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懈探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路

2012年12月16日，由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国家行政学院人事局主办的“徐鸿武教授八十寿辰暨执教六十周年学术思想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纪委、公安部、《求是》杂志社、北京市行政学学会等单位的高校教师、研究人员、党政干部共120余人与会。

本次座谈会由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刘峰教授主持，国家行政学院纪委书记杨文明代表院领导致辞，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李建华，原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魏礼群发来贺信，充分肯定了徐鸿武教授多年来在科研、教学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

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原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闫志民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原马列所所长李敬德教授、北京市政治学与行政学学会副会长李涛教授、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原副院长冯同庆教授、《求是》杂志原副总编朱峻峰教授、中纪委巡视组局长王凡、公安部指挥中心主任程人华、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桐教授、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龚维斌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宋世明教授等先后发言，系统回顾了徐鸿武教授学术思想和理论创新之路，充分肯定了徐鸿武教授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学术贡献以及对中国政治学创新和发展的重大贡献。

徐鸿武教授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1993年调入国家行政学院工作，曾担任政治学教研部主任，主要学术研究方向为民主政治与政治改革。会议认为，徐鸿武教授的治学精神，首先体现在把握正确的研究方向。政治学研究有较强的敏感性，他自称为“歌德派”，即“歌功颂德派”，在大政方针面前与中央保持一致。同时也是“针砭时弊派”，针砭时弊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方针政策。其次，徐鸿武教授勇于创新，他一般不愿作旧题目，不愿作别人作过的题目，不愿人云亦云，而是始终跟党与人民保持一致，怀着对社会和百姓的使命感作最重要的新题目，这种情怀让人深受感动。第三，徐鸿武教授把提携年轻人作为自己的职责。他非常愿意与年轻人合作，并以此作为自己最高兴、最欣慰的事业。

徐鸿武教授十年以来的学术成果和学术贡献主要汇集在近期出版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路——学术生涯十年回眸》一书中。与会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围绕该著作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讨论。会议认为，该著作中体现了十大理论创新贡献：

对社会公正理论的概括。徐鸿武教授提出，社会公正的科学内涵是“全体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和享用”。他认为，实现社会公正应遵循的主要原则有：第一，“基本权利保障原则”。在现代社会中，社会运转必须以宪法规定为依据。社会公正必须保证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实现。对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实现是分层次并且有历史过程的。要首先保障生存权、就业权、受教育权，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社会保障权、自由权利等。第二，“参与社会平等原则”。参与机会平等就是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大致相同的发展机会，也就是在发展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同时，参与机会平等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因此，参与机会平等只能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尽可能实现大体上的相对平等和接近平等。第三，“按贡献分配原则”。按贡献进行分配的原则，是体现社会公正原则的核心原则。而我国现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分配制度上是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也就是按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四要素进行分配，体现了按贡献进行分配的原则。第四，“对弱势群体救助原则”。社会弱势群体通常指在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这类群体由于先天条件处于劣势或机会平等的欠缺，无法依靠自身力量享有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国家为此制定一系列法规，根据国家的经济实力，尽最大可能保证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所需和基本权利实现。

提出“四系文明建设”的新理论。徐鸿武教授引用恩格斯的名言，指出社会主义文明理论“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和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根据他的概括，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经历了四个互相衔接的发展阶段：一是“毛泽东的一系文明理论：为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而奋斗”。这一时期讲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主要是物质文明”。二是“邓小平的二系文明理论：只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绝然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他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目标上，最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并把解放思想和发展生产力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新课题，并赋予了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丰富的思想内容。三是“江泽民的三系文明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必然要求相应的制度保证。体现以先进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文明建设必然应运而生。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理论的突出贡献是提出了政治文明的重要概念，并对政治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思考。四是“胡锦涛的四系文明理论：在加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生态文明的建设”。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不仅体现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概念、新要求，而且突出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新要求。这些思想的实施，必然会把我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发展进程》一文中，徐鸿武教授对“四系文明建设”作出了总结：四届领导人文明建设理论之间，既是相互联系一脉相承的关系，又是相互区别各有特色的不同内容。我们党四届领导人对我国文明建设作出全面的理论创新，为我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只要我们遵循文明建设的归路，不断探索，勇于开拓，就一定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道路越走越宽广。

