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访学散记

云起轩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教师们自己组织的小俱乐部，也是餐厅，参加者每月交一点费用。香港中午不午睡，十二点左右教授们讲完课，便匆匆忙忙地赶到这里来吃点心(他们的正餐在晚上)，一般是一碗面条、一碟荤食、一杯热饮，权当午饭(大约花人民币三元)。边吃边谈，到一点半，便各忙各的去了。这段黄金时间是教师们交换情况、交流思想、沟通学术的好机会。三五成群，天南地北，高谈阔论，轻声细语，各随各的便。

我是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应香港大学新亚书院金耀基院长和翻译系主任孙述宇教授之邀，作为“明裕学术基金”学人到这里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学术访问的。刚下高速火车不久，就随着到中大主持“龚氏基金讲座”的人民大学哲学系张立文教授来云起轩吃中饭(这里饭菜比宾馆要便宜许多)。一进门就见饶宗颐教授手书的“云起轩”条幅高悬粉墙，窗明几净，盆草瓶花，饭厅宽敞得可以打网球、跳交谊舞。轩名取唐人“坐看云起时”诗意，舒适，恬静，优雅。如果说香港的几所大学和研究所是所谓“文化沙漠”里的绿洲的话，那么云起轩就是中文大学这片大绿洲里的一泓清泉。这时七八张小圆桌已经挤得满满的，各种国籍、各种肤色的学者谈锋正健，笑声时起，风生四座——我想这里就叫“风生阁”也是可以的吧。

有一张圆桌坐的都是讲北方话的朋友(这里绝大多数人讲广东话和英语)，虽然我是福建籍，却也觉得北方的乡音分外好，可惜挤不进人。正犹豫间，他们已经挪动椅子，为我们腾出两个“room”来(这是他们的玩笑话)。几句简单的寒暄、介绍，便熟得象老朋友，只顾吃喝、说笑了。在座的有我闻名已久的乔健博士(中大人类学系主任)、谢剑博士(曾做过董作宾先生的助手)，本都是台湾大学有名的人类学家；还有哲学系的劳思光教授、刘述先教授(系主任)，英语系的袁鹤翔教授，历史系的魏大中博士，等等。话题转到大家都有点兴趣的中国上古文化史。我打听墨西哥城郊发现中缅古文字碑刻的事，这是一条关系到太平洋文化源流和什么人发现美洲的大新闻。乔、谢先生答道，他们也没看到照片，据说只是有点儿“象”中国字罢了。我心想，内地的权威性报导为什么要用那样肯定的口气。他们问我的看法，我搞民俗、神话与《楚辞》，考古是外行，但是看大家都不使用“外交辞令”，便说太平洋古文化某些因子的交流是可能的。马上有人质问我有什么过硬的证据，这些“因子”怎样远涉重洋。我举了些例子，说证据有点几，可惜不“硬”。他们大多受过严格的考古学、文献学训练，坚持无征不信，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我搞神话，难免不时“异想天开”，加上成心“捣乱”，想从辩论里拣些“外快”，老挑起带刺激性的话题(这办法颇有效，每次我都得到不少真知灼见)。我又打听写过《古史研究》《中国人发现美洲考》《中国人发现澳洲考》等百万言大著的卫聚贤先生的情况。有人说，他在香港连饭都混不到，到台湾去了。我却有意为这位以“怪论”著称的老学者辩护：他是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做导师的清华研究院学生，刘盼遂、刘永济、姜亮夫、陆侃如、高亨、陈奇猷、刘节等一大批名学者的同窗，试建过“历史统计学”，研究过甲金文，发现过江南的“黑陶文化”，他的《古史研究》虽然不乏“墨子是印度人”之类怪论，但是“不幸而言中”之处也不少，象“帝”字确实就源于女阴；他的《中国人发现美洲考》虽然鸡毛、鸡肉一起炒，比如说饕餮是猎头民族发现的“脑纹”等等，但是许多珍贵的中美古代图像的比较却是严密的……话犹未了，我又受到一阵善意的嘲笑。事后刘述先教授叫我不要生气，云起轩的精神是无话不谈，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原来他们是把云起轩当作学术上的海德公园，茶余酒后，海阔天空，尽情随意，乐在其中。大家搞的专业相距不可以道里计，却毫无“隔行如隔山”之感，这样大间隔、大幅度的跨学科交谈和讨论，却往往能够产生“杂交优势”和“边缘热敏”。信息的猎取、发送、传递和接收，往往是高效率、高质量的。劳思光教授就告诉我现在北京定居的台湾人类学家、上古史专家杨希枚教授收集了一整套有关太平洋文化诸因子的珍贵图片，我却毫无所知。太平洋历史学会应该有他参加。这里来往的多是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专家，到中大主持最高级的“钱宾四(钱穆)讲座”的陈荣捷先生，专攻中国比较文学的Deeny博士(中名李达三，现任中大英文系主任)，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教授(曾任台湾《东方杂志》主编，剑桥大学客座研究员)等也喜欢来坐坐，“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思想的撞击，知识的交战，信息的运动，能够产生“高能粒子”，诱发“谐振”或“共生效应”。我多次跟孙述宇教授、陈炳良教授等促膝畅谈古小说、古神话研究，就时常生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以后我到香港大学、岭南学院讲《楚辞与上古四大集群文化的关系》等专题，听讲的不但有港台的文献学家、音韵学家、历史学家、神话学家，而且有来自美国的经济史教授，等等。我首次提出中国上古文化共同体应该分为东夷、西夏、南苗、北狄四大集群。他们(包括自称“外行”者)就质询其详细的分布，主要的文化内涵与特征，跟蒙文通、傅斯年、徐炳昶的“三分法”的异同点，等等；提的问题十分内行，准确，尖锐，巧妙，答辩者稍不留神就得张目结舌，交白卷。这下子我才体会到，海外学术界都珍视“云起轩精神”，提倡不拘形式的自由交谈，边缘争论，跨行研讨，杂交会议。想起大陆雨后春笋一般的学术年会，如果少搞一些四大皆空、八面玲珑的论文宣读、大会报告，而多搞一些论题集中、边际交叉、自由组合、短兵相接的研讨会，效果、功用也许会大一些吧。

