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

摘要：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艰辛岁月，受当时特殊政治生活环境的制约，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没有获得应有的学术地位。改革开放后，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在发展中繁荣，在中国伦理思想通史和断代史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专题研究和道德生活史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新中国70年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呈现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自觉转换以及伦理思想观念史研究与道德生活史研究并重等主要特色。

关键词：新中国70年;中国伦理思想史;道德命题;道德生活史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7-0095-06

優秀的道德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国伦理思想史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最具特色的文化财富之一。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是实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基础与前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经历了一段曲折的探索历程，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走向发展和繁荣。

一、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伦理思想史

研究的曲折探索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艰辛岁月。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占据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从而显现出一股强大的除旧布新之势，对传统伦理思想研究不够重视;另一方面，受苏联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影响，对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作简单化理解。在此时代背景下，对传统道德文化的革命性批判占据主流的意识形态，片面强调向封建社会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发起斗争，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备受冷落，没有获得其应有的学术地位。中国伦理思想史作为独立的学科形态未能确立，而是从属于中国哲学史学科。专门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的成果甚少，对中国伦理思想史感兴趣的学者只能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和论文中披沙拣金，寻找相关的研究资源。张岱年的《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①是新中国第一本系统阐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发展的著作，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演变和传统伦理的基本概念等做出了创建性研究，是新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术事件是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大讨论，它源于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和吴晗提出的“批判继承论”，因他们所主张继承的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遗产涉及诸多道德问题，因此，又被学界称为“道德抽象继承法”。

1957年1月8日，冯友兰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一文，他主张在研究古代哲学的工作中，应分析哲学体系中的主要命题，找出它们的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因为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继承，主要是对哲学命题的继承，而哲学命题都具有双重意义，即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冯友兰为什么要提出抽象继承法？这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把一切古代文化看作封建文化，看成封建地主阶级的文化，执著于古代文化的具体的阶级性，确实在继承问题上造成了极大的困扰，而冯友兰的继承方法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而提出来的”②。在当时的政治状况下，冯友兰试图以抽象继承法来应对传统哲学研究和传统道德文化研究中的教条主义与斗争哲学。冯友兰以孔子“为仁之方”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命题为例，“过去我们说孔子这样讲有麻痹人民、缓和阶级斗争的意义。从具体意义看，可能有这样的意义。但从抽象意义方面看，也是一种很好的待人接物的方法，我们现在还是可以用”③。冯友兰的上述观点，在理论界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大多数批评者主张用阶级分析法和批判继承法取代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虽然观点有不同，但这些批评大多是从学术交流的角度展开的。批评的焦点有两个：一是如何理解“抽象意义”以及“抽象意义”与“具体意义”之关系;二是在继承哲学遗产和道德遗产过程中，应坚持什么样的方法、标准、原则和立场等。然而，事隔两年后，当时的《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在1959年5月一个座谈会上的讲话，将有关“抽象继承法”的讨论上升到了政治斗争的高度。陈伯达在论及“厚今薄古”以及如何对待历史遗产和文化遗产问题时，对关于抽象继承法的讨论作了定性的结论。他断言，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蕴藏着一种具体的复古主义，即企图经过某种形式保留中国历史上的唯心论体系，企图把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一套道德都当作永恒不变的道德”④。这就将原本学术层面讨论的问题引申为政治问题，以政治话语压制了正常的学术讨论。

