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专业化效率、职业化收入分配体制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的发展

[摘要]在收入分配体制的顶层设计中，劳动力要素的分配份额依据除了工作时间的数量投入以外，专业化水平的程度和职业化的经验积累也是非常重要的权重。后者更多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投资规律与要求，教育与职场的经验是其形成的主要途径。在市场化的要素组合体制中，专业化水平的提升，既是效率增进的一个助推器，又是把人从多面发展朝单面演进的一种无奈机制。文章认为，分配体制中反专业化倾向、过低的专业化劳动要素报酬会在经济层面上抑制人的发展，专业化效率、职业化收入分配机制与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空间处于需要同步被确认的逻辑关系与制度设计。

[关键词]专业化；收入分配体制；市场化；人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F0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5）06-0011-05

中国的经济体制变迁，经过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路径和“干中学”的以效率优先政策选择以后，开始意识到顶层设计框架规划的重要性，没有一个在理论上说得通的总体框架设计，这样的体制变迁过程不是具有总体性设计的改革，而是通过市场机制的运用来对缺乏效率的部分的修正。同时，这也带来进一步的问题，碎片状的不同板块之间的不协调，引发体制内部的一系列冲突。比如，在市场化运作的部分，收入分配可以按照绩效相关比例来确定，但非市场化运作部分，却是按计划机制的命令式的分配水准，既没有按绩效的可能，也没有按专业化、职业化的规则，使得这一部分的人力资源获得、才能的发挥，尤其是职业化服务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平衡，一直没有得到良好机制的保障。

一、和谐的经济秩序与职业化、专业化条件下的人的发展

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哈耶克曾经把有效率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说成“不断扩展的市场秩序”，这其中包括分配体系中的和谐关系，更包括生产体系中的要素组合与专业分工的秩序的和谐合作，在这个秩序中才能有利于经济与人的共同发展，在效率提高和人的自由增进正比例变化中演变着。否则，必将难以这保持个和谐持久存在，这个市场秩序也自然没有办法不断扩展。

对人力资源这个要素而言，职场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供求决定这个职业的报酬水准，也决定着这个职业被市场核定的要素贡献价值。日本杂志《PRESIDENT》公布了一份关于“日本各职业年均收入”排名，反映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某种职业化的个人收入，与其需要的通过教育和职场经验积累的人力资本成正比例增长。

按照这个排名反映的情况，一些需要积累人力资本的行业收入排名比较靠前，如律师、医生（含个体开业、牙医和医院）、教师（含大学教授和高中教师）、飞行员、注册会计师等，他们的收入水平大约是锅炉工等普通工薪者的4倍或3倍。日本是比较成熟的市场化工业国，其中的产业分工和劳动力市场化就业程度都比较高，研究市场化体制下人们的收入水平变迁和人的发展的空间可能性的范例，是有着超前的参考价值的。

在市场机制对劳动力要素实行资源配置的情况下，要素收入是反映了这个市场体系和产业结构中的要素的供求状况与贡献大小的数量指标。在一个拥有比较充分的流动自由的人力资源市场上，如果某一些要素与另外一些要素呈现出长期的收入差异，反映的是这两类要素专业化程度的差异，在生产函数的要素组合中，高收入的部分蕴含的专业化人力资本要多一些。在这些高收入者的身上所蕴含的人力资本的形成，体现着来自于教育投资、职业化经验积累和某些天赋的作用。这中间形成人力资本不仅是职业进入门槛，更是长期投资与积累的回报。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产业结构的工业化、服务化都是在专业化的路径下完成的。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曾经因此批判过这其中的工业机器体系把人变成机器的一种附属物，是一种把农耕时代的多面手的劳动者变成工业时代的“单面的人”的“异化”过程。倘若从人的劳动技能的片面化（也是专业化）这个角度看，工业化和一切以专业化为职业特点的社会变迁，都是将人的整体性劳动技能向单一性转变的“异化”过程，加上生产关系上的不断将个人依赖于某个团队、某些资本统治下的经济关系强制之中，那么这中间的“人的发展”与原来相比确实是一种“退步”。在个人在生产关系中的自由，以及人的劳动技能被塑造成某个仅仅适应分工体系中的某一环节，人的在社会体系中的主动选择性确实被弱化了。

