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不公的重要根源
时间：2021-03-20 08:03:1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如果要列出3个最主要的挑战，社会的不公正是其一，而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不公的重要根源。”俞可平教授在接受专访时，这样强调他理解的收入分配改革问题的重要性。
东方早报：您说的社会不公正是指什么？
俞可平：公正是一种基本政治价值，社会公正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当下的社会不公正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有钱人的孩子从上幼儿园到将来念大学，都可以享受优质的教育。再比如，有钱人可以享受高质量的体检，穷人小病不舍得去看，结果酿成大病……列举这些现象的目的，是指这些在老百姓心中就是社会的不公平，而且都跟收入分配有关。
东方早报：这种社会不公如今带来什么问题？
俞可平：我们做过不少调研，不公平是目前造成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或者说信任度、满意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按照常理，应当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老百姓对政府有更高的满意度。这些年来，政府着力于改善民生，其实就是在帮助那些最穷的人，事实上他们的生活条件也在改善。但是我们会发现，很多老百姓并没有因为其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变得对政府更满意，相反，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更不满意。
东方早报：政府有时也觉得“冤”，感觉自己一直在为民办实事，老百姓却依然不领情。
俞可平：是的，有一次我到一个副省级城市去调研，一位领导对我表达了强烈的疑惑：“我们的不少干部从早上鸡叫一直干到晚上鬼叫，老百姓为什么还不满意？”这个问题确实需要认真思考。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政府的公信力是执政合法性的基础。现在有一些地方和部门陷入了“塔西佗陷阱”（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说：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得罪人民），就是你做得再好，老百姓也不满。官员本应有好坏之分，而且我相信多数官员总是好的。可许多老百姓一提起“官”，就认定是“坏的”。这种官民的对立是很少见的。
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善了民生，即使最穷的人，其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他为什么还不满？因为他感觉到不公平。
东方早报：“十八大报告”指出，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我们应该如何抵御这种执政风险？
俞可平：治理危机不同于执政危机。我倒不认为我们党现在有执政危机，但我们存在高度的治理风险，在一些局部甚至可以说已经出现治理危机。说到底，党治理这个国家，应当让老百姓觉得很安全和幸福，在这方面，我们的治理现在存在高度风险。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治理风险，就极有可能导致治理危机，而倘若治理危机得不到及时缓解和解决，那就极有可能导致执政危机。具体而言，腐败问题是治理问题，但如果严重的腐败问题久治不愈，就会引发民众对执政党的不信任，从而导致执政危机。
东方早报：治理危机是否集中表现在政府缺少公信力和满意度？
俞可平：“政无信不立”。之前我们一直认为老百姓对政府缺乏信任是因为群众工作没做好，我们也一直呼吁要密切干群关系，主张干部下基层访贫问苦、送温暖……这些做法会有些好处。可是一项调查发现：只有13%的老百姓认为是群众工作没做好是造成民众不满意的原因，有70%多的老百姓认为是社会的不公平导致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其实，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善了民生，即使最穷的人，其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他为什么还不满？他可能会这么想：“我吃好了、穿好了，但是你比我更好，而且你的‘更好’不是靠你的勤劳、聪明，而是靠你的权力、你的关系和歪门邪道。”换言之，他感觉到不公平。再加上现在的贪官一个接着一个被披露，涉案的人数和数额都很惊人。这事实上也是当下的一个困境：每披露一个贪官，都可能给老百姓增加一种负面感觉。不披露，等网民们网上晒出来，也躲不过去，只有更加难堪。
东方早报：所以您认为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不公的重要根源？
俞可平：袁隆平得到丰厚的奖金为何没人说不公平？甚至还有人觉得他应该得到更多，为什么？因为那是对他所做贡献的应有奖励。但刘志军相关案件就涉及资金20多个亿，还有买官卖官……这种不公平不公正，是影响老百姓对政府公信力的最主要因素，又恰恰是国家长治久安受到威胁的一个深层原因。社会的不公平体现在许多方面，但其中最深刻的不公平，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物质基础和物质利益毕竟是决定性的。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有其历史阶段性。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须及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将社会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中共“十六大”后，中央提出建立在“以人为本”和均衡发展基础上的“科学发展观”，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认为“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这是极为正确的战略决策，但我们还缺乏足够有效的制度和机制。如果这种状况不加改变，贫富差距还会日益加大。
现在最危险的还不仅仅是贪钱的腐败，我更担心的是官员的特权。因为一旦承认特权，就意味着它是合法的，由特权导致的腐败是不被追究责任的，特权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
东方早报：关于腐败问题，查出来的很多贪官，其待遇、福利已经挺不错了。
俞可平：经常会听到人们这样问：贪官要这么多钱干什么？我们的官员待遇已经够好了。拥有权力的贪官通常也有很好的住房，有稳定收入，有公车，有很好的医疗待遇。人们确实不太明白，许多身居要职的官员为何还如此贪婪？我们做过一些调查：贪官要这么多钱干什么？我们发现，主要有3个原因：一是留给孩子，如把子女送到国外；二是给情人、“二奶”；第三种情况是抠门的“葛朗台”，就是喜欢钱，看到存款数字涨就开心，不过这是极少数。我认为现在最危险的还不仅仅是贪钱的腐败，我更担心的是官员的特权。因为一旦承认特权，就意味着它是合法的，由特权导致的腐败是不被追究责任的，特权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比如，官员在住房、医疗、退休方面的过分福利，单位集体公款支付的礼券礼品，数额巨大的“三公”消费，干部转任国企高管后的巨额收入，等等。特权是威胁老百姓对政府信任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些年政府对这方面限制得越来越严格，在某些方面，我们看到情况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政府要担负起主要责任，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社会公共品，绝不是回到政府包揽一切的“全能主义”状态。
东方早报：实现公平正义，政府、市场、社会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
俞可平：实现公平正义是全社会的责任，包括企业、民间组织和政府机关，但主要责任在政府。如果说市场行为是实现效率的主要手段，那么政府行为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手段。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保障。从政府自身建设来看，其理想目标就是善政，公正始终是善政的一个基本要素。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品的主要供给者，应当提供3个方面的公共品：一是公共政策、二是公共服务、三是公共设施。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服务政府”，而评价“服务政府”的主要标准就是政府提供上述公共品的数量和质量。政府要积极提供更多的、更好的社会公共品，特别是在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医疗卫生、义务教育、基础交通、公共安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
当前，在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方面，政府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品数量相对较少，不少公共品的质量不高；“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干部的腐败现象比较严重；政策打架、政令不一、政出多门的现象时有发生；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有待提高，决策失误过多；决策多变，缺乏必要的连贯性。所有这些都严重损害政府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也严重影响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公信力。
我认为，实现公平正义，需要“政府归位”，但政府“归位”，只是说政府要担负起主要责任，特别是要努力建设服务政府，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社会公共品，而绝不是回到政府包揽一切的“全能主义”状态。现在，企业和民间组织正对社会生活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有些作用是政府不可取代的。因此，在维护公平正义方面，政府也应当更多地发挥市场体系和公民社会的作用。
（摘自《东方早报》 作者：卢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