1962年，吴晗在《前线》第10期和第16期先后发表了《说道德》和《再说道德》（署名“吴南星”）两篇文章，1963年8月19日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三说道德》一文，通过这三篇文章，吴晗阐明了对道德继承问题的主要观点和见解：“道德是阶级的道德，道德是随着阶级统治的改变而改变的，但是，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无论是封建道德，还是资产阶级道德，无产阶级都可以批判地吸收其中的某些部分，使之起本质的变化，从而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生产服务。”⑤吴晗认为，封建社会道德规范和道德观念中的某些因素，诸如忠、孝、诚实、勤劳、勇敢、刻苦耐劳等都可以批判地继承下来。针对《说道德》一文发表后来自社会各界的批评和质疑，吴晗进一步重申了他所说的道德继承的前提性条件，“我们所说的继承，应该是批判的继承，是继承其中好的部分，绝不可以认为连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也继承下来”⑥。从对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影响来说，由吴晗引出的有关道德的继承性和阶级性问题的讨论，可以视为对冯友兰“抽象继承法”讨论的延续。理论界争议的主要问题，一是怎样理解“阶级的道德”;二是统治阶级的道德与被统治阶级的道德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三是无产阶级道德能否继承历史上统治阶级的道德，如果可以继承，应该继承什么样的道德，怎样继承。针对这些问题，参与讨论的诸多学者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观点。但是，随着对吴晗道德继承论批判的深入，原本的学术讨论日渐脱离了正常的轨道，变成了无限“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吴晗被无端地扣帽子、打棍子。按照吴晗自己所做的总结，他关于道德批判继承的观点被一些人认定为“在本质上是属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畴，思想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立场是非无产阶级的……由于抛弃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观点，抹煞道德的阶级性，实际上陷入了封建士大夫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和资产阶级的所谓‘永恒的道德’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动道德观的泥沼中去了”⑦。迫于当时身处的恶劣政治环境，吴晗继撰写《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之后，于1966年又做了关于道德继承问题的自我批评，但即便如此，吴晗还是没能逃脱受政治迫害的命运，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新中国成立之初，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文化成为重要的意识形态事项，但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新道德文化与道德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关涉社会主义新道德文化建设和中国哲学史以及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走向，是一个亟待严肃认真探讨的学术问题。从1957年到1966年的近10年间，从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到吴晗的“道德继承论”，关于传统道德文化的阶级性与继承性之关系问题的论争，由于受到当时特殊的政治生活环境的制约，学术研究服务于和服从于政治需要，并没有从学理上真正得到解决。接踵而至的十年“文革”，更是以简单粗暴的阶级斗争方式全面否定了传统道德文化的价值，根本无视道德文化遺产的继承性特质。在扫荡一切剥削阶级旧道德文化的旗号下，道德的阶级性被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道德的继承性问题成为研究的“禁区”，导致了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停顿。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有关道德文化遗产继承性的讨论才重见天日。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文化需要继承优秀道德文化传统成为伦理学人的基本共识，这是思想解放带来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最初积极成果。冯友兰和吴晗二位前辈学者，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对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探究，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

发展与繁荣1982年7月，受中国伦理学会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伦理学研究室组织召开了一次关于中国伦理学史研究的小型座谈会，近20名专家学者聚集于北京密云水库之畔，就中国伦理学史研究的诸多重要问题展开讨论。其间，张岱年受邀向与会代表作了《漫谈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方法》的学术报告，他指出了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的重要性，前瞻性地将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与提升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联系起来。“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非常必要，我们要好好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认识其中的精华，批判其中的糟粕。这对于提高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是有必要的。”⑧关于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他着重提出了六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人性论问题;二是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关系问题;三是道德判断问题;四是道德理想与道德规范的问题;五是价值与当然（应当）的学说;六是道德修养问题。针对中国伦理思想史中的一些重要命题如义利之辨、理欲之辨、三纲五常等，张岱年认为，这些重要的道德命题所包含的伦理思想比较复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只做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斗争这样的简单化处理。“伦理思想史里的两条路线，应该是进步的与保守的或反动的这么两条路线。你一定要说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有许多问题不好讲。”⑨这次座谈会虽然规模不大，但其对改革开放后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推进作用不可低估，尤其是张岱年关于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什么、怎样研究等重要问题的阐述，为伦理学工作者开展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指明了前行的方向。改革开放后，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在发展中繁荣，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1.中国伦理思想通史和断代史研究

