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消失的单行道

我想起圣经里的一段话: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

2000年的1月,寒冷的冬天仍在延续……此时, “90年代诗歌”论争已不知不觉持续了十年之久。王家新和孙文波编选的涉及三十八篇文章和三篇附录的《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因为过于强烈的“知识分子”立场和对“民间”写作的排斥,甫一出版即掀起轩然大波,甚至时至今日仍有诗人对此耿耿于怀。但是我想《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的意义在于诗人和评论家认真的小结和反思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的特性和转变,对后来者研究这一时期的诗歌提供了很好的平台。然而2000年以来的十年,诗歌写作和诗歌生态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比如新媒体力量的崛起,全球化和消费化的浪潮。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十年来的诗歌批评因为显豁的以消费和娱乐为主导精神的文学生态而带有不小的问题。有些批评不仅视野远离了诗歌现场,而且即使是对诗歌现场予以关注和发言也大多是隔靴搔痒的短视与漠视。再有就是批评文章和批评者之间尽管时时显现出圈子式的集结和吹捧,但是基本上批评文章和批评家之间已经很少互通有无,往往是自说自话、自言自语,所以这一时期以来真正的有意义的诗歌争鸣和论争并未出现。而这在笔者看来显然是不正常的现象,因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的诗歌写作无论是在生产、发表、传播和接受方式上都与此前的诗歌有明显的变化,这都亟须批评者予以及时的观照、总结和反思。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在看似自由、多元的写作路径上仍然难以摆脱国家话语、主流诗歌导向以及诗歌伦理的规范,比如新乡土诗歌、打工诗歌、底层写作等等。新世纪以来中国的诗歌写作由于网络等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无论是在写作姿态还是在传播方式上都出现了宽广的空间和多元化趋向,而这一时期的诗歌批评同当代的诗歌批评一样与多变的诗歌写作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缝隙甚至分裂。越来越自由的个人化选择性的阅读使得诗歌批评落后于诗歌写作的状态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但是我们看到在新世纪的“曙光”里,在时间神话的冲动甚至幻觉中对十年来的诗歌写作以及诗歌批评抱有乐观态度和立场的人并不在少数。

在越来越多元化的写作年代,众多的诗人在交错的路径上寻找自己的诗歌理想,然而诗歌批评却仍然在单行道上自恋的奔走或止步,我们看到那么多批评者“与时俱进”地加入到娱乐时代的“笑声”和合唱中去。而在我看来新世纪十年以来的诗歌批评已经在工业乌托邦的幻觉与狂欢的失重中踩空了踏板,大量的批评者充当了喜欢造势的诗人圈子的利益同盟者和权力分享者。我们看到了那么多肤泛、时髦而又受到追捧的时评家,也看到了沉溺和迷失于纵横交错的历史迷宫并丧失了与现场对话的学院派。而更为可怕的在于中国的诗歌批评生态在不断的恶性循环而又不自知的境遇下制造了大量的面对诗坛和文学史无力的失语者,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妄谈诗歌美学的暧昧时代。换言之更多的诗歌批评所扮演的角色是从古今中外的各种名目纷繁的诗学概念出发圈定自己的领地,再加之中国诗坛的圈子和山头的江湖气的排队占座的习气,诗歌批评在更多的时候成了个某种利益的美学借口。面对着同样的一个诗人和一首诗作,不同的批评者却会产生大相径庭的阅读和阐释。正是这种妄谈诗歌美学的集体症状使得诗歌批评已经失去了公信力,甚至加之90年代以来个人化和叙事性美学的极度张扬和大众媒介的迅猛繁殖,诗歌批评成了愈发可疑的行为。在政治年代这些面孔充当的是义正词严的旗手和号角,在拨乱反正的年代这些面孔又扮演着道德审判者和历史的受害者,而在21世纪的后工业时代,这些面孔又沦落欲望和金钱的风尘,成了官僚诗人、商人诗人的抬轿者和令人肉麻的吹鼓手。

无限加速的时代和失衡的诗歌生态,需要的是一脚刹车!