然而，我们需要对此有一个更加充分现实的和理性的审视，如果社会生产力在沿着不断的专业化分工与交易的途径发展着，那么在强大的生产力发展面前，人的经济自由度应该在物质生活丰富以后对人的解放的空间继续放大，只不过这其中的自由度和人的发展与以往的时代会有所不同。如人始终都须被结合进某一个集团性的生产关系中，但这个被结合不等于是针对于农耕时代那种一家一户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关系中的人的地位而言的，是一种对人的自由度的简单剥夺过程。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获得与旧的生产关系的放弃，是一同完成的。更加理性地认识这个过程的特征，吐故纳新，凤凰涅槃般的变迁才可能是恰当的。

第一，当专业化分工与交易的程度得到空前发展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从某些局部变成在全球化范围展开，同时也给人们在更大的地域空间上更多职业选择机会。从中国近30年的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进程推进来看，以往被约束在某些单位、地点上的人们，今天可以在全国各地择业。包括祖祖辈辈被困守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在全国不同的地方谋求进入工业与服务业就业的机会。

第二，专业化分工与交易的程度提高以后，生产效率提高了，产出远比以往丰富了，在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还可以减少整个社会劳动的时间。由此节约下来的时间，成为人们更多的休息和学习时间，为人的发展提供超越以往任何时候的时间空间。今天的人们能够享受的休闲和假日的时间远比过去多。这其中一部分时间，在新生的劳动力那里，是以受教育的时间递增来体现的。假如以往只能接受6年的小学教育，所形成的专业化生产能力和人力资本也是十分有限的，今天多数人能够完成大学教育，这后面累加的10年受教育时间，既是对人们后面的劳动时间的减少，也是由此形成更多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的投资，这有利于进一步增加人的发展机会，与整个社会的专业化分工水平提高是同步完成的。

第三，专业化分工与交易以后，不仅在地理空间扩展着整个人类的市场化生产秩序，还在产业分工层面上延展着市场化的生产秩序。我们看到，从以往缺少分工与交易的农耕时代的生产方式上看，不仅是劳动生产率低下，而且因为没有充分的分工，产业内部自身是混沌的。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农具的改进极其缓慢，其原因是没有专业化的农业工具供应产业链，靠村子里铁匠供给的农具，体现了农业生产力长期的停滞不前。今天的产业分工不仅有农业与工业、工业与服务业的分层运行，而且各自其中内部的产业分工与协作的供应链条也处在不断延长与重组的变迁中。这不仅提高了产业效率，也给劳动力就业和人力资本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从未有过的选择空间。

第四，市场扩大以后，要素的流动性不仅成为可能，而且还成为市场机制运作的必要条件。作为人的要素的劳动力资源，在更加广泛与充分的自由流动中择业，去选择居住的城市和地理空间，可以大大满足不同人们偏好要求下的生活模式的需求。经济自由包括就业自由和消费选择自由，显然，有了在地理和产业层面上更大的选择权的人们，这两个经济自由都增加了。

二、人在专业化的工作中——效率与公平的契合点

市场作为一个要素契合的价格机制，通过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包括要素价格和在二次转移支付中可能获得的比例，实现在市场机制所完成的资源配置中的流程。倘若某个环节的阻碍，导致资源错配的可能性便存在了。人的要素在生产函数中是具有突出意义的部分，因为这是一个可以有主观意识的要素。不能有效配置，导致低效率的同时，还会引起其他要素在生产函数中的有效性的发挥。

在经济学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核心的工业初期阶段，亚当·斯密有过财富的源泉来自于劳动数量和效率两方面的思路。而劳动效率主要与在生产函数中的人的要素的工作分工有关，分工引发的效率甚至可以与机器代替人工的效率相媲美。因此，一方面，人类的生产函数在谋求效率提升的路径上，通过资本积累和机器替代手工劳动的过程在发生工业革命；另一方面，生产流程中的人的要素，越来越被放人一个不断专业化分工的格子里，谋求的简单与重复的操作带来精细化与精准度的提升。

然而，改革开放在带来经济自由的同时亦带来了贫富差距的扩大，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比之前越来越多的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报告称：据国内有关专家联合调查，1984-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26上升到了0.53左右，扩大了整整一倍，已经超过警戒线。2011年基尼系数更是达到0.55。同时，社会不平等不仅仅体现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上，还体现在产生了新的财富和特权阶层。在中国新生了许多身价千万乃至上亿的资本家，也产生了因下岗、失业、被迫征地等原因破产的小业主和失地农民。

