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谋杀

卡萝拉·约翰松请我跟她在安达卢西亚的别墅共度周末，邀请函四月七日收到。我勉强地笑了笑，这可能只是某个朋友的恶作剧而已。几天前，我们在酒吧里说起卡萝拉·约翰松，有个伪装巧妙的“拍拍垃圾”偷拍了她，新照片都登在报上了。我的那些朋友带来了这些照片，他们知道我为卡萝拉·约翰松心软，我想，他们现在又伪造了这封邀请函。我直接把它扔进了垃圾桶。我所知道的卡萝拉，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些事，一些可疑记者编写、在世界各地闪亮地打出其大标题的传闻而已；这些传闻通常几星期后就会退缩到报纸最后一版的某个小专栏里。但好像没人真的见到过她。没人知道她那些扎眼的巨额财富是怎么来的。卡萝拉·约翰松从来不公开露面，仅有几张私密照片，一般是从远处偷拍的。大家只能猜测她的美丽，而这是被媒体用神秘灯光烘托出来的。

那天晚上，我坐在酒吧里等著，没先提起邀请函的事，我以为他们会说到卡萝拉的。但是，谁都没提起她，我最后忍不住了。我们喝了一会儿，然后我问是谁给我发了一封假冒的邀请函。

“什么邀请函？”他们问。

“卡萝拉·约翰松的邀请函。”我说。

“卡萝拉·约翰松的邀请？！”

我的朋友装得很像。到最后都没人承认写过邀请函。有个家伙甚至说到一个时不时流行的传闻，卡萝拉·约翰松确实莫名其妙地向一些根本不认识、过着安静日子不起眼的人发过邀请。最后，我放弃了，改变了话题，又喝了一轮。

回家后，我把自己放倒在椅子里。我喝多了，想不清楚。但过了一会儿，我还是立起来了，有点儿踉跄，扶着墙和家具进了厨房，打开垃圾桶，在潮沓沓的咖啡滤纸和硬面包屑之间翻出那封邀请信。我看不清楚，揉了下眼睛。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信上的西班牙邮票，盖了加的斯的邮戳。不会吧，我想，我那些朋友不会跑那么远，到安达卢西亚去，只不过为了开个玩笑。但我想，可能是某个他们认识的人刚好在那里，从西班牙寄了一份信。我带着酒意，坐下，给那个冒充卡萝拉·约翰松的人写了封回信。我写到，我接受邀请，很高兴在三星期后的五月下旬降灵节去安达卢西亚。然后我出去散步，把信扔进邮箱。空气清新，感觉很好。

事后日子还是老样子，上班，消遣，我几乎忘了给卡萝拉·约翰松回函的那件事。两个星期后，又来了一封信。卡萝拉说，她期待我的访问。信里夹了张车票。卡萝拉说，她已经订好了前面几天在塔里法附近的宾馆，因此我要在安达卢西亚待上一个星期，她期盼在星期五跟我在她“安达卢西亚内地的、静谧、安宁、荒僻的居所”共度周末。我打了航空公司和宾馆的电话，确认真的用我的名字订了航班和房间。我才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个误会。可能她把我和另一个跟我同名同姓的人——一定是某个卡萝拉·约翰松认识的——搞错了。我实际上应该写信向她澄清误会的。但我做了相反的事。我在椅子上，看着车票好奇，决定就当这是真的，按部就班地去做。

这是一次短途飞行，头等舱，直接飞到了马拉加。在那里已经有辆出租车等着我了——不是我在自己节俭旅行中常用的那种最小型的小雷诺汽车或菲亚特熊猫，不是，而是宝马敞篷车。我放下顶篷，启动马达驾驶。我难以相信这是真的。我没有直接开往塔里法，而是绕道经过隆达，俯视着峡谷，朝大西洋海岸开去，穿过一片片松树林——那些树木看上去像无数艘栖息在高耸轴杆上的外星人的飞行物——经过几无人迹的海滩。我到旅馆时已经夜深了。