题材圭臬与道德规训的重新登场

在反思20世纪中国诗歌史的时候,我们对题材决定论和诗歌沦为政治工具的文学史史实进行了足够的批评与反省。但是我们是否注意到在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批评所存在的问题甚至弊病,尤其是当批评家将诗歌题材的重要性和诗人的社会责任重新提高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时,我们看到的却是老生常谈的诗歌问题仍然在重复上演和争议。题材圭臬和道德规训已经重新登场,甚至是堂而皇之。可见中国的诗歌批评爱唱老调、不经意间又蹩回来路的行为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为了避免空洞的议论,我想选取一个诗人个案作为反观和反思这一时期带有明显的题材神话和道德律令特征的诗歌批评的切片和入口。这个诗人就是郑小琼。

说到郑小琼人们立刻会想起两个关键词——“80后”和打工诗人。郑小琼的诗歌写作从2001年开始,从写作年龄上而言郑小琼只能算一个学步者,但是短短的几年内郑小琼无论是在所谓的体制内还是在民间都获得了如此多的赞誉甚至追捧,各种诗歌奖和文学奖也都如此热衷地垂青于她。显然无论是作为一个“80后”诗人的代表,还是作为打工或底层写作的代表,郑小琼无疑成了一个被“体制”化了的诗人。换言之,郑小琼在一个写作效应和写作方向越来越多元、自由却又无比涣散的时代却获得了凝聚式的“主流”和“边缘”的空前认同,甚至一定程度上成了一个具有强烈社会学意义的象征符号和写作样板。如此令人吊诡的现象似乎正呈现和印证了新世纪以来新媒介越来越发达、写作越来越“自由”的时代背后仍然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评价和流通机制,这个机制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就是题材道德和时代伦理。新世纪以来在包括诗歌在内的所有文学评论和文学奖的评选中,题材(写什么)作为文学和时代的双重伦理已成了时下的圭臬和衡量的标尺。强大的时代伦理的规范令人反讽地看到几十年前中国大地在政治风云中文学尴尬和荒诞宿命的重新上演。那么,作为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诗歌写作个案和急需厘清的时代伦理甚至社会学的切片,郑小琼带给整个中国文学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在传播和接受机制中,我们接受和生产了一个怎样的“郑小琼”?可悲的是,在看似多元化的写作和传播机制中,郑小琼却被呈现出一个刻板印象,或者说我们目前所看到和所接受的只是郑小琼的一个侧影,而诗人的全貌却仍然被消隐在深不可测的黑暗之中。几乎所有的诗歌选本、报刊媒体和批评文章都给郑小琼挂上了一个时髦的牌子——底层写作、打工诗人。确实,如果我们从郑小琼的社会身份、阶层归属和其诗歌文本综合层面考量,郑小琼确实很容易被纳入到底层、打工和草根上来。从2001年开始,郑小琼的诗歌确实和打工产生了如此不可分割的关系,把她归入目前流行的甚至占有了强大话语权力的打工诗歌中也未尝不可,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甚至包括郑小琼本人在内也曾强调外界不要将她简单归结为一个打工者在写打工的诗歌。如果说当一个时代伦理性诉求越来越强烈,某种题材的写作方向在时代和文学的诸多合力中,在更为广泛的读者和民众中间产生越来越多的偶像性效应的时候,那么这种与时代伦理暗合或主动迎合的主流写作提供给文学史的是什么呢?历史已经证明,一百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事实已无须我多言,迎合时代的主流写作尽管会产生几个重要的诗人和诗作,但是更多的时候只能会产生文学的垃圾。