中国经济体制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使得收入分配出现如此迅速的差距拉大的变化？按照专业化分工引发生产函数的效率提升的理念来认识，每一个不同职业、工种，都是社会分工链条上的一环，即使是中国为了资本和机器的利用，比较迅速地提高了资本要素的报酬比例，但专业化与职业化引发的劳动效率的提升的贡献，也应该是不容抹杀的。

问题很可能出在，在国民财富分配体制中，资本和权力的决定性作用被释放了，但劳动要素，尤其是劳动要素的专业化程度在创造效率的同时，却在分配领域被忽略其作用的权重。按说在一个充分由市场机制来决定要素分配比例的体系下，忽略专业化劳动要素势必导致劳动要素贡献率下降，对于整个经济体系的维持高效率是不利的。然而，中国近几十年来，市场机制的运行在一种缺乏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下进行，一方面，市场本身的力量在几乎原始状态下发生作用，另一方面是半公共产品领域，却还是在行政管制下，没有给出其按照有规范有管理的半市场方式去组合资源，结果限制了专业化分工下的效率提升空间，也使得上面的基尼系数不断被放大。

第一，中国30多年来的工业化虽然是在不断市场化的进程中同步完成的，但由于存在过多剩余劳动力，在劳动要素的市场供求关系上，供大于求的情况导致了对劳动要素，尤其是对专业化的劳动要素的贡献份额低估的市场条件。

第二，缺乏顶层设计的制度变迁，存在体制碎片化状况。病急才投医、有问题才出政策的局部市场化体制变迁，确实是没有在理论上和总体制度上给予劳动要素的专业化这个促进经济和社会效率贡献显著的因子应有的肯定和地位。

第三，在经济和产业部门市场化之后，一些准公共品的计划体制如何变迁，尤其是与市场化的部分如何协调，还没有一个整体框架性的设计。例如，教育与医疗部门的专业化程度非常高，但一半靠财政继续供养，另外一部分则用规模扩张，却不允许突破管制收费的分配体制，导致这两个部门的教师与医生的专业化劳动与其人力资本形成的投资和为社会作出效率贡献之间，失去了平衡点。

三、专业化职场中的教师、医生的知识生产与服务的迂回方式

经济学理论认为，专业化是提高效率的重要途径，原因是：“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专业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会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发明，只有在分工的基础上方才可能。”人们在劳动中通过分工提高效率以后，不仅创造出可以供交易的产品和分配的价值，而且因为分工以后的专业化、职业化生产行为，提供了知识和技术发明的可能，也提供了职场专业化经验积累的可能。这其中，不仅人的劳动生产过程是迂回的方式，知识、技术的生产和利用的方式也是迂回的方式。

迂回的生产方式优越于直接的生产方式，是人们在通过机器和工具的运用时发现的。造船的耗费不仅完全可以在后面进入远洋的捕捞生产的效率提高中被弥补回来，而且还可以将生产引入一个更加广阔的拓展空间。为了造出排水量和吨位更大的船，需要更多的原材料，便会出现在原材料生产方式的迂回，用机器去生产造船的材料。也会发明动力机器，以使得轮船可以航行更远，更有可操控性。以及气象知识、远洋捕捞知识的总结和积累，这些足以让人类在产业发展上获得更多的机会与空间，也让人类在产业门类的不断拓展中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与空间。

其实在今天的劳动生产中，几乎所有的职业都专业化和职业化了，没有一定培训和经验积累均无法轻易胜任。只是我们这里希望通过两个在劳动和知识进展中，处于相对迂回的链条上的教师和医生的专业化程度发展与其在职场中的收入分配状况的关系来说明，没有一个良好的经济自由机制和公共选择机制，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有可能会因为某些失误而造成效率损失和人的发展的延误。

一个“高等学校教师薪酬调查”课题组对32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教师薪酬调查结果显示，“2013年高校教师的年工资收入10万元以下的占47.7%，10万～15万元的占38.2%，15万～20万元的占10.7%，20万元以上的占3.4%。按职务分析，正高级教师的年平均收入14.36万元，副高级为10.33万元，中级为8.3万元，初级为7.44万元。”“教师年均收入总体上呈现花瓶状分布，低收入人群相对集中，高收入人群相对分散。中低收入区间（年收入在15万元以下）的教师人数占总人数的85.9%，而全体教师样本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占80%，高级职务占68%，中级职务占31%，初级职务占1%，相对于这样的一个知识密集型和人力资本高投入型群体，高校教师现有收入显然缺乏竞争力，特别是青年教师，入职时选拔的是优秀毕业生，而收入水平处于同期毕业生的中下水平，他们对收入的满意度非常低。”