提出政治职能创新的主要内容。徐鸿武教授提出，根据现实需要，应该着重强调四个“政府职能创新”。具体而言，政府职能创新的四个方面是：第一，“收入分配制度创新”。收入分配的创新要求我们必须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科学把握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公平，以便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第二，“政府财政职能创新”。当前我国财政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加大民生投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而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其实质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第三，“政府监督职能创新”。针对官员腐败的现象，要真正做到治本治标相结合，构建教育、制度与惩治三结合的综合治理体系，三管齐下，有力打击各种腐败行为。第四，“政府政绩考核职能创新”。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正确的政绩观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着眼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主要是解决两大关系问题，一是对上级负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的关系，必须把二者统一起来，归根到底是为了对人民群众负责，不能为了对上级负责而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二是发展经济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关系，必须把二者统一起来，归根到底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反对盲目招商引资，盲目追求GDP指标，而忽视民生问题的解决。这四个方面的创新都要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指导，科学发展观能够指导我们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

提出中华和合文化新价值。徐鸿武教授认为，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渊源、瑰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华和合文化”以民本为基点，德政仁政是为政之道，和为贵与中庸之道是处事之道、非攻勿伐是和平之道，其核心是个“和”字。他提出，欧美自由竞争文化，把异教徒作为互相仇杀的对象，而中华和合文化在21世纪应承担引领世界文化潮流的重任。

提出国家问题的新观点。徐鸿武教授在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作的《论人民共和国》一文中首次提出“人民共和国是国家的最高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概括了“人民共和国的制度特征”，包括：第一，“主权在民，实现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政权归谁掌握是共和制与君主制的根本区别。主权在民，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人民共和国的精髓和最高原则。人民群众是否真正地掌握了国家主权是真假共和国的分水岭、试金石。第二，“法律至上，依法治国，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国民对于“法律至上”原则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才逐步走上了依法治国的轨道。法律至上的权威性，法律面前的平等原则，法律行使的独立原则，都是民主法治的必然要求和人民共和国的重要制度特征。第三，“国家领导人实行选举制和任期制，废除国家领导的委任制和世袭制”。世袭制和终身制是君主制的制度特征。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在制度上体现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产生和任期限制。我国1982年宪法规定了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限制，这一举措对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第四，“运用和平协商方法解决利益冲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解决分歧和冲突，不外乎和平和暴力两种方式。共和国的政治理论并不否认差异和冲突，关键是要采取和平手段来解决差异和冲突。而社会主义国家与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不同，在社会主义国家，全国人民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只有局部利益矛盾，这些矛盾更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方法解决。鉴于上述矛盾和利益在不同性质国家的区别，应彻底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由人民之间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转变为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的状态，由人民之间的分裂状态转变为社会阶层的合作状态，由人民之间势不两立转变为诚信友爱，让社会阶层的合作状态多些协商、妥协、忍让、友爱、关怀、互利、共赢。这是人民共和国的精髓所在，也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第五，“公开透明，适应信息化时代的政治诉求”。凡是专制政治都是封闭的、神秘的，凡是民主政治都是公开的、开放的。而政务活动的公开化或者政治活动的透明度，是现代国家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代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使得人们的视野瞬间扩大，智力流动大大加快。信息技术革命不仅为人们的经济生活带来巨大变化，而且对人民的政治生活带来巨大变化。信息革命把民主政治带入一个新阶段。为适应这种变化，各国政府提出扩大公开性，实行电子政务、阳光工程等 。我国政府也开始了这方面的实践，目前，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已形成规模；总体而言，政府的社会服务水平大为提高。要深刻把握人民共和国的科学内涵和制度特征，进一步把人民共和国的制度建设推向前进。