更多的时候,这些主流的曾经风靡一时的文学写作更多的是在运动情结中制造了政治甚至社会学的轰动,而当时过境迁,历史并不会收割一切,更多的稗草已经灰飞烟灭。那么,在新世纪以来,打工和底层越来越成为社会学和文化诗学上越来越主流的词汇,这种写作路径越来越成为无论是官方还是所谓的民间不约而同摇旗呐喊的大旗的时候,我想这种写作带给我们这个时代甚至文学本身的除了一部分有意义之外,更多的却是需要重新的反思和检视。以郑小琼为例,如果说她仅仅只是一个打工诗人的代表,如果她的诗歌写作能够被打工这个词汇全部涵括,如果说郑小琼的诗歌写作仅仅是为了呈现一种时代漩涡中个体疼痛的话,那我想中国文学界太无知了,无知到以一种标签来对一个诗人似乎并不简单的写作予以定论性的标识。在此时代语境下,几乎所有的关于郑小琼的文章都在反复强调郑小琼的打工者身份和她诗歌题材的打工属性甚至烙印,而恰恰忽略了郑小琼这个年轻诗人丰富的诗歌个性,当然也包括她诗歌题材的多样性。郑小琼当年产生较大影响的诗作《打工,一个沧桑的词》最初就是发表在民刊《打工诗人》上,这也给读者和批评者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似乎郑小琼从2001年南下打工开始,她文学写作的宿命和伦理只能是“打工”。从此,人们面对郑小琼的所有诗歌甚至散文等文学作品都会第一直觉的将之收拢到“打工”的视界之中。人们对郑小琼诗歌语言、技巧和结构已经不闻不问,只对诗歌题材中具有社会性、伦理性和阶层性的内容予以高强度的关注和阐释。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在希尼的授奖词中所强调的“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我想新世纪以来,中国的诗歌无论是在优美的抒情上,还是在伦理的深度上都已经不成问题,问题恰恰是普遍缺乏从稀松平常的日常生存场景中带有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的复活和提升能力,更多的诗人沉浸于虚幻的个人化和时代伦理的双重泥淖之中。那么,郑小琼是否是一个单一化的“打工诗人”?或者说在时代和文学伦理的双重诉求中郑小琼只是为我们提供“疼痛”的诗人?我想回答这个问题,包括读者、批评者和诗人都应该静下心来全面读读郑小琼的诗歌文本。确实,在郑小琼的抒情短诗甚至长诗中,有为数不少的打工题材的诗作,如《五金厂》、《机台》、《三十七岁的女工》、《钉》、《爱》、《深夜三点》、《生活》、《铁》、《人行天桥》等等,人们在郑小琼的这些诗歌中发现了一个时代的关键词——铁、机床、宿舍、异乡、疼痛,人们也在这些关键词中反复强调有关这个诗人的身份界定——女性、农民工、诗人。但是,在这种强大惯性的时代阅读的幻觉和带有快感的“二流”性质的欣快症中,郑小琼丰富的诗歌文本,带有着多重向度,既关注当下生存又深入到往事和记忆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的诗作却被普遍忽视了,而这些被忽略的诗恰恰是构成郑小琼诗歌写作个性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维度。在《交谈》、《碎石场》、《蜷缩》、《非自由》、《草木还保留着旧有……》、《一生》、《白桦树》、《六月》、《给父亲》、《旧事》、《葵花》、《天鹅》、《图书馆》、《光阴》等诗作中,郑小琼呈现了一个加速度前进的后工业时代诗人身份的多重性和写作经验以及想象力的无限可能的空间。这些诗作与打工毫不相干,这些诗作同样是从诗人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个体生存和历史场域中生发出来的平静的吟唱或激烈的歌哭,更为可贵的是这些诗作闪现出在个体生命的旅程上时光的草线和死亡的灰烬,这些诗作呈现出一个诗人宿命般的时光感和生命的多种疼痛与忧伤,在对乡土、往事、历史、家族和生命的追忆中,这些诗歌带有强烈的挽歌性质,更带有与诗人的经验和想象力密不可分的阵痛与流连。

