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文化、东方主义与叙述的模式化

摘 要：本文以海外华人文学个案为探究对象，试图从西方社会的消费文化、东方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这三个视角，扼要分析西方社会文化在海外华人文学历史面貌形态建构中的影响。

关键词：消费文化;东方主义;模式化

消费文化研究视野下的张爱玲

虽然消费文化理论入驻文学评介研究是近期热点，但消费文化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伴随着西方现代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中国社会，中国文学在显现出启蒙和民主等一系列现代化主题外，也匿藏了消费文化因素。如果说鸳鸯蝴蝶派套用固定文学模式的批量化生产以及张恨水根据读者来信修改作品情节的写作方式，还仅是懵懂的以受众为中心的原初消费观写作，那么从消费文化视角对张爱玲进行重新审视，则可考察消费文化观念在更为广泛和深刻意义上对华文文学的影响。

张爱玲离开大陆前的写作便透露出市场化写作的端倪：她的“趁早成名”理论，她有意在针对上海读者创作的小说集《传奇》里添加的容易为老派文人接受的旧上海气息，以及她在成名初期用英文写成的充满中国趣味的文章，都显示了敏锐的面向市场写作的能力。至新中国成立后，张爱玲于1952年赴香港，任职于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秧歌》和《赤地之恋》正是在美新闻署授权下写作而成。学界对这两本书的评价多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两部作品是受美国“绿背文学”影响的典型产物，作品文学成色不佳，因为“在‘绿背浪潮’的冲击下，作家们不但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失去创作的冲劲，写出来的作品，多数因过分重视思想性而缺乏艺术魅力”①。关于《赤地之恋》，张爱玲在晚年曾对赴美采访她的水晶承认：“《赤地之恋》是在‘授权’(commissioned)的情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的呢？”②但对于同样是被授权的《秧歌》③，张爱玲自始至终视为自己的得意之作，不仅未像《赤地之恋》一样主动承认授权一事，还颇自信地将书稿寄送给时已赴美国的胡适审阅，并获得胡适的认可④。

《秧歌》描写了土改后的江南农村社会，即1950年至1952年，故事发生在上海的一个周边村落，不仅概述了中国农村的面貌，展现了中国农民的生活状态，还特别描述了土地政策在农村引起的变化。张爱玲在小说的“跋”中称：“《秧歌》里面的人物虽然都是虚构的，事情却都是有根据的。”⑤ 张爱玲指称的“根据”是她在“三反”运动中见到了登载于当时《人民文学》中的一份自我检讨。这份检讨的作者提到：他在华北某农村工作时，当地农民聚众抢粮，受到镇压，当时一位指挥开枪的老干部对他说：我们失败了。⑥解说作品素材出处的文字，张爱玲在《张爱玲短篇小说集》“自序”中也出现过：“（《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中的故事）内容我自己看看，实在有些惶愧，但是我总认为这些故事本身值得一写的，可惜被我写坏了。”⑦这是张爱玲关于现实和创作之间关系的表述，故事的精彩源自现实，真实是创作成功的基础。所以张爱玲强调《秧歌》的事实根据绝非她为授权一事的推脱，而是《秧歌》故事梗概中潜藏的关于理想主义在现实中的幻灭、关于现实是如何违背了理想的意愿，以及其中堆塞的大大小小的苦痛，都是张爱玲借以探索人性深度、解构人世复杂的绝好题材。而《秧歌》题材本身暗藏的迎合西方对正处剧烈变革中的中国的模式化想象，不仅成全了《秧歌》在保存文学性的同时符合了美新闻署的要求，也埋下了张爱玲赴美后创作转向的伏线。

