966，中国近代实业家、学者，产业界代表）为副主任。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下设6个小组，分别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等工作。

9月17日召开的筹备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从6月15日至9月20日，新政协筹备会先后共举行了八次会议，向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提交了多份草案，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新中国的国都、纪年、国旗、国歌的最后确定等四个决议案。其中由周恩来负责起草的《共同纲领》解决了新中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国家，以及怎样建立一个新国家这种极为重大的问题。

不是所有党派都能参加新政协

1949年6月17日，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单位及其代表名单的筹备会第一小组成立，组长李维汉，副组长章伯钧。 两天后，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了李维汉所作的《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

根据《规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拟有中共、民革、民盟、民建、无党派民主人士、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45个单位。此外，还有一个特邀单位。

在参加名单酝酿协商期间，特别是确定公布之后，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仍不断收到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团体和个人的书面请求，前后共达30件之多。对此，筹备会经过慎重考虑，都分别给予了适当处理。

如对于有人提出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简称“孙盟”） 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新政协的问题，筹备会第一小组研究认为，孙盟作为一个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反蒋政治派别，对中共“五一口号”也曾在口头上表示响应，当中也确有一部分民主人士，对革命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组织不纯，成分复杂，不宜作为一个参加政协的单位，必要时可个别邀请其中的代表人物参加。

类似的派别还有民社党革新派、中国农民党、中国少年劳动党、光复会等，但经“向各方调查，这些所谓党派成员十分复杂，性质多属反动”，其中，“许多都是来历不明，很成问题的”，因此，筹备会拒绝了这些党派的要求。

当时，解放区还有人建议新政协筹备会应照顾“汉留”（后发展为“洪帮”“洪门”，系明末清初的秘密组织，旨在反清，留存汉族文化）这一与红帮类似的全国性组织。对此，中共中央指出：“青红帮、汉留等，既非民主党派，又属封建组织，对反美反蒋无贡献，有些地方更常为反动统治的爪牙，故不应邀其参加。即使其中个别分子或一部分人曾参加蒋管区的人民抗丁、抗粮运动，我们亦应以革命群众看待之，而不要以帮会看待之，免得助长社会中的秘密封建组织。”据此，将“汉留”排除在了新政协之外，从而保证了新政协的严肃性与纯洁性。

与上述许多党派要求参加新政协被拒绝正好相反，当时还有一些党派虽未积极争取，却被主动邀请参加，这就是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成立于1946年5月4日的九三学社，自成立之日起即赞同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治主张，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并于1949年1月发表宣言响应“五一口号”，拥护新政治协商会议，所以1949年6月开始确定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单位时，被主动邀请参加新政协，成为新政协党派单位之一。

关于九三学社的去留还有一段插曲。

1949年3月底4月初，毛泽东由香山来到北平城内，拜访北平师范学院（今北京师范大学）代校长汤璪真（1898-1951，湖南湘潭人，数学家）、文学院院长黎锦熙（1890-1978，湖南湘潭人，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地理系主任黄国璋（1896-1966，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等他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师、同学。黎锦熙是九三学社成员，又邀来许德珩（1890-1990，江西九江人，九三学社创始人）等人。交谈中，许德珩说，新政协会议就要召开，新中国将要诞生，北平九三学社的人数并不多，且这个团体协助共产党推翻旧政权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现正准备宣布解散。毛泽东当即表示，九三学社不要解散，应该更多地团结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

新政协代表，党外人士占56%

与确定新政协参加单位相比，确定各单位代表名额和人选的工作更为复杂繁琐。

为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筹备会制定了明确的原则与标准。周恩来曾对此进行过具体阐释：“我们在确定代表名额和人选的时候，不是平均主义的，而是有重点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46个单位的名额和人选的确定，始终都体现着这一重点。参加这次会议的不仅有各民主党派，有多年来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无党派民主人士，还有各解放区的代表。

“在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中，除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外，还有妇女代表、文艺工作者代表、新闻界代表、工商界代表……我们也照顾到还不能立刻组织团体的方面，如自由职业者代表。我们还照顾到海外华侨和少数民族。

“尽管如此还是不够全面，所以又设了一个特邀单位。”“总之，决定全部代表人选是根据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原则。”