当我们面对一个诗歌写作者的全部,郑小琼呈现给我们的文学世界是多层面的,然而在社会和人为的工厂和流水线的制造中,郑小琼只留下了一个看似越来越清晰的侧影,而她更具时代意义和美学价值的全貌却越来越模糊。

胶着不清的诗歌自主性与公共性

谈论目前的诗歌批评,尤其是批评家和诗人以及各种官方、民间和网络媒体一窝蜂般的对诗歌题材和诗人身份以及社会责任的空前倚重和张扬,诗歌的自主性和公共性问题重新成了中国诗歌批评界的难题。在近一百年的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史的进程中,诗歌的自主性成了尴尬不已的丧失了“自由”和“身份”的难以回避的事实。在接连不断的民族战争、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波诡云谲的语境之下,家国命运和带有强烈的集体性、政治意识形态性的“公共生活”使得诗歌成了不折不扣的工具与利器,而这首先是以牺牲诗歌的“自主性”和特殊的本体性为前提和代价的,这也成了现代汉语诗歌最为惨痛的一个事实。在不同时期强大的外部干预和畸形、扭曲、僵化和狭隘的诗学理论的框定下,诗歌成了丧失自主性和诗人个体主体性的“发条橙”——“在定义中被赋予自由意志,可以由此来选择善恶,只能行善或只能行恶的人,就成了发条橙——也就是说,他的外表是有机物,似乎具有可爱的色彩汁水,实际上仅仅是发条玩具,由着上帝、魔鬼或无所不能的国家(它日益取代了前两者)来摆弄”(安东尼·伯吉斯)。基于此,在今天,当历史的烟云散尽,诗歌的河床水落石出的时候来讨论诗歌的自主性问题确实是具有重要性的一件事情,因为无论是在已经发生的历史场域中还是在当下现场的诗歌空间中来谈论诗歌自主性问题都相当必要。尤其是当打工诗歌、底层诗歌、弱势群体诗歌、乡土诗歌成了新一轮的题材神话和道德伦理的时候,必须要厘定和澄清诗歌的自主性问题。

而在我看来,诗歌自主性的问题并非意味着诗歌不能介入“公共生活”甚至重要的社会事件,而是要时刻秉持诗歌自主性的前提这一本源性的依托。换言之诗歌无论是处理看起来绝对个人、绝对隐私,不断探向幽暗的内心深处和“自我”的个体性题材,还是处理宏大的、国家的、民族的、集体的、时代的公共领域的重大事件、运动和场景,都是诗歌作为文学体式的应有的责任和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在明确了这一问题之后就是在处理这些个人和社会题材(如果说题材是能够被严格地区分为个人题材和社会性的非个人题材的话)的时候,诗人必须时刻提醒自己首先是一个诗人,一个对现实、生存和灵魂、语言的不断创设者、发现者和命名者,一个时刻在以独特的诗歌话语在进行言说,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一个时代甚至读者群而丧失了诗人的尊严和诗歌的自主性。诗人只有时刻以诗歌的方式进行发现和命名,时刻维持个体生命的良知,时刻坚持个人的话语立场和繁复的隐语世界才能够不愧对诗人这一身份和称号,才维护了诗歌的自主性。只有当诗歌写作首先成了诗人自己的个人乌托邦的信仰时,他才能自觉地用诗歌的方式进行抒写和担当,用诗歌对自己所经历甚至时代所面对的共同境遇进行“贴心”的独特而“真实”的言说。当今天诗歌成了边缘性的存在,而近几年诗歌又因为种种娱乐事件和社会事件成了被关注的焦点的时候,诗歌就不是简单地意味着对社会的许诺,而是首先成了诗人坚持的一种信仰,一种个人情怀的理想,而这种信仰和理想是诗歌诞生之日起就赋予诗人的一种本能与天性,这是诗歌最重要的“事实”。