新中国第一部中国伦理思想通史研究专著是陈瑛、温克勤、唐凯麟、徐少锦、刘启林等合著的《中国伦理思想史》⑩。该著从先秦写到五四运动，突破了以往对传统伦理观念和道德文化的评价框架，把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发展视为人类道德文化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客观地分析了各个时代各种伦理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局限性。朱贻庭主编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运用历史与逻辑、政治分析与理论分析、反思与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出现的范畴、概念、命题和论争做出了清晰的界说，梳理了传统伦理思想变革的轨迹。在此后的30余年间，陆续出版了多部通史类的中国伦理思想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在体系设置上大多采用以历史分期为篇章结构，以每个历史时期的重要思想家的伦理思想组成各篇章的主体;在内容上大多以对古典文献的分析为基础，解读其中的伦理意涵，以介绍和评价传统的道德知识为主。与此种写法相比，樊浩的《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以“伦理精神”透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从精神性、体系性、结构性等元素与内涵出发，探究中国伦理精神生长的逻辑起点、结构体系、建构原理和内在矛盾，独具特色。罗国杰主编的《中国伦理思想史》在全面系统梳理中国伦理思想史的基础上，明确地归纳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基本特点，这就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重视人伦关系、重视精神境界、具有人本主义精神、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以及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张锡勤作为编写课题组召集人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伦理思想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科学地揭示了中国伦理思想产生、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进程，对中国伦理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做出了全面的阐释。在讲解中华传统美德的同时，注重阐述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遗产尤其是那些超越时代局限、历久弥新的古今共理。

与中国伦理思想通史纵横数千年相比，中国伦理思想断代史研究专注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伦理思想的演进和发展。朱伯崑的《先秦伦理学概论》从道德规范、道德准则、道德评价和道德修养等方面论述了先秦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的伦理思想，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断代史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张锡勤等编著的《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是我国第一部研究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的专著，该著讨论了从鸦片战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张岂之等著的《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阐述了近代新伦理思想的孕育、萌发和变革的历程，既从总体上考察了近代不同时期的伦理思潮，又对近代改良派和革命派的伦理思想进行了个案分析。唐凯麟的《走向近代的先声——中国早期启蒙伦理思想研究》论述了泰州学派以及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和戴震等人的伦理思想，指出了明清伦理思潮在反对宋明道学、批判封建伦理思想方面的早期启蒙意义。

2.中国伦理思想史专题研究

中国伦理思想史专题研究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大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按学派划分的伦理思想史研究，如儒家伦理思想史、道家伦理思想史、法家伦理思想史和佛教伦理思想史等;二是以道德命题、道德范畴等为研究对象的伦理思想发展史，如人我关系、义利关系、仁爱学说、德性论等道德命题和孝、礼、善、忠、义、诚、信、敬、廉、俭、和、慈、荣、耻等道德范畴;三是以人生论、修养论、道德教育论等为研究对象的伦理思想史，如中国传统人生论、中国古代道德修养论等;四是按人物撰写的伦理思想史，如孔子的伦理思想、朱熹的伦理思想等。在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这些专题领域，均有学者展开研究，并以论文或专著的形式予以发表或出版，显示了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发展态势。

儒家伦理思想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重点领域。截至2019年5月，以“儒家伦理”和“儒家道德”为主题，在“中国知网”共检索到2879篇研究论文，而研究先秦儒家代表性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的伦理和道德思想的论文则有1500余篇，由此足见儒家伦理思想在当代伦理学研究者心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杨国荣的《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的历史衍化及其现代转换》对儒家价值体系的考察，不只限于对儒家道德文化发展史的描述，而且还论述了天人之辨、义利之辨、理欲之辨、群己之辨、经权之辨等道德命题的内在逻辑联系，从而展示了儒家伦理作为治国安邦、修己安人的理論形态的价值观特色。牟钟鉴的《新仁学构想——爱的追寻》阐发了我国传统价值系统的核心——孔子的“仁爱”“仁德”学说，提出了新仁学体系，即构建珍视人的生命、幸福及尊严的以仁为体、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道为归和以通为路的新人文精神系统。陈来的《儒学美德论》检视了儒家伦理思想与美德伦理的关系，通过辨析两者之间的异同，从中国伦理思想未来发展的视角，阐释了儒家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受西方德性伦理学复兴的影响，近些年来，一些学者采取德性伦理学的立场和观点来诠释儒家伦理思想，挖掘儒家伦理中注重道德情感的思想资源，并主动与当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学结合起来，以考察个体通过道德修养培育道德品性的行为实践问题。作为中国伦理思想传统中的核心内容的儒家伦理思想之于当今和未来中国道德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因为“使儒家学说历久弥新的并非家族主义，而是其道德和精神遗产;儒家学说对道德责任的关心，对价值传承的重要性的强调和对生命的人道主义的理解，依然是其与21世纪密切关联的最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与儒家伦理思想相关的标志性学术事件无疑是始于21世纪初围绕“亲亲相隐”问题而展开的学术讨论。这场论争的价值不仅在于进一步澄清了对“亲亲相隐”这一道德命题的一些误解，而且在儒家伦理思想与当代人权观念以及人情与法理之间进行了合逻辑的沟通，并促成了国家在刑事诉讼法层面的某些改变。在儒家伦理思想受到特别关注之外，一些学者也对历史上其他学派的伦理思想进行了有学术价值的探析，从多层面和多领域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在历史上的多元发展。