他们给我订了间套房，我不知在这房间可以做什么。早晨，我走出房间来到阳台，看见大海。我在栏杆边站了一个小时，无所事事。第一天我过得很陶醉，观赏观赏海景，慢跑几步，或者看看冲浪的人在海面上滑掠，享受阵阵凉风，悠闲地穿过人堆大沙丘，参观罗马人的港村遗迹。

晚上我在酒店的酒吧里发呆，随意吃喝，自然都记在约翰松夫人的账上。但不知怎么，我看到和经历的东西都有点儿古怪地模糊变形，并使我有点触动。不管我往哪儿看，不管是大理石台盘也好，是古朴昂贵的橱柜或雅致精巧的地毯也好，每样东西都炫目得不真实。我觉得把自己留在了德国，而运到安达卢西亚的只是一副皮囊。

星期五，我醒来时头有点痛。早饭时，我注意到手在轻微颤抖。有一阵子，我想回马拉加，搭乘下一班飞机回去了。但是好奇还是战胜了退缩。我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李，告别了酒店前台。停车场我的出租车旁停了辆大的白色豪华轿车，两个穿司机制服的人等着我。年纪较大的一位说他负责把我带到约翰松夫人那里。他接过行李箱，打开后座门。我把宝马敞篷车的钥匙递给他的同伴，爬进轿车，在宽松的皮垫和柔和的音乐簇拥中，发现自己陷身在一间设施齐全的酒吧里，我可以随意享用这些。轿车的前后用一块玻璃板隔开。

我敲了敲车窗。司机揿了个按钮，车窗摇了下来。我问他是否肯定我就是他要接到卡萝拉·约翰松那里去的人。

是的，他说，有人给了他我的名字和照片。

“照片？”我问，“什么照片？”

他从旁边的乘客座位上欠身过来，给我看了一张照片。我在德国自己公寓门前站着。

“你怎么有这照片的？”我惊呼。

“约翰松夫人给的。”他回答。司机从后视镜里看着我，并没有再说什么。玻璃板再次摇上了。我想在这迷你酒吧里找些烈性点的饮料。

十五分钟后我们来到一座庄园的巨墙边。轿车沿着这墙开了一会儿，到了大门前，有两个守门人和一只狗看守着大门。我不得不下车，让他们搜身，查看后座。他们从后背箱里提出行李箱，打开。末了，一个守门人说：“Esta bien！”①他向我们点点头，我们才继续往前开。

这是个大别墅，但它的窗户较小，入口处站着一座石狮。有人开了门。他的穿戴和那个司机差不多。他过来迎接我，叫我跟他走。我转身注意到那辆轿车在一小团尘嚣中消失了。随后，我走进一幢房子，听到门在身后关闭。我顿时倒抽一口气。我赶紧抓住球形门把，退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我听到那个仆人在大声喊：“请走这边！”我闭上眼睛，定了下神，放开门把，跟着那人。这时，我听到紧贴着门，从外面传来一声难听尖锐的噪声，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那人带我走进一间宽敞明亮的餐厅，里面除了一张桌子和九把椅子外什么都没有。我们穿过房间走进厨房。我注意到一个巨大的冷藏柜，大得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我自己放进去。那人说冷藏柜里装满了冷冻肉制品，可以吃的。

他很乐意他自己来服侍我。但他得到指令很明确，整个周末房内没有任何工作人员；约翰松夫人想单独跟我过两天。他抱歉因此给我带来的不便，但希望我能对付得了。他说，卧室在二楼，右边，那间房间是唯一没有锁上的。问我还有其他问题吗。

“是的，事实上，”我搔了下颈脖说，“我想能跟约翰松夫人说上话，就现在。”

“不可能，”那人说，“约翰松夫人要明天早晨才到。你要在这房子里自个儿过第一个晚上。”