张爱玲自1955年赴美后，陆续将旧作改写翻译为英文，如 《等》、 《秧歌》、《怨女》、《色•戒》、《五四遗事》、《桂花蒸 阿小悲秋》等。其中，张爱玲对《怨女》的英文改写非常有信心：一方面《怨女》的前身《金锁记》在大陆给张爱玲带来极大声誉，《怨女》的翻译改写凝聚了她想要复制自己成功人生经验的初衷；而另一方面，张爱玲潜意识应当察觉到《怨女》中关于中国旧式家庭的描写，精致又充满心机的中国女人的勾心斗角，情感的乱伦与亲情的扭曲等各种因素，正迎合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窥视心态，也迎合了他们对中国的想象。以此线索观之其他改写翻译的文章，如：描写“五四”时期一夫多妻事件的《五四遗事》，“反五四”的叙述方式被新时期一夫多妻的中国式情欲所掩盖；以国共破裂时期作为叙事背景的《色•戒》，借用汉奸与美女的故事框架容纳了阴谋、私情，旧上海的色调和敏感的政治背景，这些形成了漂浮在文本表面的吸引力；讲述任职外国男性家中的中国女佣阿小一天经历的《桂花蒸 阿小悲秋》，绵长的文字里隐含了最初的中西文化碰撞，而对阿小角色的设定，无意中迎合了西方读者的好奇心。张爱玲在创作《桂花蒸 阿小悲秋》时当然并没有以供猎奇消遣的想法，但当她在挑选将何种旧作翻译改写为英文时，西方读者对中国形象的阅读期待成为张爱玲挑选的首要标准。

除了旧作译英，张爱玲还试图用英文写作《张学良传》，为此她曾来台湾、香港地区收集相关资料。可惜后期生活的动荡不安使张爱玲的创作大受影响，此书仅有60多页的存稿。向来对政治和历史兴致缺乏的张爱玲为何将张学良作为创作题材？除此之外，张爱玲还创作了近似自传体的中文小说《小团圆》。《小团圆》同张爱玲以往中文创作极大的不同是她毫不忌讳地描写了身体感受与性爱细节。而对母亲这个西化的美妇人的描写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里面。这些叙事的大胆突破又是因为什么呢？同样属于后期作品的《同学少年都不贱》也掺杂了大量政治话语，“《都不贱》却热衷政治，不仅有左派女学者、左派女作家，连中国大陆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也给扯了进来，完全背离了自己早年的创作初衷。她早期写婚恋、写情欲，但不写性交，但本篇则大写性交”⑧。

这些叙事转变与创作突破被部分论者定性为张爱玲的堕落，认为是张爱玲有意迎合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作法。但张爱玲作为一个青年时期在国内成熟且到达顶峰的作家，她在赴美前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写作理念。加上张爱玲对自身的文学成就很自信，她深知自己的一切细节都会被后人玩赏和重新评论，赴美后甚至将与友人交流的书信都留底稿以便身后结集。夏志清也曾提到“张爱玲去世前几个月给我写了最后一封长信，哀叹老年孤独生活的不易和对文学的依恋”⑨。如果只为了书本的销售，张爱玲应当不会作此妥协。此外，张爱玲创作的英文作品《易经》和《雷峰塔》是英文版自传，而前两部作品出版受挫是张爱玲转而用中文创作自传性小说《小团圆》的契机。对此，止庵提道：“在1975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简介》里，收录了一篇张爱玲写的《自白》。张爱玲提到，这两部小说被退稿，是因为‘此间的出版商似乎对那两本小说中的人物不太满意，甚至觉得非常乏味。Knopf的一位编辑写道，如果之前的情况果真如此，后来的共产社会实际上就是解放。’由此可见，《雷峰塔》和《易经》被退稿，原因之一是不符合当时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基于这种意识形态，美国的编辑认为中国发生革命、共产党获胜是个悲剧。而张爱玲的小说对这之前旧中国的描写，却颠覆了这一认识。由此也可以看出，张爱玲写《雷峰塔》和《易经》，并没有去迎合美国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B10沈双也认为“中文版《小团圆》和新近出版的英文版《雷峰塔》都是不成功的商业运作，起码它们的商业价值在作者生前都没有实现。所以先不该简单地把《雷峰塔》看成是张试图取悦于西方读者的又一例证”B11。但张学良身上凝聚的国共合作历史时刻见证人和推动者的重大意义，以及其在美国避难的特殊情况，确实迎合西方读者的兴趣；而中文文本中对政治的涉猎和身体欲望的叙述，又着实暗合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

文学理念的个人立场与文本形式的消费叙事痕迹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正彰显了身处西方强势文化国度的张爱玲，在消费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下对自我创作的调整。张爱玲若即若离的迎合态度预言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作家经历了“转型”和消费社会后，尝试用“消费之道”来响应和解答有关“东方主义”的细节。

