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翻译思想的当代阐释
时间：2021-02-27 07:56:2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作为翻译家及译论家，鲁迅先生早在上个世纪早期就对翻译领域的诸多问题做出过独到的论述，论及到了翻译功能、文化翻译、翻译批评等当今译论研究的诸多重要方面，与西方主流翻译思想，尤其是文化学派翻译思想相比更具客观性与合理性。重新认识其翻译思想，对当今国内译论研究和翻译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鲁迅，翻译思想；当代阐释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处在了翻译论战的风口浪尖，成了“死译”与“硬译”的代名词，时人及后人对此多有诟病。鲁迅的翻译思想具体包括对翻译策略与方法的论述，即对“归化”与“洋气”问题的论述、对翻译应促进汉语言发展的论述、对翻译批评问题的论述等。这些论述几乎涉及了当今译论研究的各个重要方面。从当代译论研究视角来说，鲁迅先生的翻译思想主要涵盖了以下几方面。
一、翻译功能
鲁迅先生从事翻译活动三十余年，译作主要包括科学小说、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书籍。他的译书目的明确：翻译科学小说，如《月界旅行》，是为了让读者“获一般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翻译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书籍是“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他译《斯巴达之魂》是因为“斯巴达之魂”的“懔懔有生气”，想通过这篇译述来激励中国的爱国志士掷笔而起，他译《毁灭》等苏联作品是为了介绍“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以鼓励中国人民的斗争，他选择翻译波兰等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介绍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的精神活动和思想行动，是因为“他觉得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与中国境遇相同，因而对中国读者更具有现实针对性，更能促使中华民族反省和觉醒，更能激发中华民族的血性，热情和斗志。”用鲁迅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其实，我当时的意思，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可以说，在他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鲁迅的译书决不会像林纾那样只凭自己的兴趣，通过别人的口述来不加区别地翻译外国小说，他要为中国文化注入新鲜“血液”，要“把异域的新的思想观念，把异域的精神生活，介绍到中国来。”
他译书的另一个目的在于改造国人思维，这主要表现在他采用的翻译方法上。鲁迅先生主张“直译”、采用“欧化”句法、保留“洋气”“宁信而不顺”，他的目的是输入新的表现法以丰富中国语言、促进汉语的发展，并进一步改造国人的思维。 因为“思维的改造与精神的塑造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鲁迅先生以“唐译佛经”“元译上谕”时生造出来的文法、句法、词法后来成为汉语言的一部分为例，阐述了在翻译中输入新表现法的必要性。具体的做法就是“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其中的一部分，将以‘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当然，刚采用外国句法时比较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正是由于近百年来不断吸收新的表现法，汉语才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与发展。
总之，鲁迅的译书及他的翻译主张表明了他对翻译功能的深刻认识：翻译应该承担起促进中国文化向前发展的历史责任，尤其是在中国文化处于弱势之时。事实上，鲁迅先生的译书在促进汉语言的发展，促进新文学运动发展，激发国人民族精神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种翻译功能观在当代译论界早已不陌生，主要原因在于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在中国的译介。我们必须明白：对翻译功能的认识，鲁迅早于西方五六十年，虽然不如西方的论述系统，却客观、不失偏颇，因为德国功能目的论“是为达到目的语的目的而抽取原文信息的方法，这种抽取意味着对原文的减损，属于变译，……究其本质算不得翻译。”
二、翻译本质
“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从这一翻译定义中可以析出翻译是一项在译语中再现原语文字符号之意义、原语文化之形态的活动。因此，翻译的本质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再现原语文字符号之意义、原语文化之形态。实现这一任务的手段就是“信”，即“忠实”。具体体现在以“直译”为主的翻译方法上。鲁迅的翻译活动始于1903年，而1909年他与其弟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明确表明了他的翻译观。他在为此写的《略例》中说：“任情删易，即为不诚。故宁拂戾时人，移徙具足耳。”当然，这也是针对以林纾为代表的晚清译风的。
林纾虽是向中国介绍西洋文学的第一人，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序幕，让国人感受到了西洋小说的魅力。但是他从事外国小说翻译实属偶然，只是要为排解中年丧妻之后的愁绪。他与王寿昌合译的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后大获成功，极大地激发了他译书的热情。后来他又与人合译了《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述》《孝女耐尔传》等。但是，他不懂外语，靠别人口述之事实，以及其“口述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能限一时许就千言，不窜一字”的翻译速度只能说明他的译书是兴致所至，兴趣使然，他对“翻译是什么”未加思考。这就导致了他的翻译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从当代译论研究的视角出发，译界人士会为“林纾的翻译”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意识形态等因素对译者的影响。