张岱年的《中国伦理思想研究》对中国伦理思想中的基本问题、道德的层次序列、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仁爱学说、三纲五常、意志自由、天人关系、道德修养与理想人格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引领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专题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焦国成的《中国古代人我关系论》对伦理与道德这两个重要范畴进行了区分，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中人与人关系的诸种理论表现形态以及围绕“人我关系”而展开的中国伦理思想和道德理论。由罗国杰主编、国内多位著名中国伦理思想史专家参与编写的《中国传统道德》包含规范卷、德行卷、教育修养卷、理论卷和名言卷，分门别类地整理了相关的思想史资料，每卷前的“卷序”、每篇前的“导语”和每节前的“本节案语”，反映了编写者们对中国伦理思想某一专题领域的独到认识和理解。钱逊的《中国古代人生哲学》阐述了德刑之争、义利公私之辨、推己及人严己宽人的人我关系原则、天人合一、致中和之道以及人性论和修养论等与人生哲学相关的伦理问题。蒙培元的《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从“天人合一”命题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出发，集中探讨了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构建了中国传统哲学生态观的框架和体系。肖群忠的《中国道德智慧十五讲》从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维度，分析了人性、处世、处己、处人、义利、公私、理欲、德才等传统的伦理问题和道德概念，既有历史梳理，又有义理分析。

3.道德生活史研究

道德生活史是对个体日常道德生活的历史叙事，大体上属于描述伦理学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与研究思想家们的伦理思想史不同，道德生活史更重视实证性研究。但是，由于这是对已经过去的历史时代的个体道德生活的研究，与研究当下个体道德生活的方法有明显的差异，因此不可能使用参与观察法，其所依凭的研究资料只能是逝去时代的历史记载。针对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一段时间内存在的重宏大叙事轻日常生活、重道德应然轻道德实然、重价值评价轻事实描述的倾向，鉴于伦理学与日常生活具有密切关联性的特质，进入21世纪以后，在继续进行中国伦理思想史学理性探究的同时，一些学者开始转向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生活史，通过展现传统社会日常道德生活的面貌，来为当代社会的道德生活发展和伦理秩序建构提供有益的借鉴。

徐少锦、陈延斌的《中国家训史》并不是一般地阐述和摘录有关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思想，而是从家训教化实践的视角，描述生活世界中家训实践的历史发展轨迹，遴选了从先秦到清末年间二百多位典型人物，将他们训育子女的理论基础、主要内容、基本原则、具体方法等进行分类归纳，理出其历史演进线索，揭示家训教化史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规律。该著不仅是中国道德教育思想史与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学术成果，而且对于当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家庭美德和公民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另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历代圣贤名言佳句和善书等文献资料，拓展了中国传统家训家教伦理思想的研究领域，对中国传统社会民间劝善教化的道德生活进行了多向度的扫描。

陈瑛主编的《中国古代道德生活史》是系统研究古代社会道德生活的通史类著作，该著以中国古代各个社会历史时期为“主要经线”，以家庭婚姻道德、政治行政道德、士农工商行业以及不同阶层的道德为“主要纬线”，涉及古代社会与道德生活相关的主要方面，如家庭关系伦理、政治生活伦理、各行业和各阶层的道德生活等，时间跨度从先秦到明清，在古代中国社会日常道德生活史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唐凯麟主编的《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按历史分期，分为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宋元卷、明清卷、近代卷和现代卷，以民族道德传统的形成、发展、演变和弘扬为基本线索，按不同的历史时期深入考察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历史。例如，近代卷，以中国近代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为背景，着重阐述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道德生活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近代救亡图存、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国民党新生活运动等对传统道德生活的冲击，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道德生活方式、新的道德关系、新的道德风俗的产生和形成，勾勒了中国近代百年间道德生活的基本样貌和历史走向。

