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姚天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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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初的一天，我在太原市北园街散步，遇见离休老画家、原太原市美术家协会主席王暗晓先生。一见面，他就对我说；“告诉你一个消息：你的老乡姚天沐不在了！”我一听颇为震惊，忙问：“消息确切吗？”他说：“确切！前几天在太原去世的。”
王暗晓先生也在北园街居住，我们平时经常见面。他早知道我与姚天沐是福建同乡，交往甚多。
我回到家，连忙给居住在省文联宿舍的姚天沐夫人去电话询问，证实姚天沐先生是患病医治无效于8月22日在山西大医院辞世的，享年85岁。我当即向姚夫人表示慰问，希望她节哀顺变，保重身体。同时，我在姚老住院期间，未能前去探望，为此表示歉意，因为我一直以为他还在北京居住，不知道他已回到太原。姚夫人说：我们惊动的人很少，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按中国民间的说法，姚老享年85岁算是高寿；但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活到百岁的（特别是艺术家）也大有人在，所以对于姚老辞世，作为同乡和朋友，我尤感痛惜！回忆我们之间以前的交往，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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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天沐先生1930年生于莆田，我1940年生于永春，家乡都在闽南，是地地道道的福建老乡。我和姚天沐先生是上个世纪70年代在运城互相认识的。
1963年我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分配到山西省运城师范学校担任语文教师。1971年夏调到运城地区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宣教办公室、文化视导组工作。有一次，省文联几位画家下来运城地区采风同时辅导群众美术活动，我参与接待。经人介绍，我认识了姚天沐先生。“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山西工作的福建人很少，特别在文化系统更是难遇。所以我们一见面倍感亲切。经交谈，得知他是在1955年从东北鲁迅艺术学院绘画系毕业分配到山西工作的，曾在太原第二师范学校当过美术教师。1956年，他就调到山西文联工作了。我们相识时，他已经发表不少画作了。他年长我10岁，参加工作和出成绩都比我早，所以我理所当然对他毕恭毕敬，言必称“老师”。但他态度友善谦和，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我也很尊重，于是我也就把他当老大哥了。
姚天沐先生在晋南有个画家朋友叫张振发，他们曾在1964年共同创作大型年画《群英赴会》，参加全国第四届美术展览，引起轰动，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恰好张振发是我在运城地区文化系统的同事，他多次对我提起过姚天沐。我从而对姚天沐的谦逊态度、绘画功夫和敬业精神有了进一步了解，也增加了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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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东南沿海侨乡分配到黄土高原山西工作，都面临一个扎根落户的问题。
1963年与我同系同届分配到山西的厦大毕业生，共有50多人，最后只留下六个人（包括我在内），其他都“孔雀东南飞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难以适应本地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
大学毕业时，我本来有条件留在福建工作，但我抱着“四海为家”的情怀，积极主动要求到北方艰苦的地方去。不过，进了娘子关以后，看到有许多起伏的山峦和纵横的沟壑，竟然只裸露石头和黄土而没有植被覆盖；接着又看到被称为“母亲河”的黄河，竟然是挟带着大量泥沙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的滚滚浊流。这些在福建侨乡看不到也想不到的自然景观，确实大大地震撼了我，使我的内心感到沉重。
在这方面，姚天沐先生为我树立了榜样，他不但很快适应这里的环境和生活，而且热爱上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三晋大地虽然没有闽南金三角的温润气候和秀丽景色，但却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资源。尤其令人向往的是，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当年分配到山西工作时，姚天沐毫无怨言。他坚信：只要奋发图强，这里照样有施展才能的天地。他的决心和意志令人佩服。