地母形象的当代美国形态及其变体

张爱玲赴美后的写作包括文本的重新创作和中文作品的英文译介，其中较为特别的是《桂花蒸 阿小悲秋》，即创作初始的纯文学理念与后期译介时展现的消费文化叙事特性。换言之，小说故事情节设置暗合了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而另一方面小说也展现了张爱玲作品中的“地母精神”。“地母精神”一说，先有张爱玲在散文《谈女人》中提到地母娘娘，并以此为自己的信仰：“像大部分所谓智识分子一样，我也很愿意相信宗教而不能够相信，如果有那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尼尔《大神勃朗》一剧中的地母娘娘。”B12后有论者对此有过分析，比如余玲在《论张爱玲创作中的“地母精神”》B13中归纳其创作中的地母形象；季红真在一篇比较张爱玲和萧红的论文里，提到张爱玲创作理念中对于母性精神的呼唤，并以《桂花蒸 阿小悲秋》来作注解B14；水晶也为阿小维护主人哥儿达时表现的强烈母性所感动B15；邵迎建则继承了水晶对阿小母性的肯定，从男女性差的角度归纳出阿小对男性宽容的母性力量B16。时间流逝到20世纪末，同样身处美国的严歌苓也创造了大量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这些中国女性从张爱玲的旧上海来到新鲜的美国，不同的是仍然怀揣着满满的母性。例如曾获台湾《中央日报》第三届文学奖短篇小说一等奖、其改编电影获亚太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的《少女小渔》，主人公小渔是典型的东方女性代表，严歌苓几乎在她身上赋予了所有东方女性的优点，她像是大地之母，以女性的柔韧与宽大在异国的土地包容和抚慰自己的中国男友及仅是交易关系的异国老人。

宋微在《人在边缘论严歌苓旅外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一文中说道，“严歌苓笔下的小渔是那么善良、无私。她从来不知道如何去拒绝别人，也不知道如何反驳别人。她总是替别人着想……小渔的善良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是她性格中的弱点。恰恰相反正是这种善良遮掩了这桩交易的丑陋，也是这种善良最终打动了老头的心灵”B17。沈红芳也注意到小渔的柔性特质：“屈辱而备受伤害的小渔还是不改她纯真善良的品格。她压下自己心里的委屈而抚慰江伟,同时毫无怨言地尽最大努力来照顾中风的洋老头。”B18与《少女小渔》类似的女性形象还包括了《扶桑》中总是逆来顺受、不断退让与容忍的扶桑，《小姨多鹤》里大大咧咧却无私地承担一切、不求回报的小环，《一个女人的史诗》中对丈夫无限包容、无尽崇拜的田苏菲；《第九个寡妇》里仁爱宽厚、包容一切的王葡萄等。李培在《雌性的魁惑试析严歌苓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独特内涵》一文里，用雌性来概括严歌苓的女性形象：“她的小说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 除了特异的形式，内容上关于雌性概念的阐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她曾对‘雌性’做过这样的解释(‘它包含女性的社会学层次的意义, 但更含有的是生物学, 生态学, 以及人类学的意义, 把女性写成雌性, 这个容纳是大得多, 也本质得多了’）。”B19李培的“雌性”说虽然将“母性”置于雌性的表层，通观全文，雌性仍旧不脱张爱玲地母的特质与内涵。

事实上，严歌苓雌性十足的小渔与张爱玲柔韧的地母阿小有着许多共同点，比如都承担着给自己增添负担的男性中国伴侣的责任，都对自己暂时依附的异国男性具有极强的容纳性，甚至带着母性的眼光来呵护，阿小在旧上海琐碎绵长的一天，则被置换成小渔在美国的细小恒常的每一天。但相似的人物塑造和雷同的情节设置所带来的熟悉感，更加凸显了张爱玲和严歌苓之间的距离。张爱玲《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的阿小聚焦了所有视线，她的小心思，她的小尊严，她的小烦恼，她的小怜爱，起起伏伏的思绪布满了故事的每个细节：张爱玲的阿小是中国文化中一个丰满而生动的个体。严歌苓《少女小渔》里的小渔则更多地担任了展窗作用，我们透过她看到了在异国徘徊于主流社会外的中国男性的懦弱，看到了相异文化的老人在小渔东方女性特质的包容关怀下产生的向上的改变，看到了我们的民族特征在西方文化中的优势，甚至隐约展望了东方文化对西方文明的纠正与补充：小渔的扁平更像是东方文化的符号特征对自有文化本质的挖掘向文化特质符号化的转变，正是当代西方主流国家海外华文文学的特点。

