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台北人》的悲悼世界
时间：2020-08-16 07:53:0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构建了一个悲悼的艺术世界，悲情人物的刻画、悲剧人生的书写以及作品中折射出来的悲悯情怀使他的作品在当代散发出独特的光彩。论文第一部分介绍了白先勇笔下的两类典型悲情人物，即弱者与女性；第二部分从凄美的文学意象和多元化的叙述方式着手，分析了白先勇的悲剧书写；第三部分阐释了白先勇小说背后所蕴含的人性的终极关怀与家国同悲的无限感慨。
关键词：白先勇；悲剧书写；悲悯；人性
白先勇的作品包含小说、散文、杂文、戏剧，从1958年初登文坛至今，赢得了大陆、港台乃至海外学者的极高评价，一度被誉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中的奇才”。纵观白先勇六十年间的作品，不难发现，他的小说无一例外染上了深重的悲剧色彩，如袁良骏在《一个旧时代的挽歌》中的评价，“白先勇不会歌功颂德、粉饰现实，他是一位悲天悯人的悲剧艺术家。白先勇唱出的是一个旧时代的挽歌”。白先勇的小说集《台北人》由十四篇个短篇小说组成，以同情和悲悯的视角关注社会各个阶层“被逐出大陆的台北人”，以耐人寻味的笔墨刻画了一个个鲜活的角色，描摹了一幅幅满目疮痍的悲情世界。
一、悲情人物
白先勇曾称自己的创作是“为逝去的美造像”，其小说最突出的美学价值就是崇高的悲剧艺术。正如鲁迅所言，“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白先勇把一切固化的思维打破、撕碎，将那些悲惨世界里掘出的美奉献给人间。白先勇随父亲的军队一路退败到台湾，这无疑是家族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也在他的人生体验中又注入了更为深刻的内容。这段曲折却不凡的人生体验促使白先勇更多地关注那些被战争逼退到台湾的人们，这类作品主要集中在《台北人》里。在小说集《台北人》中，白先勇设置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冷艳的妓女、俗气的米粉店老板娘、历经沧桑的军人、落魄的知识分子、曾经风华绝代的贵族夫人……今不如昔的乡愁乡思，构成了他们的“大陆情结”，在海峡对岸，他们迷惘地度日，奏响了一曲曲弱者和女性的悲歌。
（一）弱者的挽歌
有论者认为白先勇所塑造的人物都以没落贵族为主，因此狭隘地批评白先勇的作品“没有力量的，不真实的”，甚至“缺乏文学价值”，实则不然。作为“末路英雄”白崇禧的后辈，白先勇的笔下自是少不了那些所谓的“没落贵族”，表面上他们虽然风光，实际却包裹了一颗和常人无异的血肉心肠，从另一个维度来说，他们是衰败家族的祭品，只能在残酷的世界中陨落。白先勇以挽歌式的主旋律将没落贵族与普通大众相连，在两岸骨肉分离的现实之下，末世之景跃然纸上。
《花桥荣记》以一位桂林米粉店老板娘的视角，讲述了一群流落在台北的桂林人的故事。小说中的卢先生本是桂林人，在随军撤退的途中与未婚妻走失，之后流落到台北做了教师，本来长得年轻俊朗，却依旧耐不住岁月的蹉跎，脸上爬满了皱纹，头上也长满了银丝。十五年以来，卢先生苦苦攒钱，终于凑够十根金条，本想让未婚妻偷渡来台湾过下半辈子，没想到竟是表哥设下的圈套，赔光了所有积蓄，最后悄然去世。作为一个最为普通的知识分子，卢先生家境殷实，若不是局势动荡，本该和未婚妻罗姑娘在桂林老家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奈何造化弄人，流落台湾的卢先生在失去了家族庇护之后，不但生活拮据，还被亲人骗光积蓄，姘上洗衣女却被扣上绿帽子。肉体和精神上打打击终于击溃了卢先生，所以白先勇给他设置的悲剧结局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二）女性的悼曲
白先勇作品数量不多，却刻画了千姿百态的女性形象，被誉为“二十世纪写女人的能手”，纵观《台北人》中的女性角色，就包含了社会各个阶层——《游园惊梦》的官太太，《花桥荣记》的老板娘，《金大班的一夜》的舞女，《一把青》的空军遗孀……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几乎都有着相同的悲惨命运，她们的力量十分渺小，没有办法逃脱命运之网的捆缚，如欧阳子在《王谢堂前的燕子》所言，“也许在白先勇看来，灿烂只是一瞬，而黯淡则是永恒；兴盛是变量，只有衰败才是恒量。”