而当我将诗歌的自主性和“个人”乌托邦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很可能遭致一些诗人和批评家的非议与责难,因为在他们看来,当诗歌的自主性成为诗人的信仰和“个人”乌托邦的时候,诗歌通向外界、社会和公众的路就同时被阻绝了,这些看起来表现“自我”的诗歌就可能被批判为逃避现实、背离社会的无关痛痒的“自我呻吟”与文字游戏。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在我看来,当诗歌的自主性成为本体性的问题,当诗歌成为诗人的信仰和乌托邦的时候,诗歌才能始终以独特的方式来展示一个诗人的修辞才能、技巧水平、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才有可能使得诗歌首先在达成诗人个人真实体验和言说方式的前提下对公众和社会说话。换言之,一首诗只有当它是诗而不是其他,一首诗只有感动诗人自己才能够具有打动他人甚至社会的驱动力和可能。即在任何时代,诗人都在用诗人身份和诗歌来说话,而不是用其他身份和其他方式在说话,诗人时刻都在以诗歌向外界和自我说话,而非其他。所以,诗歌的自主性和诗人的“个人乌托邦”是最为重要的问题,而这是任何时代的诗歌潮流和诗人写作都必须坚持的。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就以当前的诗歌写作语境来说,当新世纪以来诗歌写作中的底层、民工、草根、弱势群体、农村、城乡结合部成为国家主流驱动和社会伦理共识的时候,当这些题材的诗歌写作甚至文学写作成了新一轮的“主旋律”和“时尚”的时候,甚至成了数量不在少数的诗人谋得利益的手段的时候,这些带有强烈的社会和公共性特征的写作潮流在我看来是可疑的。记得几年前倡导打工诗歌的柳冬妩先生曾在相关的文章中表达过评价“打工”诗歌不能用诗歌的艺术、技巧和美学标准来做过于严格的考量和分析,而笔者曾在与柳冬妩的邮件通信中表达过商榷的意见。换言之,无论是面对当下极度盛行的“底层”诗歌,还是面对其他的具有强烈的公共性甚至道德伦理性题材的诗歌文本和写作现象,我们评价的尺度和标准首先就是这些文本它是否是诗歌,如果它不是诗歌而成了假冒伪劣之作,成了宣传品和工具,那么诗歌的尊严何在?诗歌的自主性何在?诗人的良知何在?所以,谈论诗歌的自主性尤其是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之下来谈论这个问题都不是虚妄和失效的行为,而恰恰是诗歌自主性的问题重视和讨论才能够使得任何一个时代的诗歌不会误入歧途。

可疑的“个体”诗学与抒情的放逐

在新的世纪初的诗歌写作中,写作者、评论者和阅读者已经达成共识,这就是“个人性”成了近十年来诗歌写作的检验标签和“合格”证明。实际上“个人性”无非就是强调诗歌写作不能被公约与弥合的“个性”特征。不管在何种程度上谈论诗歌写作中的个性化特征,这对于反拨以往诗歌写作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和写作技法的狭隘性而言其意义已不必多说,但是反过来,当个性化和日常题材逐渐被极端化、狭隘化并成为唯一的潮流和时尚的时候,无形中诗歌写作的个性化和多元化就带有了“病态”的来苏水味道。应该认识到如今的诗歌写作观念看似已经相当繁复和“个性化”,诗歌写作似乎也是在差异性和不同的向度间全面展开,诗歌的技艺和语言也似乎达到了新诗产生以来前所未有的乐观时期,但是在近些年所涌现的一些诗学问题和关于诗歌写作个性化问题的争论上已经不是单纯的诗歌(文学)自身的问题。基于此,谈论诗歌的“个性化”问题不能不牵扯到诗人自身、个性化写作观念、整体社会语境、诗歌批评误导所导致的“集体失语”的共谋等等方面。

当我们再次“乐观”地提到新世纪以来诗歌写作最大限度的个性化并为此而津津乐道时,人们实则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在所谓的摆脱了政治话语、集体话语的宏大话语规训的光明背景中,在所谓的个人化(私人化)写作经过短期的有意义的尝试之后,带有“个人性”、“叙事性”、“口语性”、“日常性”、“身体性”的诗歌大旗铺天盖地以唯我独尊的姿势而大面积涌起的时候,无数个诗歌写作的个体和“个性化”的诗歌文本实际上已经不约而同地沦为一种毫无个性可言的集体化行动。尽管当下这种丧失个性和先锋精神的集体化“休眠”和1949年至1976年的诗歌写作的极端政治化语境下的“集体性”可能有所区别,但是我们不能不就此发现一个悖论:我们得到的同时也丧失了很多。当政治的集体歌唱成为诗歌写作的日常事件,真正的个体精神就丧失了;当我们千方百计甚至绕了相当大的圈子才重现发现诗人个体和自由但不久就被无限滥用时,我们最终还是丧失了诗歌写作的个性。个人化在一定程度彰显出重要的诗学意义的同时也被狭隘化和庸俗化,个人化排斥了诗歌写作的共性特征、整体意识、历史感和形而上精神的探询,甚至个人化还排斥了诗歌的本土和优异的古典诗歌传统(尤其是在诗歌精神和诗人经验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