“那不行。”我说。

“没人。”那人很平和地说。“没人，”他重复着，“强迫你做任何事。没人会违背你的意愿把你拘押在这里。你自己做主。如果你想走，司机十一点前由你调配，去机场，回马拉加都行。”

但是，那人惊讶地看着我，觉得不可思议：难道我当真不想以愉快的心情等待明天到来，而想放弃卡萝拉·约翰松的邀请？他要我静静地想一想，毕竟还有的是时间。他说去给我拿杯鸡尾酒后就走。我在那里犹豫了很长时间，没等到我回答，他就去拿酒了。我想，既然已经在这里了，一杯鸡尾酒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我突然回想起前面的噪声，刚进来时我听到噪声，我现在可以肯定这可能就是外面把门闩上了。我跳起来，冲过门厅去抓门把。门开了。我走出房门，太阳热辣辣的，到处都很热。我注意到远处门旁，有道光亮闪了一下，一定是那个司机的轿车。没什么可担心的，我对自己说，都很正常。

我回到厨房，那个仆人给我拿来了鸡尾酒，然后说再见，就把我独自留在那里了。

我听到前门关闭，再没动静了。一切都很安静。现在——我相信那个人了——真的只有我一个人在房子里。我喝了酒。

过了一会儿，我站起来。底层是厨房、餐厅、巨大的浴室。我發现还有两间起居室，大落地窗朝向大花园。花园里有游泳池。我想游泳，但我打不开窗户。我看到窗轨，肯定有个电子装置可以打开窗户。我看了一下，但没找到。我从前门溜出，绕到房后。那里有排小篱笆，我挤过篱笆进入花园。现在我站在游泳池边。我抬头张望，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里一定是卡萝拉·约翰松的房间，那间锁着的房间。仆人要是说谎了呢？她会不会根本没有离开？会不会正在观察我？就这会儿？我有点兴奋，脱去衣服，想象她站在窗帘后看着我。我跳进水池里。然后，我在折叠椅上躺下。我睡着了，醒来时我有种被太阳烤焦的感觉。我晒了两个小时太阳，胸口有点灼痛。我穿好衣服，走回厨房，吃了些点心，喝了些红酒，然后在餐厅里闲坐。午后的阳光穿过窗户。我越来越觉得焦虑，好奇心也越来越深，我不住地想。会有什么事呢？跟卡萝拉在这屋子单独相处并不是什么危险的事。但现在又衍生了点儿新的感觉。我的好奇里混杂了没来由的虚荣：她就在这里。卡萝拉，她好像想从我这儿得到点什么。她——一个有名的女人，关注的焦点是想要我——一个无名的、不为人知的人——的什么东西。

我还有一个晚上。我上楼。走道很长，在我的左边排列了五扇门，全都锁着。右边有一扇门开着，通向我的卧室和浴室。我在床上坐下。我没看到电视机。靠墙有张书桌，有一本书摊在桌上。我走过去。这不是印刷的书；一厚沓，皮革装订，标题《论谋杀》：是装订在一起的手稿，有德语，有西班牙语。稿未完，后半部是空白，没写什么，只是白纸。我有点为这情形奇怪地感动。我连忙坐下阅读。这书讨论了各种各样人的报告，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在某个时候都谋杀了某个东西。有的谋杀行为直截了当；有的要细读才知道是一种内在的谋杀，一种情绪的谋杀。我放不下这书，连续读了几个小时，最后抬头时——非常惊奇——外面已经全黑了。

我不知不觉中早已打开了台灯。我看了看手表，快十一点了。各种各样的谋杀描述在刺激我的想象。黑夜透过窗户有点怪诞。我突然认识到在这陌生的房子里，在这那些锁着的门后面有我不知是什么东西的房子里，在这某个我从不真的认识的人的房子里，我将不得不独自过上一个晚上。现在还不算太晚，我想，司机还等着我。我走下楼梯，走出去，进入黑暗。我歇了一会儿。我看不清任何东西。蟋蟀。夜间活动的鸟儿。白天积聚起来的热量。微风。我的凝视如拐杖，在黑夜里摸索。我估摸着朝大门方向走去，慢慢地。我听到那里有辆车在启动，两个尾灯闪烁，然后消失。我还在犹豫，是否要跑或者叫喊。我听到一阵隆隆的声音。

