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汉学：从古典到现当代与海外华人文学
时间：2020-03-28 08:03:4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从传教士汉学到专业汉学，半个多世纪以来，加拿大汉学在教学和研究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本文取材于文字资料和原始材料，梳理了古典、现当代和华人文学的汉学家在教学和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兼及他们的简历、行状和加拿大大学东亚系（或亚洲系）的一些情况。从太平洋到大西洋，本文先评介加西的学者，然后加东，再介绍二十一世纪前后登场的新汉学家，以及华人文学研究和跨国学者的合作。作为新兴国家，加拿大的汉学尚浅，然留下的和正在进行的研究，在世界汉学之林，应占一席之位。
关键词：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古典；现当代；华人文学；跨国合作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3）3-0064-11
加拿大的汉学，可以说是由传教士奠基的。十九世纪末，加拿大教会派遣他们到中国传教，其中不少把自己的中国经历出版成书，例如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 1859-1936）的传教生活回忆，便成为加拿大人了解中国农村的一个窗口；接着，有个别传教士利用实地经验，探讨中国古代文明，例如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 1885-1957）对甲骨文的研究，成为汉学的重要著作。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汉学从传教士主导阶段进入专业汉学家阶段。1970年中加建交后，加拿大汉学家开始到中国大陆实地考察和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近年来，因为中国的迅速发展，了解中国已经不是“异国情调”，而是“需要”。汉学的地位也水涨船高，获得提升。
如果以种族来分，加拿大的汉学家有非华裔和华裔两大类。前者一般是西方人士，汉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他们取得博士学位后，在大学东亚系、亚洲系或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他们来自西方文化传统，对于中国文化（文学）的研究有别于中国本土学者的解读角度和方法。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他们的解说（有时不可避免是误读）往往能够提出新颖的观点，产生意想不到的联想和洞见。这是海外汉学之所以值得重视的关键所在。华裔汉学家，依照时序来自港台和中国大陆，他们接受西方的学术训练，受其氛围和价值观的熏陶，亦中亦西，在汉学上扮演了特殊的角色。
从1949年到1970年代末，中国大陆被铁幕封锁，在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的恶劣环境之下，学术受到极大的破坏，学者身心受到摧残。在中华文化受到如此浩劫的特殊历史时期，来自港台的华裔学者，幸而能在海外保持清醒和活力。在汉学发展史上，他们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的角色。他们既是中华文化在西方的权威传播者、阐释者、秉持者，又是培养西方汉学家（华裔和非华裔）的导师。中国文学的精粹之所以能够在海外继续发扬，他们居功不少。例如美国夏志清（1921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古典小说研究，刘若愚（1926～1986）的比较诗学研究，均是汉学中的重要基石，诗词权威叶嘉莹（1924生）培养不少研究古典诗词的汉学人才。港台华裔教授在汉学界的贡献，值得大书特书。1979年中国大陆开放后，从封闭的环境出来的学者，开始接触西方的学术界。1990年代后期，来自中国大陆的研究生在北美开始获得博士学位，个别在大学获得长期教职，成为新一代的华裔汉学家。他们的师承，直接或间接，乃是这些港台华裔汉学家。
直到1970年代末，北美汉学中的中国文学研究，几乎是古典文学的天下。一般的看法是，古典文学比现代文学优越，现代文学比当代文学优越。早期的西方汉学家，均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为职志。例如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倾力注释儒家典籍，为西方的中国经典研究，建立了严谨的文本细读和注释传统。这种研究方法，统领了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随着西方各种理论的流行，特别是语言学理论、女性主义理论、文化研究理论的应用，汉学中的古典诗词研究，才从文本阐释的侧重转而到理论角度的思考。至于当代文学引起注意，是在八十年代初。当时中国文坛解冻，流放归来的作家重新执笔，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文学杂志和文学作品，吸引了个别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
本文的资料来自几个方面：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图书馆、网络、汉学家本人提供，以及笔者在加拿大求学和教学的亲身经历。本文的重点，是俯瞰这数十年来加拿大汉学家们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因为篇幅所限，本文将不作个别作品的详细探讨，提到汉学家全名时称谓也从简。华人最先到加拿大西部，然后才向东移。以下试从加西到加东，对从事中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作简括的描述。
一、加西的汉学家们
据不完全的统计，活跃在加西的汉学家有：
（一）古典诗词：叶嘉莹及其学生们——白润德、施吉瑞、陈山木、余绮华、梁丽芳
叶嘉莹无疑是海外中国学术精神的支柱，中国古典文学的权威解释者，她是海外华裔学者的代表人物，桃李满天下。叶嘉莹生于北京，1949年随夫婿到台湾，曾任教台湾大学。1967年她到哈佛大学作为访问学者，1969年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任教，直至1989年退休。叶嘉莹在1974年首次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中国大陆。1979年开始，以南开大学为基地，几乎每年到大陆很多大学讲授诗词。1990年初，她在南开大学成立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她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退休之后，如候鸟般每年往返中加两地，夏天在温哥华时，她百忙中还讲授诗词。
叶嘉莹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化身。她解说诗词，灵活而视野开阔。她除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学养丰富之外，还善于应用西方的理论，来解说中国诗词，不单拨开了古典诗词理论中一些模糊不清以及困惑难解的学术问题，还扩大并现代化了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打通了中国古典文论与西方文论，连接了东西方诗学。她著作等身，在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都有著作出版。她的生平和论著，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对象，研究专著有十多种。2010年夏天，她的研究领域又增添了一个。她对于汪精卫以及他的诗作的研究，成书在台湾出版。早在1970年代，她细读了浩然的《艳阳天》，可说是海外详细分析浩然作品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