小渔人物形象深度的缺失，是因为作者在创作时将注意力放在了如何塑造出一个最具中国女性传统美德的人物形象上，即塑造一个为美国人所认同，符合美国人审美预见的中国女性符号。不难理解严歌苓笔下反复出现的那些嫁给已在西方立足的中国男人的女人，她们都呈现出对自己儿子近乎乱伦的母爱，如《红罗裙》中嫁给在美国立足了的七十多岁的中国老人，并且在这个家庭里上映了美国版《雷雨》的海云。而同繁漪强烈到窒息的女性欲望不同，《红罗裙》的女主人有着变态的母性，出嫁的行为只是为了让儿子健将的前途能够被国内的亲戚所艳羡。《约会》中的母亲吴娟则是感情上彻底的母子乱伦，这种情感连儿子也暗暗的回应了。严歌苓丝毫不避讳这些禁忌的情感，甚至用细腻的笔法和明确的叙事勾勒着混乱的情感。乱伦题材并非禁区，张爱玲的《心经》也是同样的题材，甚至还坐实了父女乱伦的实质，但张爱玲营造的氛围却是净洁的，人性的深度从一个异常的角度出发展露在读者眼前，震撼我们的不是故事的奇情，而是陡然暴露的、隐藏在我们血液深处的隐秘。反观之，严歌苓的叙事方式却带来猎奇的阅读感受。归其原因是严歌苓非常在意故事的叙述，她对讲故事的兴趣大过其它。

作者创作重心的不同本是常有之事，只是考虑到严歌苓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的身份，对这种偏好的探究追寻便有了意义。赵毅衡关于海外作家的创作有个实在而本质的总结：“不是中国文学需要海外作家的写作，而是海外作家自己需要写作才能生存下去。”B20正是这种需要使海外作家的创作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西方市场的要求。就严歌苓而言，身处北美这个事实使西方中心主义与东方学成为研究严歌苓的有效切入口。在《东方学》一书里，“萨义德为我们构设了西方对东方乃至世界文化殖民、文化改造、文化仿写、文化拟真的全历程；而西方对东方的固定想象，那些东方专制、极权和落后构成斑驳破烂的画面需要主人去修复，这个主人理所当然是西方，他们负责传播西方文明和自由的重大使命。东方主义就是这样在西方成为一门显学；更重要的是，观看和赏玩东方也是西方的‘东方主义’核心。19世纪以来，东方总是保持着距离，从不介入其中，用其感受力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东方，从而得到‘怪异的快乐’，东方成了西方观看怪异性乐趣活生生的话剧舞台。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回到世界文化生活秩序里时，也回到了西方预设的‘东方主义’流里”B21。从这一视角出发便会察觉严歌苓对故事叙述的侧重，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读者的需要：故事相对于隐含其中的事实深度，当然更容易被异国文化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严歌苓与张爱玲，则会进一步理解海外华文文学的当代面貌由何而来。张爱玲赴美时已经成名，她在美国的期望是要重复此前的人生经历，加上创作风格业已定型，美国社会的消费文化对张爱玲的影响不能造成其文学创作的根本转变。而严歌苓赴美时仅仅在中国大陆文坛初出茅庐，美国才是严歌苓创作的成熟定型期。开放心态下的严歌苓或多或少都会主动适应美国的文化和社会，而不自觉地陷入东方主义的认同误区。

身处西方国家的海外华文作家创作的题材选择，不同程度上都会被认为有迎合东方主义以便被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接受之嫌，当然并不排除部分作家，如周冰心在《迎合西方全球化想象的“东方主义”近年来海外“中国语境”小说研究》一文中提到的“中国作家就尝试用‘消费之道’来响应和解答有关‘东方主义’的细节，其中，女作家虹影、卫慧就是其中最得领会者”B22。不过无论是无意陷入“东方主义”认同误区，抑或刻意用消费文化叙事策略响应“东方主义”，我们应当警惕的是在此大环境下，海外华文文学本身会陷入僵化与模式化的情况。