狗，我想，停车场里都是狗。我慢慢地走回来，毫发未伤，回到房子，溜进去，锁上门。我从厨房里拿了两瓶红酒，让灯开着，把全部柜橱的全部角落都检查了一遍，确定没人后，把自己反锁在卧室里。我很快喝空了一瓶，希望酒精起作用让我犯困。我脱了衣服，上了床；我没有盖被，天气还暖和。但我不想开窗，怕有陌生人爬进来。

外面天亮了，我才醒来。我走进浴室，抹了把脸，穿上短裤，开锁，开门，卡萝拉·约翰松就站在面前。

我们之间近得只隔几英寸距离，我能看清她的眼睛，她的鼻子，她的嘴，张着，有点迷离。她后退一步，用清晰不过的德语问，我是否想与她一起游泳，挥上几臂。我想都没想就点头答应了。她转过身走下楼梯。她穿着白色浴袍，赤脚，淡红色染发，肩膀奇宽。我穿上泳装，看了看自己晒黑的肚皮，拿了条毛巾，走下楼梯。她没等我。玻璃门开着，我走进花园。卡萝拉的浴袍扔在游泳池边。她已经在游了。我走下银灰色的台阶进入池子。水很凉爽。我游过卡萝拉，注意到她没穿泳衣，肩膀和手臂肌肉都发达。她游得很快，我要费力避免落在大后面，但我挑了一条离她较远的泳道。她自顾自地游着，没跟我说话。甚至两条泳道交叉，她与我相擦游过时也没有注意我一下。她全心思地甩臂向前。我有点儿不习惯在这么个大清早就做这种吃力的运动，慢了下来，断断续续地攀扶在池沿。而卡萝拉看上去相反，挥臂击水，一臂快过一臂，好像之前甩的几臂只是个热身，现在才刚开始打算真正发力。

我半小时后就精疲力竭了。我上岸，在太阳下把自己晒干。我看到卡萝拉转过身，突然停了下来。她攀住池沿，冒出水面一点。我可以看见她胸部的轮廓。她食指点在嘴唇上。她向我示意什么，但并没看我，而是看着游泳池的对岸。一只原先在那边草坪上栖息的野鸭，正向游泳池摇摆过来。它在游泳池边上停了一会儿，张开翅膀，扑棱着进了水里。卡萝拉潜水过去。悄悄地，在水下只几个安静有力的划水就横穿了游泳池，我在上面能看到她结实的大腿和臀部。鸭子在水里整理羽毛，突然下面痉挛。我听到一阵嘎嘎声，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卡萝拉没有马上就浮出水面，过了一分钟她才从水里探出来。她深吸了一口气，看着我，向我伸出右臂，脚上夹着死鸭。“坏鸟。”她说，爬出水池。“如果不这么做，水池很快就会满是垃圾。”她赤裸裸地站在我面前，好像满不在乎。她把死鸭子递到我手里，然后穿上浴袍，进了房子。我把鸭子放在折叠椅边，跟了进去。卡萝拉已坐在有几盘香肠、鸡蛋和像牛丸样食物的早餐桌前了。桌上还有两罐像果子酱一样的东西。我坐下，从篮子里取出一根面包卷抹上果子酱，问：“是桃子味的还是杏仁味的？”

“都不是。”卡萝拉说。

我咬了一口，混合味的，不甜，更像是咖喱和枯茗味的。

“是什么？”我边嚼边问。

“猫羔①。”她说，“没出生的流产小猫，煮熟后，拌些印度香料，非常美味。”

