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施米特反犹思想研究

时间：2021-03-22 07:53:01　来源：达达文档网本文已影响人

卡尔·施米特（18881985）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声名卓著。同时，他也因追随纳粹以及反犹而被冠上了第三帝国的“桂冠法学家”之名，毁誉参半。施米特的反犹思想根植于天主教家庭背景，其反犹言论在他效忠纳粹政权时期达到极盛，并在其后半生的著述中余音不绝。文章旨在分析施米特主要论著中的反犹言论以及他的反犹行为，以阐明他的反犹思想，揭示他思想中的反犹本质。

卡尔·施米特；政治法学家；犹太人；反犹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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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施米特（18881985）在1985年去世后，被盖棺定论为“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和“最后一位欧洲公法学家”。在其漫长的一生中，他撰写了众多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法学著作，同时也热心追随纳粹主义，被誉为第三帝国的“桂冠法学家”。他在诸多的言论和著作中，表明了自己的反犹思想和立场，是一个坚定的反犹主义者。1933年之前，施米特主要在《拜罗伊特月刊》（Bayreuther Bltter）上发表过具有反犹色彩的文章①；在其早期作品《剪影》（Schatteisse）中含沙射影地描绘了一些负面的犹太人形象；阅读了俄罗斯哲学家和诗人弗拉基米尔·索洛耶夫（Wladimir Solowjew）的《反基督之简短叙述》（Kurze Erzhlung vom Antichrist）；在与其弟弟格奥尔格·施米特（Georg Schmitt）的通信中流露出厌恶犹太人的情绪②。除此以外，基本上没有暴露出明显的反犹倾向。希特勒上台后，施米特积极追随纳粹政权，至1936年底因遭到来自纳粹的《黑衣军团》杂志（Das Schwarze Korps）的攻击而辞去所有官职。在这个阶段，他的反犹思想逐渐浮出水面，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成为他反犹的爆发期。之后，他在柏林大学专心教学至二战结束。1947年3月，他作为证人和嫌疑犯被移送到纽伦堡军事法庭接受聆讯，随后无罪释放，返回家乡小镇普雷滕贝格，潜心学术著作，过着隐居的生活。在他生命的后半生阶段，他在一些著作中时常流露出反犹的言论，是一个彻底的反犹主义者。

施米特的反犹思想，与他的天主教家庭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施米特出生于德国中西部藻厄兰地区（Sauerland）的普雷滕贝格（Plettenberg），当时是一个由普鲁士统治的、天主教徒占少数的小城。在新教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威斯特法伦地区，天主教徒生活在压抑的环境下，自认为是低等、下贱的。随着19世纪后半叶德国工业革命的兴起，传统天主教在世俗化（Skularisierung）的过程中逐渐丧失其优势地位，代表现代与进步的新教则逐渐焕发出新的活力，两者之间产生了紧张的关系，而作为居住在德国的外来少数派犹太人偏向于新教，努力向新教靠拢，并且不断出现同化的趋势。因此，保守的天主教和与时俱进的犹太人之间产生了更加严重的对立。从施米特个人家庭来说，他的几个舅舅也卷入了俾斯麦发起的试图打压天主教的“文化斗争”。彼得·施泰莱因因“文化斗争”而入狱，安德烈阿斯·施泰莱因在俾斯麦颁布的“五月法令”上签了字③。施米特在自己的家乡上了一所天主教学校，后转入一所天主教寄宿学校，假期里施米特也常去洛林地区的舅舅家作客。这些与天主教联系在一起的经历给青少年时代的施米特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了他的天主教思想基础的主要支柱。1921年，施米特来到波恩大学任教授。当时，一场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天主教革新运动”（Renouveau catholique）Andreas Koenen， Der Fall Carl Schmitt， S.3234.很快波及到德国西部地区。这场运动旨在反对政教分离，革新“礼拜仪式”，回归原始天主教价值观。德文版维基百科词条“Renouveau catholique”，https：//de.wikipedia.org/wiki/Renouveau_catholique， 2018年7月12日。波恩、科隆以及附近的玛丽亚·拉赫天主教本笃会修道院（Benediktinerabtei Maria Laach）成为这场运动的三个重镇，波恩是重要的思想传播中心，是“西方文化圈子”（Abendland Kreis）的中心。后来，逐渐形成了一个“先锋派”圈子（avantgardistischer Kreis），此时的卡尔·施米特活跃于这个圈子，他常在卡尔·穆特（Carl Muth）主办的天主教杂志《高地》（Hochland）上发表文章。正是在这个时期，施米特写下了《政治的神学》（Politische Theologie，1922年）、《罗马天主教及其政治形式》（Rmischer Katholizismus und politische Form，1923年）等重要著作。这个时代背景和这场天主教革新运动对施米特反犹倾向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

郭金荣：卡尔·施米特反犹思想研究

希特勒上台后，施米特的反犹言行基本上与他追随纳粹政权的轨迹平行发展并产生演变。他非常巧合地和马丁·海德格尔在同一天——1933年5月1日加入納粹党。同年7月，被戈林任命为普鲁士邦枢密院顾问（Preuischer Staatsrat），后来又被任命为民族社会主义法学保护者协会高校教师专家团主席（Der Reichsgruppenwalter Hochschullehrer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Rechtswahrerbundes），并参加了《关于协调各邦与中央关系的第二部法律》以及《普鲁士邦社团法》的起草工作，还担任《德国法学家报》（Deutsche Juristenzeitung）主编等职务。他积极参与“德意志革命”，全身心地投入“革新民族法律”（Vlkische Rechtserneurung）这项事业中去。从1933年4月至1936年12月，他辞去所有官方职务。这几年间，施米特一共发表了40多篇文章Bernd Rüthers， Carl Schmitt im Dritten Reich， 2.， erweiterte Auflage， München：Verlag C.H. Beck， 1990， S.72.，如《德国革命的合理性》《国家、运动、人民——政治统一体的三个部分》《领袖守护法律》《论法学思想的三种模式》等，它们除了为希特勒的纳粹政权摇旗呐喊以外，其中相当一部分非常清晰地表明了他的反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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