当前海外华人文学中的模式化叙述

关于模式化，我想先介绍华裔文学的“蝴蝶夫人”母题研究。在西方文化中，蝴蝶夫人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文学母题，自洛帝的《菊子夫人》始，各种西方文学形式都在重新演绎西方男子与东方女子的爱情浪漫传奇：普契尼歌剧版的《蝴蝶夫人》讲述了美国海军军官赴日时与当地日本女子的一段情事；黄哲伦的《蝴蝶君》则编排了一出法国外交官和中国京剧名伶难以置信的爱情韵事；波布利尔和宋柏格的《西贡小姐》宛如蝴蝶夫人在越南的复活；此后还有华裔欧亚作家华坦纳创作的蝴蝶故事的另一重要版本《日本夜莺》。而自电影工业诞生后，蝴蝶夫人的故事更频繁搬上银幕。学者林英敏在条分缕析了“蝴蝶夫人”这个母题的历史脉络后，找出了蝴蝶图像如何成为了“殖民式的/帝国主义式的图像”B23：蝴蝶夫人形象的符号化与相关故事的模式化叙述，是强势西方对弱势东方的僵化想象，此一想象的元素囊括了分属不同文化的男女相恋情节；东方女性（或近似女性角色的男旦）角色具备的服从与牺牲特质以及依附于异质文化的可供玩赏、消遣性；西方男性的猎奇心态与随时回归母体文化的特权。

若将这种思路对照当前西方社会华文文学，便会发现也相当适用。也就是说，当前海外华文文学呈现的模式化叙事与西方文化中对蝴蝶夫人的图像化与模式化过程，恰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正如西方中心主义与东方主义的关系。周冰心以东方主义理论为支撑、将近年来海外“中国语境”小说分为：“操纵这些文本的作家，一些多是从中国大陆出去的，急需向西方世界自由表达‘中国经验’和看到的权利阴影；另外一些则是深谙全球化消费主义之道，懂得将中国‘东方主义’神秘之道推销给西方；还有一些海外‘中国语境’很难定位，但又都可以在他们小说文本里明显感受到强烈的‘东方主义’气息，涉及的普遍经验多在中共可以容忍的范围内”B24三个类别，由此我们也可推断出在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和消费文化交互影响下的当前华人文学的模式化类型。

首先，在时间选择上，西方世界对“中国经验”的窥视心态使海外华人作家在创作时多将“文革”当作故事的叙事中心或故事背景。如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便是一部“文革忏悔自省书”，书中主人公集造反派、受迫害者与旁观者三种身份于一体，多层面描摹了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为西方社会无限好奇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旅居英国的华人作者虹影在文坛获一席之地的自传性小说《饥饿的女儿》，将追寻自己的身世作为行文主线，在类似侦探小说路数的故事架构中，容纳了父母辈的乱伦隐情以及女性早熟的性经验，特别是“文革”经验交织在童年回忆里，用儿童的视角凸显“文革”的荒诞；张戎以张家三代女人的人生经历为主线构成宏大叙事的作品《鸿》，历数了中国20世纪的沧桑巨变，“文革”自然也是其不会错过的写作背景；严歌苓的《穗子物语》则用一个个与“文革”相关的事件为材料，以穗子不断改变的、由孩童成长为成人的动态视角，勾勒了“文革”及其随时间变迁的影响；还有戴思杰的《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哈金的《等待》、程抱一的《天一言》、山飒的《围棋少女》等，或将“文革”作为故事的背景加以渲染，或将“文革”作为叙述的主体，都将“文革”这个历史时间化为呈现中国奇特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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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空间选择上，为西方世界熟知的上海往往成为海外华人作家青睐的地点背景。这个曾经作为东方巴黎的城市，在历史上聚焦了西方视线，匿藏了中国近代历史的缩影。以虹影创作的《上海王》为例，虹影不仅借用了上海这个城市本身具备的现代性、殖民色彩的符号特征，还渲染了近代上海充满传奇、暴力、情欲色彩的帮派社会史，演绎了一出极具中国风情又凸显中国女性民族气质的叫座好戏。而旅加华人作家张翎首部风格成熟、炫人耳目的作品是一部名为《上海小姐》的长篇小说。主人公来自上海、且为上海滩闻名遐迩的大亨孙三圆外孙女的身份，埋下了小说传奇色彩的伏笔，而对海外生活的描写则交缠在关于离去的上海、以及老式生活情调的怀旧叙述，这种行文方式赋予了小说传统与现代结合的风格，而熟悉与陌生的交错既迎合了西方读者的兴趣，又清扫了文化指认的隔膜。