我尴尬地笑了笑，疑惑地看着她。她认真地点了点头，确认是真的。我把这嚼了一半的东西吐在盘子里。“干吗？”我惊呼，“这是给我下药？”

“为什么？”她问。“生前杀死的东西是最好吃的。你也吃鸡蛋，不是吗？”

我安静下来，凑近看着卡萝拉。

“你要我做什么？”我问。

“我就要你被跟着，被观察着。”卡萝拉·约翰松说。

她头发往下披着，还是湿的，一缕一缕地贴在脸上。她必须不时地掠开前额上的头发。她手指很细，而手臂肩膀则相反，披着浴袍还隐约地显露出健美的身材。

“要我被跟着？”我轻声地问。

卡萝拉嚼了最后一口香肠，咽吞下去，看着我很长一段时间。有一种冰冷的欲望攥住了我。我站起来，向她走去。但是，她突然开始说话了，我不得不细心听她说什么。她谈论了谋杀，随意，平和，缓慢，眼睛紧锁着我。她说自己是谋杀领域的研究者，收集各种谋杀案例。她说起无数种杀人方法，那些日常的、无分昼夜宣淫中的、到处都在不断重复的杀人方式。她讲了各种残忍的案例，穷尽剖析了各种杀法中每一个细微的可能性，讨论了几个杀人的亲身经历——她是这样称呼它们的。她说着。我越听越心里抽紧，“杀人”那个词令我窒息，从眼里透出恐惧和憎厌①。我一片茫然，不知道她想做什么，要什么，心里有什么念头。这时，她一阵奇怪痉挛，忽地站起来，向我走来，伸出手，往后移开她的椅子——我椅子对面的那把——拉开隐在桌子下面的抽屉，一边还不停地说着。她拿出一张报纸，我松了口气。她把那张折叠着的报纸放在桌子上，然后向房门走去。她走到门廊，离开房间，但还在不停地说，语调平静、节制、冷酷。我以为她只间断一下，会马上回来继续说下去的。我坐在椅子上，像待在她以语言构筑起来的笼子里一样。

但是，卡萝拉·约翰松并没回来。我注视着她离开的那扇房门。半个小时后才缓过神来，像被叮咬的虫毒效力退去一般，开始专心读那张摊在面前的报纸。我看到一张车祸的照片：烧毁的汽车翻落在峡谷。然后我读有关文字报道。这是一辆出租车，准确地说是宝马敞篷车。司机已经燒得无法辨认，尸体也无法识别。但从汽车的记录上可以了解到死者是一位游客。死讯已通知亲属，遗骸正在送回德国。

我重读了一遍，站起，走过去打开房门，没看到有什么人。我慢慢地离开房间，摸着墙走到入口处。门开着，我走出去，朝大门方向走了几步，几条狗出来把我围住。它们没有咆哮，甚至没有龇牙，只是很安静地看着我，谄媚地喘着气。我没动弹。距离房子二十码，大门几百码。我向前走了几步。正前方的那条狗骨碌碌地转着眼睛，我一时看到它翻着白眼。突然，那条狗吐出了舌头，流出口涎。我向前又走了几步，狗吠了。狗只吠了一次，好像在说，我可不想再次烦扰你。我安静地走回房间。

我把自己锁在卧室里，拉拢窗帘，从缝隙里观察游泳池周围的动静。我就一个人，没法清晰地思考。在我面前，只有一个画面：卡萝拉·约翰松，在外面，在走廊里，带着一把上膛的枪，左眼眯着，右眼前面是瞄准镜，等着我去开门。她会杀了我，我想，没人会发现我被杀了。非常容易，安排得很完美。我想还是在这里待一个晚上再说。黑夜笼罩房子时，卡萝拉真的要做什么也不容易吧。我看了一圈房间，找了一些武器。我找到了那个空红酒瓶，把它砸碎，玻璃尖碎片很锋利；把窗帘线搓在一起，绞成套索。我又拆了一把椅子，把椅腿放在床上，跟玻璃、套索放在一起。

