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花开在油麻地：曹文轩小说综论
时间：2021-02-27 07:54:1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由“鲁迅化”转向“沈从文化”
“像福克纳写约克纳帕塔法， 马尔克斯写马贡多， 莫言写高密东北乡， 曹文軒也为我们虚构了一个油麻地。”1“油麻地”这个地名第一次出现是在写于1994年的长篇小说《红瓦》中。2它本是香港的一个地名，一次偶遇使曹文轩将之作为自己乡村的命名。3这个地名的出现和反复使用意味着曹文轩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文学根据地。此前曹文轩小说中的村子有过各种各样的称呼，如白水荡、小豆村、这地方、村里等，与之对应，他的乡村叙事的主线也摇摆不定。《红瓦》之后，曹文轩找到了确定的道路，强化了个人特征，开创了后来被人们称为“新古典”“新浪漫”的风格。
《红瓦》可以视为曹文轩对自己进行调整的一个里程碑。《红瓦》前的曹文轩和《红瓦》后的曹文轩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首先体现在题材领域的缩小上。上世纪80年代，曹文轩是一个有多种可能性的作家。他尝试过都市小说的写作，如《三角地》《十一月的雨滴》，尝试过大学校园小说的写作，如《头顶，一片星空》《温暖的小溪》，还写过一些带有政治批判色彩的小说，如《叉》《苦衷》，表现基层政治生态的小说，如《判官》《芦荻秋》，当然，也写过不少乡村记忆的小说，如《绿色的栅栏》《牛桩》。在《红瓦》之后，曹文轩的小说专注于乡村题材，几乎不再涉及都市与政治批判。
其次体现在处理题材的态度由“鲁迅化”向“沈从文化”转变。在1989年出版的小说集《忧郁的田园》后记中，曹文轩声称：“在古往今来的中国人当中，我最崇拜的还是鲁迅先生。”他的早期写作是在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旗帜下进行的，他写了不少反思国民性的小说，如《网》《癖》《暮色笼罩的祠堂》《箍桶匠》等。他对乡村的态度受到鲁迅式启蒙视角的影响，对乡村的观照是精英式的，主张乡村文明向现代文明更新。在此视野中，乡村是落后的象征，需要得到拯救。出版于1991年的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是较早的“打工文学”，它描写了三个农村木匠的城市之旅，在城市的映照下，乡村生活充满灰暗和绝望的色调。在《红瓦》之后，曹文轩致力于呈现乡村的温情和美好，描画“田园牧歌”式的乡村，与沈从文对待乡村文明的态度靠拢。
最后在作品价值的评判方面，由推崇思想转变为推崇美。1980年代的曹文轩，深深陷入哲学的迷狂，在其学术性著作《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中，他专章论述了哲学根底对于文学的意义，并断言“世界文学的哲学化倾向是不可避免的”4。对于自己的小说，他觉得：“最大的不满是觉得它们缺乏哲学根底。”5这些都表明，曹文轩在早期推崇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深刻性。而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诸种言说中，曹文轩反复宣称“美的力量大于思想的力量”，这意味着他开始将“美”而不是“深刻”作为自己追求的质量指标。
由《红瓦》标志的这种转变，对曹文轩来说并不突兀，更像是一次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红瓦》之前的一些短篇小说，如《绿色的栅栏》《阿雏》《泥鳅》《田螺》，与《红瓦》是一脉相承的，都着眼于乡村少年的成长记忆，描写人与人之间微妙的情感。这些作品之前在曹文轩的写作布局中是一个部分，在《红瓦》之后，则扩展成为全体。曹文轩的这种调整应视为一个作家慢慢趋向成熟的结果，也与他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变化有关，比如1990年代初整个中国文化界对现代性的反思，1993—1994年曹文轩在日本任教的经历6等。这个过程正如葡萄酿制成酒，既有葡萄的内在规定性，也与气候及一系列发酵条件密不可分。
2002年九卷本《曹文轩文集》的编选，可视为一次作家形象的确立仪式。编者舍弃了许多早期的小说，而选入的早期小说则服务于作者一贯性形象的建立，一些枝节性的调整也服务于作者晚近的文学观。比如，出于对“美”的字面的追求，作者修改了一些小说名字，如《癖》改名为《月黑风高》《牛桩》改名为《月白风清》，还修改了一些人物名字，如《忧郁的田园》里“秀秀”改名“细茶”、《城边有家小酒店》里“康妮”改名“草菊”;出于对色彩美感的强调，作者将“绿色的栅栏”调整为“白栅栏”。这些调整显示，作者在结束早期的摇摆之后，已找到自己深信不疑的道路，且确立个人风格的标签。
《红瓦》及《红瓦》之后的曹文轩小说，如《草房子》《细米》《青铜葵花》，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美学一致性，这些作品是曹文轩小说创作的主体部分，也是最有代表性的部分。下文对曹文轩小说特点的勾勒将着重于此，同时也旁涉1980年代与“油麻地”世界一脉相承的一些短篇，以及晚近长篇小说《火印》《蜻蜓眼》《疯狗浪》。
用“人情”对抗世界的荒寒
三十多年来，很少有作家像曹文轩这样持之以恒地做感动文章。即便是本应百毒不侵的“老文青”，阅读曹文轩小说最直接的生理反应仍然可能是：落泪。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叉》使人落泪，写于2016年的《蜻蜓眼》还是使人落泪。在《红瓦》和《草房子》的后记里，曹文轩都提到了“感动”话题。使人感动的方式有很多种，而支撑曹文轩感动文章的基础是他对于“人情”的刻画。
人情与人性不同。人性是纵向的向内挖掘，是对人灵魂的拷问，而人情是横向的与他人的关系，是人的社会特征、伦理身份。人情的表达在1980年代的曹文轩小说中是一种重要的潜流，在《红瓦》之后的小说中，成为体系性特色，在晚近作品《蜻蜓眼》《疯狗浪》中，甚至具有覆盖性的重要性。
人情是曹文轩处理故事情节的一个支点。这方面的例子，1980年代的小说可以举《忧郁的田园》为例，1990年代的小说可以举《草房子》中的“秦大奶奶”一章为例。这两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和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类似，但曹文轩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忧郁的田园》写的是农村妇女细茶出轨偷情的故事，和刘恒的《伏羲伏羲》、莫言的《红高粱》等小说中的偷情故事是类似的，《伏羲伏羲》以惨烈的伦理困境收尾，《红高粱》中的偷情以杀人放火、强者得胜获得解决。而《忧郁的田园》则使偷情终止于一个富于人情化的情节上：因为婆婆半身不遂，细茶选择留下来照顾婆婆，而不是与人私奔。阻止细茶去实现自己欲望的，不是社会舆论、宗族规约、法律制裁，而是来自于她内心的那一份人情的觉醒：对一个残疾老人的同情与哀怜。《草房子》里，秦大奶奶遭遇的是现代中国历史上许多农民曾遭遇的惨烈历史：辛辛苦苦通过劳动获得的土地最终却被收归公有。这样的题材是当代许多重要小说所触及的，如柳青的《创业史》、莫言的《生死疲劳》。农民对待土地的感情是在反复的纠葛斗争中都无法磨损或抚慰的。秦大奶奶一开始也采取了死缠烂打的态度，这尖锐的矛盾最终却在你揖我让式的人情关系中解决了：秦大奶奶救起了一个落水儿童，油麻地的人们开始对她充满尊敬，而她也自动收敛了对于土地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