《游园惊梦》出自明代剧作家汤显祖之手，讲述了杜柳的爱情故事。白先勇借用其名，处处采纳“梦”的隐喻，营造了无数“今即是昔”的幻象，其中最为出彩角色当属主角钱夫人。钱夫人样貌出众，昆曲也唱得极好，二十岁出头的她有幸成了享尽荣华的将军夫人，却因性苦而与钱将军的下属郑彦青私通。最终钱老将军的病逝带走了她昔日的荣华，钱夫人只能一遍遍追忆过去，在回忆里了却余生。窦夫人举办的宴会表面上欢声笑语，实际上却是各色权贵明争暗斗的现场。几杯花雕酒的钱夫人微醺，迷迷糊糊仿佛回到了过去，“人生如梦”也就不过如此。虽然白先勇没有极力渲染钱夫人的哀愁，读者却可以从细节窥见她的失落与悲哀。她的人生就是一出完美的悲剧，现在“美梦”终于有“惊醒”的时候，可是一切都变了她仿佛只活过一天。
二、悲剧抒写
白先勇的生活经历是十分丰富的，大陆、港台和海外都曾留下他的足迹，正因如此，在创作风格上，他不仅有着中国传统小说古典美的意蕴，还深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而这种中西合璧的艺术魅力在凄美意象的运用和多元叙事的表达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一）凄美的文学意象
在中国古代文人中，许多作家有其偏爱的意象，如李白钟情于月，陶渊明则更爱菊；而在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金锁记》中对月亮的描写又可谓是妙中之妙。深受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白先勇在《臺北人》中也用了众多意象点缀他的创作，如季节意象、色彩意象。这一个个略带悲凄之感的意象数次出现在小说中，若有若无的揭示了一个个苍凉的梦，生命摇落之感便也就跃然纸上了。
在文学的审美景观中，丰富的色彩表现是其中重要一环。红色本充满了生命的蓬勃态势，但在《那片血一般的杜鹃花》中，白先勇并没有选取红色热烈的一面，反之，以杜鹃艳丽的色彩暗示了故事的残酷和血腥。王雄死后，原来宽敞美丽的花园却成了一个诡异的禁地，“当我走到园子里的时候，却赫然看见那百多株杜鹃花，一球堆着一球，一片卷起以片，全部爆放了。好像一腔按捺不住的鲜血，猛地喷了出来，洒得一园子斑斑点点的都是血红血红的，我从来没有看见杜鹃花开得那样放肆，那样愤怒过。”花园翻天覆地的改变令人深思，杜鹃愤怒地绽放，似乎在向天地控诉对这个无情世界的不满。血腥恐怖的红点染了整篇文章，就在那些充斥着残酷的文字之中，生命的残破令人心碎。
（二）多元的叙述方式
贯穿《台北人》的叙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白先勇不断地改变作品的叙述视角来刻画书中的主角，使他们在伸缩自如的不同视角中展现人物独特的个性，其中他运用得最多的便是第三人称叙述方式和第一人称叙述方式。
通俗而言的第三人称叙述方式也就是旁知视角，这种叙述方式不受时空的限制，能客观的展现出作者需要表达的内容。《思旧赋》的情节较为简单，以顺恩嫂和罗伯娘的对话引出一连串的回忆，旧日的名门望族李家如今已是今非昔比，只留下一个年迈老妪罗伯娘苦苦支撑。为了表现旧式家族的衰败，白先勇开篇就借顺恩嫂之眼，将老宅子的冷落与萧条写到极致——“她抬起头，觑起眼睛，望着李宅那两扇朱漆剥落，已经沁出点点霉斑的桧木大门，出了半天的神。”白先勇用平静而客观的叙述，摆出一幅满目疮痍的“思旧图”，加上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冬日的黄昏里，就衬出这番凄凉的意境。
与第三人称叙事方式不同，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会使表达更加亲切自然。《一把青》中，全文以师娘的视角展示了朱青一生中两个阶段的变化，从最开始腼腆青涩的女孩变成一个浪荡风骚的歌女，而师娘确是温暖依旧。这样的叙述巧妙地以师娘的视角审视朱青一系列的情感变化，不仅使文章情节的发展更加自然，还将师娘的十年如一日与朱青前后变化相比较，更能凸显朱青的麻木与堕落，也更能引起读者的怜惜与叹惋。
三、悲悯的人生拷问