开始等待。我试着想些其他的事，那些能让我平静下来的事，我可以集中注意力的事，我捋了一下常规的事，那些我熟悉的日常生活中安静的、和平的、顺畅的流水日子。我让自己放松下来。

天转暗了。我用鼻子向四周探嗅，左手拿着那个砸碎的瓶子，右手拿着椅腿，小心地打开房门，踮着脚走了出去。走廊上的东西都很暗。我穿过大厅，对楼板发出的每一记咯吱声都感到惶恐。亮光从第四扇门底下透出来。我朝它匍匐过去，向匙孔探过身去朝里面窥视。卡萝拉站在房间里面，面对着我，还穿着白色浴袍。她好像在等我出现，她朝墙转过身，在地板上卧下，舒展开身子，拿出一个蓝色的小球和一根小棍。她把球放在地毯上，离墙面大概一两英尺。她闭上眼睛。我仔细地看她如何朝小球的方向前后移动小棍，但并不碰小球，像准备用球杆击球一样。

卡萝拉卧在那里，屏着呼吸，非常专心。小棍最后碰到了球，球向墙面滚去，然后消失在从我的视角探测不到的一个洞里。几秒钟后，小球又出现了，一只戴着个小发毛口套的老鼠把小球推出了洞。卡萝拉从浴袍口袋里掏出一片奶酪，换了小球。老鼠带着奶酪爬回到洞里。随后，卡萝拉迅速地向我这边转过头来，狠狠地看了一眼，目光像刀一样锋利，朝我，穿过匙孔。我避开，失衡，摔倒，爬起，顾不上地上的破瓶子和断椅腿，穿过大厅，撞到了一些凸出的东西，回到卧房的门。我很快把门反锁了。接下来半小时我试图抹去意识中的图像，抹去她留在我眼里的凝视，一遍遍地盯着同一个点看，但什么也没有。我纠结着一个念头，无论如何都别闭眼。如果你闭眼，我想，你就会把她妄想出来。无论如何别睡着，我想。如果你睡着了，我想，醒来时她就会在那里。我尽力想定下神来，但做不到。我只知道必须睁大眼睛，一定要坚持到日出。好几分钟后，我才认出刚才一直盯着、眼皮看得抽筋的东西——桌子和书籍，还妥妥地在那里。

我走过去，打开书。不要闭眼，我想，不要闭上你的眼睛，保持清醒和平静，提防着那些渗透过来的东西。我从桌上拿起笔，不假思索，同时，立即，写了一些最要紧的事。我写了生命。我写了我的生命。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把我无尽的、平凡的家居生活写下来，是能想得到的最确定、最欣慰、最平静的事情，好像是在写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我拾起某一个平常日子中事无巨细的一切，从早晨起床、软管里挤出牙膏、洗漱刮脸写起，记下了所有日常生活的琐碎。我在想象中把这一天翻了个遍，讲了搭乘无趣的街车上班，连续几个小时、没完没了地看那些成堆的文件。我讲了自己那些签收和待处理、待标注日期、已处理、待送还文件上的阅读、勾画批注，对文本拆散、归并、加盖无休止的橡皮图章，讲了那些同一套路里出来的千篇一律、单调无色、粗糙鄙陋的颠来倒去程式。我在精确的细节上，描述了橡皮图章摸上去的感觉，看上去的感觉，闻上去的感觉，我描述了每一个我惯常拿来盖在每一份收件同一个位置上的、盖在我所谓实时写下材料上的图章。在这种延绵不断的细节描述中，我把无聊厌烦本身带回了桌子。我近乎疯狂地详细描写完在办公室的一整天后，最后写了离开办公室，预订了吃的东西。我写了吃以及室内周围的一切，甚至提到了用来剔出牙缝间肉屑纤维的牙签，沉迷在每天光顾的小酒馆；写了我每天的啤酒。我被自己写的文字迷惑了，注意到了我的笔迹在纸上越来越溜滑。我停了一下，继续写，有点疙疙瘩瘩。我忘记词了。我用最后的力气，写自己在床上对第二天早晨的诅咒，写在闹钟上调整时间数字，然后问自己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居然还活着。