三、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特色

纵观70年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从曲折探索到发展与繁荣的历程，可以发现其有几个显著特点。

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摆脱了对传统道德文化的革命性批判的意识形态束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研究立场，从农耕文明、血缘宗法关系、社会等级制度的源头来解释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主张辩证地看待中国伦理思想和道德理论的社会历史作用和现代意义，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发掘、阐发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及其人文精神的内在价值，既反对道德虚无主义，又反对道德复古主义。

2.研究范式的自觉转换

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学习西方伦理思想史的研究范式是必要的，但不能用移植或临摹西方伦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伦理思想的史料任意地剪裁和装扮。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者已经走出了“以西释中”“削足适履”的学术窘境，以中国伦理思想史的可靠史料为基础，努力发现中国伦理思想与西方伦理思想不同的特性和价值。研究范式的转换还体现在研究者“问题意识”的加强，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新时代，如何提升道德文化自觉和道德文化自信，使传统的中国伦理思想史走出历史，主动和积极地与时代的发展发生互动，实现传统道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者的学术追求。

3.伦理思想观念史研究与道德生活史研究并重

中国道德文化傳统作为一种历史形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之所以能够为世代中国人所广泛接受，是因为它有着独特的道德教育和文化传播方式，将其所倡导的道德文化和价值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有效地介入了人们的日常人伦关系，成为人们处理社会伦理关系和应对道德生活冲突的基本行为规则。中国伦理思想史所呈现出来的这一特质提醒研究者，不仅要将各个历史时代思想家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从观念史的角度讲清楚、说明白，还要挖掘民间日常道德生活中的实践智慧。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虽然对道德生活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研究方法上还需要创新，应借鉴描述伦理学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立场与研究方法，进一步挖掘已逝去时代的文献资料和历史遗存。一个民族的道德生活史是持续演进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生活是过往的历史，但由于它已融入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基因之中，它又成了现在和未来道德生活的一部分。

注释

①科学出版社，1957年。②陈来：《从道德的“抽象的继承”转向“创造的继承”》，《文史哲》2017年第1期。③冯友兰：《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三松堂全集》第12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6页。④陈伯达：《批判的继承和新的探索》，《历史教学》1957年第8期。⑤吴南星：《说道德》，《前线》1962年第10期。⑥吴南星：《再说道德》，《前线》1962年第16期。⑦吴晗：《是革命，还是继承？——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前线》1966年第1期。⑧张岱年：《漫谈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方法》下，《伦理学与精神文明》（《道德与文明》原刊名）1983年第2期。⑨张岱年：《漫谈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方法》上，《伦理学与精神文明》（《道德与文明》原刊名）1983年第1期。⑩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国伦理思想通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还有：沈善洪、王凤贤的《中国伦理学说史》（浙江人民出版社，上卷1985年出版，下卷1988年出版）;姜法曾的《中国伦理学史略》（中华书局，1991年）;张锡勤等编撰的《中国伦理思想通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陈少峰的《中国伦理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焦国成的《中国伦理学通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陈瑛主编的《中国伦理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温克勤的《中国伦理思想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华书局，1993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中国伦理思想断代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还有：王泽应的《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张怀承的《天人之变——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近代转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陈谷嘉的《宋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元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和《明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徐嘉的《中国近现代伦理启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人民出版社，2013年。三联书店，2019年。姚新中：《儒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对儒家道德遗产及其现代相关性的思考》，《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9期。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董群的《佛教伦理与中国禅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乐爱国的《中国道教伦理思想史稿》（齐鲁书社，2010年）;许建良的《魏晋玄学伦理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先秦道家的道德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和《先秦法家的道德世界》（人民出版社，201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人民出版社，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东方出版中心，2014、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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