“海洋是没有距离的”

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一次研讨会上，台湾大学人类考古学系的宋文薰教授报告了近年台湾省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从头到尾配以彩色幻灯和实物，相当生动精采。例如文化遗址里常常出土一种岩版制成的长方形石箱，箱壁上常见一对对小块突起，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后来发现较早期的类似物，原来却是一种神像，小突起是神像某些器官高度简化的残留或痕迹构造，初步判断这类遗址大概是初民的祭祀场。这涉及我颇想研究的原始宗教民俗、原始艺术与审美，十分有趣，可惜我接触这类资料太少。我告诉宋先生说，江苏省连云港市将军崖新近发现了刻有“人从禾生”的农业神像的原始岩画，岩画前面的山坡当初也可能是祭祀场地，宋先生大感兴趣。我说近年大陆有许多重大考古发现，欢迎宋先生回去看看。这位台湾考古权威耸耸肩膀：“我很想看，可是……”上帝啊，要是海峡两岸学者能够自由往来，经常见面，.那科学上将产生多少“共生效应”和重大突破啊！

宋先生报告说，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人骨发现拔牙痕迹，与高山族同胞的拔牙习惯大体一致。可惜拔牙的原因还不清楚。询问高山族同胞，他们说：拔掉虎牙，红红的舌头才会露出来，这样很漂亮。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起来。文化的秘密有时包藏得那样深，甚至它的“主人”都莫名其妙。宋先生说，这大概跟入社的“考验”有关系，可这也只是一般的看法。我提问道：中国的东海岸和美洲都发现“拔牙”头骨，它们之间有没有联系？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著名的太平洋考古专家郑德坤教授插话说：“太平洋两岸极可能存在古老的文化联系。当时海上的交通比陆地要方便得多。”内地的太平洋历史学会曾让我顺便邀请郑先生与会，郑先生说，贾兰坡教授有信给他，他非常支持这项崭新的意义重大的研究。我汇报说：《帝王世纪》写着帝喾“断齿，有圣德”，与大汶口文化年代、地域、内涵都有一致的地方。他们认为这是重要的信息。我又问宋先生，台湾高山族同胞是否曾实行人工头骨变形之俗。宋先生说，头骨畸形的现象是存在的，可能与高山族同胞用额部“负担”缀有重物的背带有关。我说甲骨文所见“夔”“兕”等字样，额顶正有一道深沟，与高山族同胞、印第安人的头部畸变一模一样，习惯形成的体表变异是很可能被当成“传统”或“美”来复现；而根据《山海经》等书的明确记载，东北夷先祖颛顼及其父韩流是实行“变形头”的……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谈得相当热烈，咖啡搁冷了，心里却是暖呼呼的。宋先生微笑着引用一句谚语说：“海洋是没有距离的啊！”