我醒来时，她在那里。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写完的，什么时候上床的，什么时候睡着的。我只记得她在那里。我甚至紧闭着眼睛都知道这事。我突然想，难道不是我看到她在，她才在，不是我睁开眼，她才在这里的吗？我不动。装睡着了。我想，我感觉到了她的手在我的身上徘徊。我没有真的感觉到她手指的压力，好像她的手一直在我皮肤上几毫米的地方，使我每根毛发竖立起来。然后是她的呼吸。清冽得出奇。到处都是这样。好像她的嘴在搜索我的身体，慢慢的。又一些时候，我注意到她走了。有点暖和了。我听到桌子的方向有些动静。我还是紧闭着双眼。

别睁眼，我想，做什么都行，就是都别睁眼。那个晚上我没再入睡，甚至一分钟。我躺着。鸟儿醒了，带来了早晨的叽叽喳喳声。我闭着眼，下床，轻快地走到了窗口。我把窗帘拉到边上。我的眼帘后面是一缕橘红。阳光洒在我身上。最后，阳光倾泻在房间里，仿佛穿透了紧密封闭的房门。我看着。起先，我什么都没看到。我用手遮着眼睛，紧闭着眼睛，转过身去，仔细地看了房间。里面没人，那本书也不见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想。我要放下。我一时想到要走。必须走。没什么要紧的。没有出口。我开了门，提防了各种事，但什么事都没发生。我等了一会儿：静悄悄的。然后我走向游泳池。沒人拦我。我游泳。我游得极慢，时时歇下来。我在水里一共花了两个小时，太阳烤着我的头，但我肯定，这些是我最后的关头。

然而，突然，司机走进游泳池。他提着我的包和我的用品。“你的飞机。”他说。我上来，穿好衣服，没问什么，提起包，跟着司机走向汽车。没看到哪里有狗。司机为我把住车门，我爬进去。在去马拉加的路上，那人没说一句话。到了机场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交给我，点了个头就告别了。

我查了下我的包，然后坐在候机楼里等着。我看着信封，发了一会儿呆，然后拆开。里面折叠着一张白色的卡片，黑色的花纹。卡片上显出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上面卡萝拉潦草地写着：“谢谢你写下的关于谋杀的文字。”我很快翻开卡片，读到邀请，读到我的名字，读到一些礼节性悼念的词语，读到葬礼的日期，我的葬礼。后天。德国。我随后想象自己在那个墓地，站在树后，戴着太阳眼镜、一顶帽子，注视着我的棺材，慢慢地沉入墓穴，而我有点不安，古怪地松懈下来，最后，成了死人。

作者简介：

马尔库斯·奥茨（Markus Orths，1969—），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附近，现住在巴登-符腾堡州的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在弗莱堡上大学，学习哲学、日耳曼和英美语言文学。曾任中学教师。2001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抬棺人》（Wer geht wo hinterm Sarg？），以后陆续出版《教师办公室》（Das Lehrerzimmer，2003年）、《卡塔琳娜》（Catalina，2005年）、《逃脱》（Fluchtversuche，2006年）、《房间女侍》、（Das Zimmermaedchen，2008年）、《马克斯》（Max，2017年）等11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其中《房间女侍》获2008年奥地利电信（Telekom Austria Prize）等文学奖。《教师办公室》由潘璐翻译成中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11年）。

译者简介：

张明海，生于1965年，上海人。

此文原载于马尔库斯·奥茨的短篇小说集《逃脱》（2006），中文转译自瑞纳特·拉提默（Renate Latimer）的英译《On Killing》（刊在电子杂志《文字无界》，Word without Borders，www.wordswithoutborders.org，2010年12月期），系中文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