白先勇的作品融汇东西文化的精神内核，以出彩的悲情人物和杰出的悲剧书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悲悼艺术世界，彰显了作家千古独步的艺术魅力和宽豁大度的人道主义情怀。对于个体而言，白先勇不仅将没落的贵族纳入自己的写作版图，更是没有放下对弱者和女性悲剧命运的抒写，极尽个人关怀。而个体的悲惨遭遇和国家的沦落又是密不可分的，末路穷途的“台北人”背负的苦难是深重的，他们过往虽然风光一时，可依旧阻挡不了历史车轮的碾压。目睹“台北人”一桩桩伤心的往事，白先勇将他们不幸的际遇与家国动荡的社会背景相结合，以悲悯的眼光审视众生之相，对于他们的未来出路做出了思索并给出了答案。
（一）个体人生的终极关怀
作为贵族子弟，白先勇在物质生活上虽无遗憾，在精神生活上却有着一种抹不去的忧郁感，他说：“对我个人来说，我当然还是比较幸福的，表面上都是很顺遂的。但是我感觉到总是有一种无法跟别人倾诉的内心的寂寞根孤独。”在之后的成长过程中，异邦的生活更加深了他的忧虑，因此，白先勇与漂泊异乡的台北人产生了共鸣，书写心灵的苦难是其表象，深埋心中的正是他对于个体人生的终极关怀。
首先，在人物的选择上，白先勇不拘泥于上流社会之众，更将眼光投向了最为平凡的普通人，并善于发现小人物身上的特别之处，如将舞女金大班的粗俗慷慨、米粉店老板的市侩善良都自然的加以展现，使人物有血有肉。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人物命运的设置和安排，白先勇虽没有故意描摹其不幸的根源，却也在不断暗示着主角命运的艰辛，他们身处的环境越是险恶，就越发令人同情。《孤恋花》的娟娟有着不幸的家庭，她年幼时被父亲奸污就已经够让人怜惜了，可白先勇依旧设置了一个恶魔一样的男性柯老兄在她身边。最后娟娟吸毒、疯了、被送去精神病院，这些更加令人心碎的情节一幕一幕在娟娟身上上演，作者的怜悯之心也就是在这样强烈的反差之下涓涓流淌。
其次，白先勇对于个体人物的心灵困境也做了很多展现，《台北人》中的许多人物由表及里都透露出一股忧郁的气质。《永远的尹雪艳》中白先勇刻画了一个冷艳的女子， “尹雪艳从没有失过什么分寸，仍旧显得那么从容，那么轻盈，像一球随风飘荡的柳絮，脚下没有扎根似的。”這个幽灵似的女人从不悲天悯人，甚至让人觉得没有良心，白先勇正是用这种反讽的语调借尹雪艳之口对人类的贪欲和愚昧进行侧面反讽，隐约也能感受出作者的悲叹。
（二）家国同悲的无限感慨
先天的忧郁气质使白先勇的创作不自觉地就透露出一股淡淡的忧愁，他过早的体验到了生命中的寂寞，在日后成长过程中的漂流与迁徙更激起了他心中的赤子之心，在书写那些“流浪的台北人”的同时，白先勇还将家与国的命运掺杂其中，可见其眼界之宽，格局之大。
《秋思》是《台北人》中较为特殊的一篇，全文很短，但是故事背后的社会讽刺意味却相当浓厚。其一，小说的第一部分不厌其烦地描写美容师给华夫人剔指甲、做脸、涂指甲油等行为，对华夫人等社会名流在国难当头的时刻竟然依旧肆意享乐的行为进行反讽。“华夫人将她那只左手伸了出去，觑起眼睛，自己观赏着，她左手的指甲已经修剔过了，尖尖的，晶莹闪亮，一把春葱似的雪白手指，玲珑地翘了起来，无名指上套着一枚绿汪汪的翡翠环子。”其二，小说的亮点在第二部分，看到花园里“一捧雪”在繁盛的背后竟有这么多腐烂的花苞，这使华夫人想起了当年夫君作为抗日英雄荣耀无比的光辉过去和最后病重先逝的凄凉结尾。看似简单的故事实则是作者故意淡化情节的缘故，白先勇正是借盛衰无常，生死由命来感慨如今的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在抗日战争中中国虽然获得了胜利，但是在战争过后依旧是被凌辱的对象。这就像华夫人的夫君一样，虽是显赫一时的大将军，最后还是逃不掉命运的浩劫。
四、结语
白先勇的艺术世界悲剧从来都是主色调，但难得的是，这种令人心碎的悲剧艺术之后，是白先勇对于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和对于人世沧桑的无限感慨。因此，为了展现悲苦，他用于提起笔，将众生之相收于笔下，对于弱者和女性的关注，对于多重文学意象和多元叙述方式的表达，他以最卑微的姿态来探寻人性的永恒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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