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史的视角看待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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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 历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李良玉史学文存》是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良玉教授的又一新作，是作者所著论文的合集，收录了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当代史、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等领域的40余篇学术论文、讲话以及关于博士生教育的文稿。这些文章涉猎面广，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待历史问题。
关键词： 李良玉； 思想史； 研究视角； 史料； 博士生教育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04（2011）04-0044-03收稿日期： 2011-03-16
作者简介：赵筱侠，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
①本文中所有引文均出自《李良玉史学文存》，下文不一一列出。
在史学研究中，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更新，值得重视。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良玉教授的新作《李良玉史学文存》（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是从思想史视角研究历史的力作。
《李良玉史学文存》（以下简称《文存》）一书是作者所著论文的合集，收录了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当代史、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等领域的40余篇学术论文、讲话以及关于博士生教育的文稿。该书的编排体例十分考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学术文稿，包括“论稿”、“思想史文论”、“综述与书评”三个栏目；文化散论，收录了李教授14篇讨论当代文化问题的文稿；研究生教育文稿，包括“学术评语选”、“博士生文稿批语”、“博士生课外讲习录”、“博士论文与著作介绍”四个栏目。该书所收录的文稿涉猎广泛，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从思想史的视角看待历史问题。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李教授辛勤耕耘的领域之一。早在1998年，李教授就先后发表三篇文章分别论述了思想的意义、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他指出，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对象是理论、理论的衍变和发展以及社会思潮。具体来说，思想史研究应该包括科学人文、宗教思想与哲学、政治思想、民众意识与思想以及其他专题思想五类内容。对于如何研究思想史，作者提倡对验证、对比、解读、多思、多读、求是这六种研究方法进行综合运用。
潜心于学术的治学经历砥砺了李教授高度的洞察力和理解力。他总能看到事物最根本的特质，并能用最简练的语言提出准确的定义。比如，李良玉教授开辟了宗教学研究专栏，他提出了“宗教的知识面”的概念，他认为宗教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宗教典章与文献”、“宗教观念、思想、艺术与仪规”、“宗教寺院、团体、刊物与宣传品”、“宗教事件、人物及其事迹与著述”、“宗教的社会功能”、“中外宗教文化对比与交流”、“宗教学研究史与宗教学专家”、“宗教管理政策”【sup】【/sup】①。这个概念是关于宗教学研究对象的全面表述。
皖江地区蕴含丰富的文化遗存，李教授明确指出皖江文化是“拥有皖文化的传统遗存和近代特色的长江安徽段流域文化”，对于皖江文化的特点，他主张从历史分期的角度去认识，并根据文化的发生力、能量、延续力以及影响力大小的不同将文化划分为四个时期，即文化的涵养期、生长期、转型期和创新期。这种以思想史的研究视角，区分历史分期以观研究对象的方法，不仅体现出皖江文化有别于其他的区域文化，而且也呈现出此一时期的皖江文化与彼一时期的不同；不仅将皖江文化的特色更加完整、清晰地呈现出来，同时也动态地展现了皖江文化的发展历程。
李教授对土司问题的看法相当精彩。他将土司制度视为一种文化，认为土司是“特定民族、特定地区、特定时代的政治符号、经济符号、文化符号、阶级符号、社会符号和历史符号”。这一定义超越了土司问题本身，从思想史的视角去审视土司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现象，摆脱了将土司制度仅仅理解为阶级问题，或者仅仅理解为文物遗产、建筑遗址、风俗遗存问题的局限。通过这一定义去了解土司，能够看到土司时代的整体社会面貌。
李教授还将“合法性”概念引入历史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政治合法性”概念。他认为，所谓政治合法性是指“具有政治内容的某项社会事物由于自身发展所显示的公平、效率与正当性质，在事实、价值和秩序的诸多层面与公众的现实需要与心理认同之间相互关联的程度”。