但是，翻译首先应该基于翻译的本质——“忠实”与“对等”。背离了翻译的本质，翻译便无章可循，便会走入歧途。林纾的翻译严格讲应该叫“改写”。刘半农对林纾译书评价说：“精神全失，面目全非。”如把莎士比亚的戏剧译成了记叙体的古文。鲁迅先生则概括其为“任情删易”四个字。林纾的翻译方法影响了当时整个中国译界，以至于译界逐渐产生了胡译、乱译之风，甚至有人提出了“宁顺而不信”的主张。周氏兄弟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以期对此加以纠正。鲁迅先生后来在为周作人译《劲草》写的序中还提到翻译应该“使益近于信达”，使原作者“撰述之真，得以表著。”事实上，这也正是翻译活动应遵循的最重要的原则。离开了“信”便无所谓翻译。许寿堂对《域外小说集》评价说“字字忠实，丝毫不苟，无任意增删之弊，实为译界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但是这里必须说明的是：鲁迅先生主张的“直译”并非“死译”，而是与当时的“歪译”之凤相对的，也可理解为“正译”。例如鲁迅曾批评过赵景深把“Milky Way”译成“牛奶路”的错误，也不赞同把“lying on his back”译成“卧着在他的背上”。鲁迅先生的“直译”实际是说译作要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尽量做到通顺易懂。他的“直译”主张说明了他对翻译本质的深刻认识。“任情删易”背离了翻译的本质，使翻译无章可循。使原作者“撰述之真，得以表著”才是翻译正途。
三、文化翻译
提到文化翻译，译界人士自然都会想到英国的SusanBassnett和Andre Lefevere等人。其实，鲁迅论及文化翻译
的时间比外国人早了整整60年。鲁迅先生的文化翻译观与Venuti的文化翻译观“有着惊人的相似”，而与Bassnett等人的文化翻译观大不相同，因为鲁迅先生的文化翻译观以翻译本质为基础，Bassnett等人却夸大了文化因素对翻译的作用，偏离了翻译正途。
鲁迅的文化翻译观体现在他对“归亿”与“洋气”问题的论述中：
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台神离，从严辨起来，他算不得翻译。
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能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的地方宁可译得不顺口。
翻译不仅是一项语言符号转换活动，更是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使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流思想文化、互通有无。《域外小说集》是鲁迅最重要的文学翻译作品。他在为此写的《序言》中明确表达了他的文化翻译观：“《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渔译可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可以说，以“易”传“异”是鲁迅的文化翻译观。
四、翻译批评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译论史上对翻译批评问题论述最全面之人。他对翻译批评的论述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翻译批评的方法，二是翻译批评的标准。
1 翻译批评的方法
(1)辩证翻译批评法
“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倘没有，较好的也可以。”后来在《关于翻译(下)》中又补充道：“倘连较好的也没有，则指出坏的译本之后，并且指明其中的哪些地方还可以于读者有益处的。”他把这种批评比作“吃烂苹果”：“我们先前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然而，买者的金钱有限，岂不是太冤枉，而况此后还要穷下去。所以，此后似乎最好还要添几句，倘不是穿心烂，还可以吃的。这么一办，译品的好坏是明白了，而读者的损失也可以小一点。”这种一分为二的辩证翻译批评观为后来翻译批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2)比较翻译批评法
……不过要击退那些乱译，……惟一的好方法就是又来一回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譬如赛跑，至少总得有两个人，如果不许有第二人人场，则先在的一个永远是第一，无论他怎样蹩脚。
鲁迅先生关于复译问题的这段论述虽然是针对“乱译”，但其比较翻译批评关可见一斑。
2 翻译批评的标准
鲁迅先生明确将“译文读者”纳入翻译研究中，不仅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也为翻译批评另辟蹊径。
我们的译书……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的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又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的范围之外，启发他们的是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的任务，在这里可以不论。但就甲、乙两种，也不能用同样的书籍，应该各有供给读者的相当的书。供给乙的，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最好还是创作，而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讨好了，读的就多。至于供给甲类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要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
这里，鲁迅先生对译文读者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说明了译文读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即不同的译文读者决定了译者应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与方法。鲁迅先生这一论述的意义在于它向我们说明了在对译作进行评价时，应根据版本的不同制定不同的标准，不能搞“一刀切”。如在评价“碧云天，黄叶地，西风紧，塞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尽是离人泪。”(《西厢记》)的“西风紧”的翻译时，就不能武断地对“Bitter is the west wind.”还是“Bitter is the east wind.”下结论，说谁好谁不好。这要根据其版本是为哪一读者层服务这个问题来评判。由此可见，鲁迅先生对译文读者进行了分类，为翻译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