提出发展党内民主新见解。徐鸿武教授认为，发展党内民主应着眼于党内民主理论建设和基本制度建设，具体包括：第一，“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克服党内民主权利虚泛化倾向”。党员民主权利的行使程度是党内民主建设成效和政党文明的首要标志。由于党内选举制度、党内决策制度和党内监督制度的不健全，使得党员权利的现实情况与党章规定存在较大差距。党内领导者的权利是广大党员赋予的。要正确认识党内权力的来源问题，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行使。第二，“以完善党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内容，克服党内权力体系结构的倒置倾向”。要开好党的代表大会，真正体现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此外，正确划分党的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全委会）与党的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常委会）的权限，进一步发挥全委会的作用，是理顺党内权力体系结构关系的重要环节，以实现党内权力体系结构“复位”和“正位”。第三，“坚持与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克服党内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克服党内权力过分集中现象的有效办法是实行集体的科学分工，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第四，“加大党内制度建设的力度，做到党内工作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克服制度建设的缺位现象”。加强制度建设这一问题是针对制度缺位提出的。如果做到对症治疗，腐败就不再是不治之症，而制度缺位是其症状之一。

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新主张。徐鸿武教授提出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六项基本原则：第一，“主权在民原则”。社会主义与民主不可分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民主的。要坚持民主执政，就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下，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而不能代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必须真正做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第二，“适度分权与适度集权原则”。由于我国旧的传统体制的影响，我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体现为权力的过分集中。要克服这一弊端的途径，一是适度分权，二是适度限权。第三，“公开性原则”。公开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国还是以代表制民主为主要形式。但是，随着网络空间的扩大，及其给人们政治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使得今后利用互联网进行全民讨论、全民公议的事项会逐步扩大。这些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第四，“公民权利均衡性原则”。此原则是“公民权利的平等原则，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但是，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人们实际上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是有很大差别的，今后还应为此做出更大的努力。第五，“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原则”。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着眼于国家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的改革。第六，“积极稳定推进原则”。在民主执政与政治体制改革中，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反对墨守成规，满足现状，无所作为；二是反对搞跨越式改革，以政治体制为中心来代替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搞渐进式改革。

提出政治发展的新方略。在《平衡与协调——我国若干政治发展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经验》一文中，徐鸿武教授主张，我国政治发展应遵循“平衡与协调”的方法，具体内容包括：第一，“国家与社会的平衡与协调”。 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和协调是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家由社会产生，为社会服务，二者关系不能颠倒。第二，“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与协调”。由我国国情所决定，公民权利的行使完全达到宪法规定的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限制和克服国家权力无限扩展的倾向和权力部门利益化的倾向。而公民权利的行使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取决于非政府组织的成长壮大和逐步成熟。第三，“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平衡与协调”。 我国必须实行一元化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针对我国政治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首先必须正确处理党和人代会的关系，进一步规范党的领导权力，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人代会的立法权力和监督权力；同时要正确处理党和政府的关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政府充分行使执行权力；在政府行使行政权力范围内，在制定执行行政法规过程中，也必须实行决策、执行、监督三权的相互制约与协调。第四，“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政治权利的平衡与协调”。在我国现阶段，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在公民权利的享受上存在很大的差距。如果长期积累下去，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一定要从政治发展的大局上，努力实现几个重要方面的平衡与协调，以保证长治久安 。

提出文明观的新观念。徐鸿武教授的《关于文明概念的再探讨》一文发表于2003年，对于文明概念的阐述具有深远意义。他在该文中提出，“现代文明结构”，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生态文明、生活方式。该文是国内学术文献中较早提出“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文明”的提出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提出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新看法。徐鸿武教授提出，“‘为民’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在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讨论中，该观点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基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他进一步阐明了这一重要理论观点：第一，“在马克思青年时，就树立了为人类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工作的崇高理想，并立志为此奋斗一生”。第二，在《共产党宣言》中“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第三，“在《法兰西内战》中以极高的热情盛赞巴黎公社的伟大探索，指明了公社是劳动者在统治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第四，“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产生的秘密，深刻阐明了剥夺者必然被剥夺的历史规律”。上述四个重要观点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是为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一生，一切为了人民是马克思恩格斯人生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精神，更要学习他们为了人类解放事业而艰苦奋斗的崇高品德。

责 编/赵斯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