过去，戊戌变法被学界定性为“一场改良主义的运动”，而李教授从解读改良主义的概念入手，认为用改良主义这个概念来定性戊戌变法“是不太准确的”，因为戊戌变法“改革的深刻革命性，改革的震撼力，改革的空前时代意义，绝不是一个改良主义的概念所能够包含的”。根据程度的深浅，改革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在现实的框架中为消除弊端所进行的枝节性的政策调整的局部改革；二是针对出现的比较严重的局面所实行的带有通盘性的政策调整的革新性改革；三是在传统体制的政治保守性尚未充分暴露的情况下，对现行制度或政策所做的超前性的战略改变，这是一种带有革命性的根本改革。李教授认为戊戌变法是一种“在出现了严重状况，主张通盘政策调整，又带有革命性革新的改革”，“属于第二种改革，又稍带有第三种改革的性质”，他认为戊戌变法是“科举知识分子激进派所掀起的一场激进改革”。基于这个认识，李教授认为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内容和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尖锐矛盾”。他运用政治合法性的四项指标分别比照戊戌变法与晚清政权，认为“顽固势力血腥镇压了戊戌变法，从根本上瓦解了大清王朝的政治合法性”，所以，“从政治合法性的角度看，事实上，中国延续了2 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制，随着戊戌政变而使变法运动失败，已经结束了”。这种观点，着实让人耳目一新。
历史研究要求史家必须具备史料学功底。李教授治史，一再强调研究历史要“以真实为原则，以事实为基础，以材料为根据”，坚持“论从史料出”。他运用大量党的重要文献及丰富的报刊资料，并根据亲身经历，剖析了1976年南京三·二九运动爆发的深层原因，揭示了它的必然性。他通过总结多年的研究经验所写的《报刊史研究与报刊资料的史学利用》一文，对如何应用、考证、校勘报刊资料进行了全面阐述，只有用心思考和体会，才能领会其中的奥妙所在。
创新性是学术研究和学术著作的基本要求。史学研究的创新性，不仅体现在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或研究课题上，也体现在通过挖掘新材料或对资料作出具有科学依据的新解释，从而得出新的认识或是对现有学术成果作出根本性的订正上。对已知史料能否作出新的解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看待问题的角度，即研究视角的转变。
对传统伦理的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历史特征。李教授在充分肯定五四运动“为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换提供了一种批判性思维”这一历史意义后，出其不意地指出要超越“五四”对传统的批判，认为“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并不是绝对的，在适当的条件下，它们可以达成谅解，实现沟通”，基于这种认识，应该“超越五四对传统的批判，从悠久的文化资源中，寻求实现价值转换的可能”，要保持和弘扬传统文化，这样我们才能“面向世界而不丧失自我，继承传统而非食古不化，坚持真理而能容忍异端，努力创新而又善于改良”。这不仅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博大胸襟，亦是作者对当今文化发展的殷切希望。
农业现代化的研究历来是学界所关注的焦点，如何寻找到一条成功的农业现代化途径，也是一直以来困扰学界的问题。李教授联系中国农业发展的实际问题，抛开表面现象，考察三农问题的本质，提出了发展农业的四项指标，即科技农业、生态农业、集约化农业和幸福农业，为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参考。对社会阶层的划分，李教授亦不拘陈说。他指出，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发展是导致社会分层的最初动力，所以讨论社会分层问题，应该将“过去长期没有解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剥削、允许剥削，保护和限制合法剥削，坚决打击非法剥削的问题”纳入考虑范围，并指出研究社会阶层的根本意义在于解决或控制日益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问题，这就摆脱了就事论事的局限。
学术评论的能力是史学工作者研究能力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文存》有一栏目为“学术评语选”，收录的是李教授对学术论文的评审意见，各篇的篇幅不长，却能精到地指出论文的优点、缺陷并给出纠正方法。
一位真正的学者，应该具有精湛的才识、明澈的感悟力、独到的观察力和深邃的理解力。李教授不拘于陈说，在多个研究领域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这些新观点、新看法立论公允，言之有据，令读者耳目一新而又心悦诚服。
在多年的史学研究中，李教授欣赏到了历史的美。他认为，历史学是一种美学，是真实性、经验性和审美性的统一；而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重现历史的美感。他号召史学工作者要“不断排除世俗的干扰，不断启发自己的真知和良能，为人类奉献自己的美好篇章”。
李教授的史学造诣，还体现在他常常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高瞻远瞩地提出一些学术问题。比如，早在2002年，他就在“东南地区社会变迁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议上指出，把区域研究与现代化研究结合起来，“是对过去长期流行的对近代社会一刀切的社会性质论的一个反驳”，“必将从根本上打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对我们研究思路的束缚”，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