另外，一份对医疗界的调查显示，2012-2013年，中国医生平均年收入为人民币6.7516万元。其中心胸外科医生以年收入7.3851万元高居中国医生收入榜首，紧接着是神经科7.368万元和老年病科7.3657万元；最低的是中医科5.5507万元及全科4.9284万元。不同地区的差别是，2012-2013年医生平均年收入最高的地区为北京市10.4664万元，排在第二、三位的分别为上海市9.5596万元、广东省8.0963万元；平均年收入最低的地区分别为宁夏4.2951万元、河南省4.8399万元和河北省4.9738万元，均低于每年5万元。当问及医生对自己的收入是否满意时，88.4%的医生表示不满意，表示满意的仅占7.8%。

教师、医生行业从业人员对收入分配不满意的背后，隐藏着社会资源分配效率问题。我们从学区房价格不断攀升，三甲医院的专家门诊号被黄牛党炒作的现象中，可以明白优质的教育与医疗资源的稀缺程度，使得社会用另外的途径在支付消费专业化服务的成本。由于这其中的分配管道并不能使财富分配流向为这个专业化服务水准提升作出直接贡献的专业化人群，结果延迟了扩大相应服务产品供给总量的时间，甚至造成促进教育与医疗消费增长渠道也无法拓展，以及充分的研发经费也不能保证，进一步技术进步的速率也被降低了。如果仅仅是期望国内的教育和医疗水准能够与国际一流水平接轨，但没有其中的资源组合与利益分配机制的有效性，这个期望是难以获得体制性保障的。

由于教师与医生的行业特征是信息不对称性，其信息垄断性决定其必然以管制价格为社会提供服务。但管制的体制，并不是这个行业的专业人力资本从业者应该领取较低报酬的原因。基于教师与医生的职业，是利用人类在知识领域的积累与创新的方式为社会提供服务的部门。其在接受教育和职场经验积累方面都需要更长时问，付出更大的投资成本。因此，这部分的人力资本的形成，与在社会市场交易体系中，能否获得不少于投资的平均利润率的回报，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

首先，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只是成为其进入服务供应的门槛和实行定价的依据，而不应该成为其专业从业人员低薪制的依据。薪酬高低应该取决于这几个因素：专业化人力资本形成的投资的会计成本和机会成本，该项服务在供求关系上的状况和对社会提供服务所产生的绩效。如同某些工业技术或经营管理人员的人力资本形成的成本一样，成为其要素的稀缺性和所产生的绩效，必然对其在企业薪酬分配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管制一方面是防止这些信息不对称部门对社会的不公平交易行为，另一方面是避免低收入人群因为缺乏购买力而无法消费教育与医疗的服务。如果是后一种目的的管制，则应该由财政转移支付来弥补这些部门的专业化服务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缺额部分。

其次，在知识生产力作为核心要素的部门实行低薪制，会带来知识的迂回生产方式无法持续增长的后果，这对于社会依托于专业化和知识、技术进行迂回的生产方式，以给予整个生产体系持续不断的分工与交易的动力，保持社会生产力不断进步是一个负能量的作用。教育和医疗本身从知识积累和维系健康两方面直接作用于人力资本的形成，同时也是整个社会是否坚持专业化、职业化培训劳动力，保持人的要素方面的专业化水准的核心机制。如果这两个部门不能有专业化的分工效率的保证，那么，人类积累的知识就无法传承与创新。资本作为另一种维系迂回的生产方式的途径是，可以通过向国外购买机器设备来延长生产函数组合中迂回的链条，也可以在短期内提高生产效率。但对于一个国家与社会的产业技术水准和产业国际竞争力来说，教育与医疗部门的专业化水平与创新程度，还是决定性的因素。