是的，海洋没有距离，文化现象尤其如此。海洋文化大多是开放性、游走性和多元化的。黑格尔说，海洋诱惑人类去航行，去冒险，去索取，去征服。他认为地中海连接着欧、亚、非三洲，从来都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有的哲学家说，中国的民族性格是大陆性或平原性的，所以偏于保守、朴实、迂缓。然而，“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中国人的祖宗(尤其是滨海的东方夷人集群)早就试图向海外探索、扩展。中国的“大东方文化”(包括东北、东南和东海岸文化)带着相当的海洋性，不但是古代太平洋文化区的一分子，而且还可能是它的某些因子的“内核”乃至源头。在上古时期，它几乎是该区唯一有成熟的文字表现、文学表现的高级文化，《楚辞》就是它的“馀绪”和光辉证明。我在《楚辞民俗神话与太平洋文化诸因子》的学术报告里曾就此做了些探索，虽然某些港台学者并不同意我的见解，可是他们却给我以可贵的点拨与鼓励。香港大学中文系陈炳良教授，研究神话、《楚辞》、古代小说的民俗背景，几乎跟我完全“同道”，他赠书赐文，盛情款待，促膝谈心，相见恨晚。他根据袁珂先生《中国古代神话》等所提供的原始材料所做的瑶族洪水故事的分析，使用了大量的比较民俗学资料和现代科学方法，就“葫芦生齿”“阴户牙”“婚姻禁忌”等做出许多有趣的推测，海内外学者都认为是太平洋文化展延区洪水神话和民俗研究的重要突破。有人说他用的是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我说决不仅仅如此；他听了非常高兴。我们还就台湾神话学者王孝廉(现在日本)的精彩著作，苏雪林教授、杜而未教授的独特研究交换了意见，发现所见略同，非常开心。如果说台湾海峡、九龙海峡现在与大陆确实还有天然和人为的“距离”的话，那么科学、艺术和友谊肯定会使这“距离”日益缩短。

中国大陆正象一个沐着朝阳的壮士昂首阔步奔向大海和世界。正象学者们所说的，人类经济文化的重心正一步步从地中海－大西洋向太平洋“复归”或“转移”(这是事实，不必讳避)，这对于中华民族“海洋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也将有极大的影响。十四个城市和沿海地区的陆续“开放”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意义还有待阐发(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的太平洋学派、新边疆学派正在崛起)。太平洋文化及其因子的“播化”或交流的研究不但是“历史功勋”的争执，而且将革新现实和价值观念。我曾拜访李达三教授(即Dr.Deeny)，承他赠以《比较文学的新方向》，这本书已很有名，他那时虽注意到大陆的比较文学研究史，却更多地报道、分析香港、台湾的动态(那时中国大陆的历史时针好象给谁硬拽住十年似的)；然而现在Deneny先生十分关心大陆的比较文学的进展，对年轻一代的张隆溪、赵毅衡(现均在美国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温儒敏(现在是王瑶教授的博士研究生)等更是备加鼓励和关怀，他们未成名时已在《读书》杂志上大力倡导比较文学，而现在“北京—香港—台湾”比较文学金三角已大体成型，有别于“法国学派”、“美国学派”的“中国学派”真正开始形成，《中国比较文学》杂志已经出版，比较文学论文集、译文集陆续发行，湖南人民出版社与深圳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正筹划编辑《比较文学建设丛书》，李达三教授怎么能不特别关注呢？“海洋是没有距离的”啊！

教学相长和别的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一堂课。白发苍苍、年已古稀的饶宗颐教授是世界闻名的《楚辞》学者、敦煌学者，现已荣休，但是他不甘伏枥，一面与中山大学曾宪通教授等合作研究楚《帛书》(人们在翘首盼望这部专著的出版)，一面还带着几位中国艺术史研究生。他刚从上海参加《文心雕龙》讨论会飞回香港，便忙着授课。刚好我去拜访这位私淑、景仰已久的老前辈，他便拉着要我给研究生讲《马王堆帛画》。听说，香港学术界继承中国文化传统，务实重道，研究作品首先要考证它的年代、作者、背景、源流和它的含义或秘密，决不先讲什么“美”、什么“主义”，艺术史学生也要受考古学、人类学训练。所以我着重讲这幅谜一般名画里神话形象的内涵。我瞥见，他们不但准备了《帛画》各个细部的彩照，还收集了大部已发表的论文，包括复印了我编辑的《活页文史丛刊》发表的鲍昌先生的《新探》和拙作《马王堆帛画与楚辞》断片，不由得私心窃喜和钦佩。这大多是所谓“内部资料”呀。记得我在乔健博士(中大人类学系主任)的书房里，看到几十本大陆“内部发行”的民族调研资料，真是又羡慕，又嫉妒，又气愤。我算是够会拉关系的了，打入民族学会、人类学会、民俗学会的重要目的就是搞资料、拉稿子，可乔先生弄到的这些资料，我却一半以上没见过！看来所谓内部资料主要是“不得外传”给我们这些穷乡僻壤的学术工作者了！香港朋友问过我：你们内地为什么这样爱搞“内部发行”，那些纯学术材料有什么“军事秘密”？还问过我：有些连台湾都早已影印出版过的地方志，为什么内地图书馆还不借给海外学者看呢？有些旧小说、旧唱本，据说连你们内地学者都看不到，这又是为什么？——这一句半句能答得清楚吗？我连“无可奉告”都说不出，只好给他们一个“永远的微笑”。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香港的三联、中华、商务都卖台湾的书(海关对访问学者挺照顾，学术书刊一律放行)；可是台湾办的书店，却不敢卖大陆的书。新亚书院金耀基院长说：“这说明大陆充满信心！”