在大的原则与标准确定以后，接下来的具体工作亦不轻松。

当时，新政协代表的提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组织或个人推荐，一种是本人申请，然后由新政协筹备会对所有提名进行逐个审查，反复研究。“时常为了某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斟酌再四，费时达数周之久”。

代表名单初步产生之后，又经过筹备会反复协商，征求各方意见，一共花了近3个月时间，最终确定了参加新政协的662名代表名单。

在这662名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44%，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30%。也就是说，新政协代表中，党外人士占了56%。这样，既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又广泛团结了党外人士。

当时，中央统战部把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印制了一本很厚的表册，毛泽东看了，曾风趣地说这是一部协商建国、包罗万象的“天书”。

而且，在选举代表的过程中，由于“各单位有自己的标准”，因此，代表的产生应该看其代表的单位在民主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如何。此外，“参加的代表”，“原则上能够来的才确定他为代表，不能来的就不提名”。

对远在香港的政协代表，中共很慎重，曾专门致电在港负责统战工作的饶彰风（1913-1970，广东大埔人，曾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如果被邀代表本人不愿北上即作罢，不要丝毫加以勉强；如果本人虽愿充新政协代表，但因海行有被袭击危险，对北上踌躇（如黄绍竑，桂系将领），或因情况复杂，而有所顾虑（如龙云，国民党云南省主席），不要勉强说服其北上，使一切责任全由我负，将来不论有无危险，我总陷于被动。故邀请是一件事，必须将话转到；愿来与否，是又一件事，必须出于本人自愿。”

在参加新政协的各单位中，特邀单位是比较特殊的，共有75位代表，包括了各方面的特殊代表人物，如有宋庆龄和她领导的救济单位；有参加国共和谈的南京和平代表团成员张治中（团长）、邵力子；有湖南和平起义中的国民党元老程潜；有起义的国民党将领曾泽生（1948年10月率领国民党第60军于长春起义，所部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其任军长）等；有愿意为人民的艺术而服务的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还有护厂有功的工人、劳动英雄或在各解放区单位安排不下的，如晋察冀的戎冠秀（战争年代带头送子参军，1944年获“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亲”光荣称号）。总之，在其他单位不好安排或安排不下，但又有代表性的人士大都安排在了特邀单位中。为此，特邀单位的名额曾一再扩充，成为各单位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单位。

在名单协商与确定过程中，总体上是比较顺利的，但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如，当时有些共产党员和一部分民主人士对邀请原南京和谈代表团成员和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声称：“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党内反复进行政策教育，并向党外人士解释，指出：虽然他们原来属于反动阵营，但在和平谈判和起义中立了功，站到了人民一边，就应当不念旧恶，采取欢迎态度。经过教育和解释，这一问题最终得到了妥善解决。

此外，新政协代表人选亦曾出现个别的遗漏。如在少数民族单位中没有安排满族代表（其实参会的其他单位的代表中有满族人，如著名的语言学家罗常培就系满族人），名单公布后，北平有些满族人因此哭了。毛泽东知道此事后曾说：“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后来，召开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时做了弥补。

可以说，新政协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它“包括了各民主党派，军队和各人民团体，各区域、各民族的代表。从阶级的成分来说，它有工人、农民、民族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代表的年龄来说，它有92岁的老翁（萨镇冰，1859-1952，曾任北洋政府海军总长），也有21岁的青年（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田富达）；从居住的地域来说，它有远在天涯、冒险归来的海外侨领，也有僻处内地的苗、彝、黎、藏同胞……他们都抱着扬弃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同一心情，很自由地、民主地、融融和和地、空前未有地团聚起来，也是空前未有地团结起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会议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之后，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通过了国号、纪年、国旗、国歌；9月30日，政协大会选举揭晓——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朱德（中共）、刘少奇（中共）、宋庆龄（特邀）、李济深（民革）、张澜（1872-1955，民盟）、高岗（中共），民主人士占50%。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名，民主人士26名，占46.5%。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副总理：董必武（中共）、陈云（中共）、郭沫若（无党派民主人士）、黄炎培（民盟），民主人士占50%。

政务委员15名，民主人士9名，占60%。

政务院所辖机构负责人93名，民主人士42名，占45%。

……

从9月21日开幕至30日闭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完成了诸多建立新中国的大事。

五年后的1954年9月，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至此，作为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圆满完成其历史使命而载入史册。之后，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发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作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