其三，作为示范效应，教师与医生的专业化水准与其薪酬成正比例相关，对于市场化条件下整个薪酬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具有基石作用的制度。各行各业都凭借自己在专业化分工方面的专长为社会提供要素供给，也获得与人力资本形成的投资成本和专业化程度相当的薪酬回报。那么社会民众就会安居乐业，社会生产就会获得专业化分工的效率优势，人心会朝着积累自己的知识内涵和职场经验去聚拢，企业也会朝着不断通过技术研发和制造工艺精细化去完善自己的产品，一个良好的不断扩展市场化的生产秩序和经济格局就会出现。

四、结论：分配体制中反专业化的倾向，过低的专业化劳动要素报酬，在经济层面上抑制人的发展

按马克思的说法，人生活在其周围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约束之中，所以才有“人是所处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定义。如果说，人的发展在这个关系的约束下，一方面有被约束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有不断获取自由选择的一面，那么这其中的发展，应该看成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曲折上升过程。

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产业活动，是通过人在分工体系中不断专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使其地位既是对分工体系的依赖，又在分工体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空间。没有某一种产业链条上的分工进展，生产的精细化就没有可能被推进，产业技术也没有办法获得提升。而没有这些演进，劳动生产率将被限制在一个低下的水平，人们的物质生活并不丰富，被约束在沉重的生产劳作之中，也谈不上有自我的充分完善的物质空间。只有通过分工体系实现劳动生产率的较大幅度提升以后，才可能有较多的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才可能用于拓展人们的精神生活，才可能使人们在衣食无忧的境况下，选择自己的自由生活的前提条件。

所以，依据分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效率增进引发可分配的产出迅速增长的情况下，顺着这个分工水平与效率所引发的经济绩效的方向，给予专业化、职业化的人群更高的收益水平，才是与社会产业进步和效率推进的路径一致的分配制度。按照这个制度的设计理念，形成更多的专业化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不仅促进了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更重要的是，给了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一种信号：这才是将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结合起来的一种公共选择。只有在这个公共选择下的制度安排，才是集合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体制选择。

虽然专业化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会造成单面化人的社会角色和知识结构，但毕竟这是现代社会提升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社会的制度设计还需要进一步在这个取得经济绩效和物质生产力进步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顶层的分配制度安排，将处于生产关系中的人们社会角色，在财富分配中肯定其对效率的贡献，分配关系也是对这种在不断专业化、职场化的人群的肯定和保护，他们的权益和地位才能确定下来，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人的发展道路才能被疏通。因为经济上的分配地位被肯定以后，其在国民财富分配中的权重才会被制度确认，经济地位给予不仅是对职场选择时的价值贡献的肯定，也是这部分人群获得社会关系中体面的生活的前提条件。

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体制，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企业经营的风险收入、垄断企业的市场势力控制的权重、行政权力对资源分配的作用力等。这些影响因子，有些是因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体制而形成的，有些却是市场化程度不够，或对市场行为的规制力度不足的结果，还有一些是对行政权力介入市场机制的公共权力约束制度缺乏的表现。需要在本文中特别论述与阐明的是，这个现行体制，对劳动要素因子的作用没有一个制度化的机制去保障，尤其是对于人们专业化的职场贡献缺乏一个肯定与褒扬。

具体到在教师与医生的报酬水平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一个体制性的变迁来解决它。在财政用于教育、医疗的费用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还严重偏低的情况下（中国3.8%；印度19.7；美国21.5%；日本23，3%），管制价格规制约束了现有体制下改善问题的可能性。一定程度的放松规制，给予教育与医疗部门按市场层次差别化定价的空间，推行某些方面的优质优价服务收费，不仅是解决对专业化劳动的收入抑制引发的劳动生产率上升空间被阻止的现象，而且是缓解由这些产品稀缺引起拥挤性的有效手段，最终也为整个社会提供更好的教育与医疗服务资源，促进人的进步与发展（首先是教师与医生自身的发展），无疑是中国在深化改革中迫切需要考虑的。

我们在这里论述的，不仅仅是针对教育与医疗专业化人群的收益分配的贡献确认问题，在工业现代化、产业信息化和整个社会赖以高效率运作的机制方面，都和这个专业化分工体系，专业化的职场分配与其贡献相一致的肯定息息相关。一个充分专业化的社会，一定是一个专业化效率在市场交易中被获得的同时，人们的职业贡献也被制度有效安排的过程。所以，专业化效率、职业化收入分配体制与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空间，是处于需要同步被确认的逻辑关系与制度设计。

[责任编辑：王政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