……于是，我也充满信心地向他们讲我个人对《马王堆帛画》的见解，从南方民族的“九个太阳”体系讲到太平洋文化区的“白犬”祭(《帛画》下端站在鱼尾上的是“御蛊”的“穷奇”)。香港人不喜欢客气，不劝酒，不让菜；学术上也不喜欢吞吞吐吐，唯唯诺诺，吹吹捧捧。所以我也从来不说“这是我肤浅的看法，希望多多批评指正”之类的套话——既然自知“肤浅”，为什么还敢“应邀讲学”，公然让谬种流传呢？但我讲到《帛画》里体现“地载于水”的宇宙观、用双手托住“大地”的海神禺形象时，不能不提到饶宗颐先生对于湖北荆门出土“大武舞戚”上足踩日月的“海神”的精辟论证，还提到见于新西兰艺术和马雅绘画的类似海神像。饶先生很高兴，马上叫秘书跑到对面图书馆去复印(这大概需要十分钟时间)。——说到图书馆，我至今还深深怀念中文大学那全部开架的港、台、内(地)、外(国)俱全的丰富藏书，怀念那扔进一个角子就哗哗哗地吐出“拷贝”的自助式复印机……《读书》杂志去年第十二期一篇文章，把上海图书馆种种“关卡”骂得痛快淋漓，我一面为上海图书馆叫屈(我查阅解放前出版的“旧平装”全靠这个图书馆，除北京外，别的图书馆哪里能看到这么齐全的旧书啊)，一面又不能不承认他说的几乎都是事实……

出访、讲学，最重要的也是尊重事实。香港人最赞赏大陆的是这几个词语：实事求是，信用，开放和改革！讲到《帛画》上的“伞盖”和墓主人脚下的“方格板”的时候，我说我有个假设：“伞盖”，跟前此的楚《人物夔龙舟帛画》上的“伞盖”一样可能象征“圜天”；那“方格板”也许代表“方地”，共同标志着汉初还残存着“天圆地方”的“盖天说”宇宙模式理论。不过，“地方九则”，或分为九州、十二州，那画上却偏偏是十六格，实在找不到完善的解释。这时，刚好有一位路过“看热闹”的青年研究人员，毫不客气地插嘴说：“八”是“法地”的神秘数字(地分四面八方)，“十六”是“八”的倍数，是“四”的自乘积、不也可以象征“方地”吗？连饶先生在内，大家都很高兴，纷纷说这不失为一种解释。香港高校的一些课(包括讲座、研讨会)就是这么上的：谁都可以插嘴，怀疑，反驳，质询，补充，不管你是专家、老师或者客人。我已经好几次遭到“突然袭击”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善哉，斯言！不过还是“学而后知不足，教而后知困，是故教、学相长”说得彻底，痛快。教书不单是一种付出，而且还是一种收入。海外舆论一般以上讲台为荣。好教授必须是好研究员，好研究员却不一定是好教授。香港教授一般每周要讲十二节课(我们大约是每周六节)。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教授兼着社会学系主任和五花八门的董事、顾问、委员，但他还坚持亲自给学生上课，这不能仅以精力充沛、能者多劳来解释。中大社会学系的邝振权博士告诉我，外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最欢喜为大学一年级学生讲课，他可以放开胆子大讲自己的苦恼、探索、创获和失误，又能够从最没有成见、不怕老虎的初生犊儿的驳难和质问里汲取营养和灵感。前几年评职称时，有些没有论著的讲师闹着要停课赶论文当副教授，恐怕教育部要发给他们以“尔贝诺奖金”才能摆得平。我在中国科技大学讲《中国民族性与美学理想》时，突然有个读应用化学的毛孩子问我：世界各大文明都诞生在大河流域，也统统衰老在大河流域，这仅仅用经济决定论能不能解释？我给吓得瞠目结舌，只能结结巴巴地搪塞几句了事。还有个男孩子问我甲骨文里的“皇”字上面为什么不像太阳(案：其字仅或说为“皇”)；还有个小姑娘反驳我说，《易经》离卦属南方“火”，为什么你偏说“太阳离鸟”最早产生于东方……而他们读的专业竟都是物理、化学和生物！这样的讲课等于参加一次学术交流会、辩论会，它不但是一种劳动，而且是一种享受。我实在羡慕海内外这些活蹦乱跳的小牛犊。“海洋是没有距离的。”就有距离，他们也能跳过来，跳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