姚天沐曾经对我讲述扎根山西的一些趣事。他分配到山西以后，第一年被分配到师范学校当美术教员，第二年调到省文化局美工室，第三年调到省文联画报社。本想安定下来搞点专业，哪知又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他被说成“与右派划不清界限”，于是被下放到晋中农村去“锻炼改造”。他在劳动之余，不顾疲劳和别人的议论，拼命地画画。他走到哪里，屁股后面一群村童也跟到哪里。混熟了，孩子们编起顺口溜来逗他，一见姚天沐，就齐声喊：“老姚老姚你站站，给我画个老汉汉！”
全民炼钢时，姚天沐被当作强劳力打发到山上去背矿石。不分昼夜地连续作战，搞得他筋疲力尽。有一天，他背着矿石在山上行走，感到体力不支，便就地休息，掏出干粮充饥。不一会，忽然听见一声吆喝，他大吃一惊，抬头看时，一位气势汹汹的民兵逼近眼前。那个民兵厉声训斥他：“你这小子，我早注意你了！背矿石不够分量，又磨洋工！走！上指挥部！”姚天沐被他用枪押着，乖乖地向指挥部走去。指挥部设在一个简陋的临时搭起的席棚里。一个穿着朴素的中年农民正往外走，一见姚天沐就高声叫起来：“啊！是老姚，什么时候来的？”姚天沐定神一看，原来是县上一位有名的农业劳动模范，曾经让他画过像。老朋友相见，紧紧握手，又拉呱起来，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劳模说：“我就是指挥部的指挥。你这个秀才别再去背矿石了，就留在指挥部当参谋吧！”就这样，姚天沐由一名劳工一跃变成参谋。
这段不寻常的生活，为姚天沐以后的创作打下了雄厚的生活基础。下放结束返回省城时，他带着数不清的人物素描、水彩画和数以千计的速写，真是“满载而归”！他感到幸运，经常对人说：“我的创作所以出现新的转机，正是从下放开始的。这段生活，对我一生来说，实在太重要了！”1959年，姚天沐同一个山西姑娘结婚。这只从闽南木兰溪飞来的“南鸟”，就这样在黄土地上“筑了巢”。
对于在山西扎根安家，我也是和姚天沐先生一样，怀有坚定的决心和信心。俗话说：他乡日久亦故乡。后来我也和一位晋南姑娘结婚，成为在黄土地“筑巢的南鸟”。如今，回想起当年受的苦，不但不觉得苦，还觉得有甜有乐，韵味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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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美术家协会恢复工作以后，有着“海外关系”的姚天沐先生，在美术事业获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政治上也得到信任和重用。1980年当选为省美协副秘书长，并且光荣入党；1984年担任省美协秘书长；1988年当选为省美协副主席，并被评为国家一级美术师；1992年，被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山西省优秀文艺工作者”称号，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当选为山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同时，他还连续数届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版画家协会常务理事。
“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出身华侨家庭的我，也彻底摆脱了“海外关系”的束缚和羁绊。1979年7月，我光荣入党，而后担任了地区文化局副科长、行署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1985年4月，我从运城调到省城，担任山西省侨务办公室主任。卸任后，又担任过《山西外事与侨务》副主编、省外事侨务办公室离退休老干部党支部书记，后来还返聘担任《山西省志外事侨务志》编委。
很幸运，我的办公地点在迎泽大街国际大厦，与省文联大厦为邻。于是乎，我与姚先生的交往就多了起来。他举办画展等美术活动，都与我商讨并邀请我观赏；他出版新作或挂历，都不忘赠送一份给我。而我不仅把他当同乡、兄长和朋友，还因为他有“海外关系”而把他当作工作对象和服务对象，列为“山西侨界文化名人”。我们有什么事就互相告知，互相交流、鼓励，可以说每次接触之后，都有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都有一股向上力量在洋溢激励。
我在少年时期，对美术就很爱好。后来因为对文艺、历史更有兴趣，就放弃对美术的钻研了。但我仍然喜欢欣赏世界名画，观摩美术展览。调到省城从事侨务外事工作以后，有了一定的便利条件，我结识、交往的美术家多了，就采访和报道他们的艺术活动和成就，采访和报道的对象从中国扩展到外国。我先后在国内刊物和海外刊物报道过中国美术家力群、新加坡美术家刘炕、澳大利亚美术家姚迪雄、美国美术家丁绍光等等。我的报道得到姚天沐先生的肯定和鼓励。
对于近在咫尺的美术家姚天沐先生，我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我数次与姚先生进行深谈，对他的生平经历和创作生涯进行了解。随着对他了解的深入，我对他的敬佩之情也日益增加。积累的素材多了，我就在媒体上报道他。1992年，我在《火花》杂志第3期发表了《南鸟北巢》；2004年4月，在山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官网发表《山西侨界文化名人姚天沐》；2008年1月，又在省侨联官网发表《深情赞颂黄土高原的出色“歌手”——记著名画家姚天沐先生》；2011年11月，又在省侨联官网发表《震撼、熏染和钦佩——观摩姚天沐画展》等等。我用我的拙笔，将姚天沐先生的拼搏历程，特别是他在绘画艺术上的探索、成就和特色，向社会各界（特别是侨界）人士介绍，使人们和这位人品和作品俱佳的画家拉近了距离。