最后是在情节设置上，海外华人作家倾向于描写中西方的联姻。不可否认，将两种异质文化作比较最直接的方式便是置于同一屋檐，但相对华裔作家通常青睐的以父子矛盾展现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母题，海外华人作家笔下强势的西方男子同温柔娴淑的东方女子的联姻行为，怎么看都带着轻车熟路、取其所好的惯性行为。而在人物形象上，东方女子被放大到极限的民族特质：温顺的、宽容的、能包容一切的女性形象与东方男子郁郁不得志或极度潦倒的形象，抑或是业已扎根西方社会中层的中国男性的夸张自私与不近人情的形象，几近成为符号，散落在文本的各个角落。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严歌苓的小说《魔旦》，在这个侦探化、神秘化、时空置换之后的《蝴蝶君》故事里，带着中国女性柔美气质的男性形象，不仅迎合了西方读者的猎奇心态，还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京剧引入了海外华文的创作领域。她的另一部作品《太平洋探戈》，延续了《魔旦》模式，不同的是来自东方的女性承载着杂技这个传统技艺。这些中国民间艺术符号化的塑造，也许拓展了新的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领域，这也需要获得时间的充分验证。

注释：

①刘以鬯：《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学》，《刘以鬯卷》，香港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61-371页。

②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大地出版社（台北）1973年版，第27页。

③据台湾作家陈若曦回忆：当时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卡锡曾告诉她，张爱玲的两部小说是在他们的授意下面壁虚构的（见陈子善编著《私语张爱玲》，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④胡适1955年对《秧歌》评价：“此书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书名大可以题作‘饿’字写的真细致，忠厚，可以说是写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我读的中国文艺作品，此书当然是最好的了。”见胡适《秧歌》序，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

⑤张爱玲：《秧歌》，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

⑥赵稀方：《也说〈秧歌〉与〈赤地之恋〉》，《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2期。

⑦张爱玲著，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张爱玲短篇小说集〉自序》，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64页。

⑧袁良骏：《张爱玲小说的巅峰与陌路》，《南通大学学报》2010年7月。

⑨柴胡：《张爱玲在美国的艰难岁月》，《都市文化报》，2006年11月24日。

⑩止庵：《关于张爱玲答〈南方都市报〉记者问》，《南方都市报》，2010年10月5日。

B11沈双：《张爱玲的英文:不读就不明白她如何植根中国人社会》，《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7月8日。

B12张爱玲著，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谈女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

B13余玲：《论张爱玲创作中的“地母精神”》，《宜宾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

B14季红真：《萧红与张爱玲之比较以女性主义视角》，《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B15水晶：《替张爱玲补妆》，《在星群里也放光我吟〈桂花蒸 阿小悲秋〉》，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B16邵迎建：《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张爱玲的文学》，《阿小与哥儿达〈桂花蒸 阿小悲秋〉》，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B17宋微：《人在边缘论严歌苓旅外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职大学报》2005年第3期。

B18沈红芳：《在苦难中升腾论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当代文坛》2008年第5期。

B19李培：《雌性的魁惑试析严歌苓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独特内涵》，《华文文学》2004年第6期。

B20赵毅衡：《流外丧志关于海外大陆小说的几点观察》，《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1期。

B21B22B24周冰心：《迎合西方全球化想象的“东方主义”近年来海外“中国语境”小说研究》，《华文文学》2006年第1期。

B23林英敏：《蝴蝶图像的起源》，《再现政治与华裔美国文学》，单德兴译，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6年版。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10JZD0010）

责任编辑 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