一个真正的思想家，总是能够不断地进行思考与反思，以省自身；一位真正的学者，不仅能着眼于自己的研究领域，更能坚持学以致用，服务社会。早在20世纪末，李教授就回顾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他指出，20世纪既是一个人类浩劫的时代，又是一个艰难求索的时代，也是一个收获的时代。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里，殖民主义、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三种西方文化推动了中国社会革命和改良运动的交叉进行，促使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他认为近代中国提供给我们的重要经验是“缺乏政治改良的传统”，而在新世纪，社会改良和改革是绕不开的话题。李教授认为“改良并不等于懦弱”，因为成功的改良是“以较小的代价换取实质性的转变”，所以在新的千年里，我们应该“研究社会改良，研究如何开发制度资源”，应该“千方百计地培育社会改良的道德基础，提高社会改良的艺术水平，不断改良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所有可以改良的社会问题”。
李教授的教育观和教学方法在本书中亦有体现，“学术评语选”、“博士生文稿批语”、“博士生课外讲习录”和“博士论文与著作介绍”四个栏目的内容集中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方法和成果。
“博士生文稿批语”是本书的又一大亮点。这些文稿批语是李教授在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给学生的评语以及与学生的通信、谈话，在《李良玉历史研究与教育文选》、《李良玉史学文选》两本著作中，已经有大约24万字发表，《文存》发表文稿批语有16万多字。作者在该书“后记”中说，还有相当数量的博士生文稿批语没有发表。这些批语记录了李教授培养学生的过程，体现了作者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在教育史上具有极高的价值。批语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编排的，但是细心的读者若把对某一位同学的批语集中起来，仔细研读，就会从中看出许多东西。比如，如何根据已掌握的材料来构建思路和框架，如何吃透材料提炼或证实论点，如何使文章符合学术规范的要求，如何进行理论提炼来提高论文的学术档次，等等。这些批语往往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要害，从而打通思维脉络，使读者有豁然开朗之感。李教授就像是一位高明的医生，专治论文的疑难杂症。从李门弟子的论文选题可以看出，他们的论文可谓“五花八门”，涉及历史、政治、经济、教育、人类、社会、宗教、旅游等多种学科，李教授一人指导如此多学科的研究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反映出他驾驭多学科的学术能力。李教授在学习上对待学生是严肃认真，甚至是有些“不近人情”的，但是在生活中却是和蔼慈祥的，他对学生的关心无微不至，经常提醒学生在做好研究的同时要注意健康体魄的锻炼和保持，经常教导学生要“虚心求教，专心读书，用心做事，诚心待人”。
读罢本书，笔者有一种深深的感触：李教授的文章是用思想写出来的，篇篇文章以鲜明的理论观点为核心，详尽的史料证实为基础，视野开阔，显示了作者全新的历史观念；李教授的文章也是用心写出来的，他的文章紧密围绕社会现实问题，文思纵横，犀利深刻，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忧思。这颗心是每位学者和教育工作者都应该拥有的良心。（责任编辑 赵文青）
Historical Research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A Reading of Li Liangyu AnthologyZhao Xiaoxia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Abstract: Li Liangyu Anthology is a new book by Nanjing University history Professor Li Liangyu. This anthology collects over 40 academic papers, speeches and articles of his on moder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hinese contemporary history,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cultural history, doctoral education, etc. These writings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 that is, history is seen from the angl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Key words: Li Liangyu intellectual history perspective historical data doctoral 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