说实话，我在报道他的同时，我自己也增加了对美术事业的了解，从他事迹中得到不少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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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好友，我羡慕姚天沐的幸运。他一生都得到高人指点，得到贵人提携，而没有受到小人的拨弄和作梗。十几岁时，就得到仙游籍美术大师李耕先生的教诲。在东北鲁迅艺术学院美术部学习的时候，授业的都是国内美术界享有声誉的老师。分配到山西工作后，遇到的同事都很友善，配合默契，合作愉快；遇到的领导如苏光、力群等，都是知人善任的行家高人。这对他创作道路上的进步和政治思想上的提高，都是一种正能量的输入，很有推动作用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明姚天沐为人坦诚正派，团结同志，同时谦虚谨慎，刻苦学习，容易与人相处，容易博得群众拥戴和领导赏识。作为一个“外乡人”，能够很快与群众打成一片，融入当地社会，施展自己的才华，取得骄人业绩，跟他为人有很大关系，也是值得其他“外乡人”学习借鉴的。
姚天沐的版画成就，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在国外也是很有影响的，但他原来并不搞版画。在大学里，他学的是绘画系，水彩、中国工笔花鸟、山水、人物、油画等等，样样都学过，唯独没有学过版画。他的毕业创作《草原之歌》是水彩画；1962年参加全国美展并在《美术》杂志发表的《平型关》（合作）是漆刻；1964年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并入选画册出版的《群英赴会》（合作）是年画；后来陆续在全国展览并出版的《在艰苦创业的日子》、《乘胜前进》是中国画工笔人物画。
就个人兴趣喜好而言，我更欣赏的姚天沐的版画，他的版画最能震撼我的心灵，最能够在我思想上产生共鸣。例如“文革”前创作的 《今年更比往年强》《迎春》《丰产田》《丰收喜讯》和《育种试验》，以及“文革”后创作的《满院春光》《晨曲》《山村夜色》《穿辣椒》《棉花姑娘》《枣乡之秋》，以及前些年推出的《山脊梁》和《这方土地》等等，都是十分接地气的不朽佳作。看似普通的黄土高原上的风光景色和人物活动，经过画家的概括描绘，赋予了深刻的内涵和时代精神，升华成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风格独特、韵味隽永的艺术品。观众（读者）在欣赏的同时，不禁心驰神往，将自己的情感融入作品的意境之中，热爱这片土地，以生活在这片土地为幸为荣。
苍茫的黄土地，滚滚的黄河，山坡上的羊群，苍劲的枣林，古朴的窑洞，以及包着头巾的农民……这是姚天沐版画中最常出现的场景和人物形象，也是我这只“南鸟”再熟悉不过的、在梦里无数次出现的场景和人物形象。姚天沐数十年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以农民的喜而喜乐而乐，长期地观察、提炼、概括，并深情满怀地去刻画表现，去纵情讴歌，形成了他作品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地方特色和个人风格。而我则通过姚天沐的作品，去发现美，感受美，从而爱上这片土地，毫不动摇地扎根这片土地。
我钦佩和颂扬姚天沐对人民大众的深沉热爱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钦佩和颂扬姚天沐的巨大艺术成就，钦佩和颂扬姚天沐的锲而不舍的刻苦钻研精神。作为同乡好友，我当然引以为荣；也因为身旁有一位在北方“筑巢”的学习楷模而感到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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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后代也有爱好美术的或者从事美术事业的，幸运地得到过姚天沐先生的教诲指点。
一个是定居在美国加州的我的女儿林妞。她生长在山西运城，毕业于康杰中学，赴纽约城市大学留学时攻读的是会计学，获得学位后从事的工作是生物科技企业的财会工作。但她喜欢美术，属于业余爱好者。2000年返晋探亲时曾在我的陪伴下，到省文联宿舍拜访姚天沐先生。她是我扎根山西以后，开的“花”，结的“果”。姚先生一看非常高兴，并同我们合影留念。姚先生耐心地讲述了水墨画的基本知识，并当场演示作了一幅《松鼠图》。我女儿看到姚先生气定神闲在宣纸上泼墨走笔，不一会就使一群“身轻如燕，一跃如飞”的可爱小松鼠，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高兴得不得了。回到美国后，她还经常提及这次经历，说从姚老师那里得到的艺术陶冶和美的享受，令她“永志难忘”。
另一个是我的外孙女马易尔。她也生长在运城，自小热爱美术，在康杰中学念书时就知悉姚天沐先生，内心甚为崇敬，盼望有朝一日能当面求教。2010年10月下旬，“姚天沐从艺六十年美术作品回顾展”在山西美术馆举行。当时，她正在“太原善知鸟美术学校”学习，便与几个同学前往参观。在展览大厅，她们幸运地遇见了姚天沐先生。姚先生亲自引领她们参观一些作品，畅谈创作过程和体会。姚先生还就“美术与生活的关系”等问题，对年轻学子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真知灼见，并与她们合影留念。后来马易尔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专攻美术设计，至今念念不忘姚先生的教诲，说姚先生的指教让她的“思路顿开，终生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