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学校女生职业指导的探索与启示

打开文本图片集

摘 要 在近代女子教育发展过程中，在校女生出路问题逐渐突显。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提倡下，专门针对女生的职业指导在中国出现。一些学校开展的女生职业指导，依据社会职业需要和女性身心特质，在择业、就业、创业等方面为在校女生提供具体建议。但综合来看，早期的女生职业指导存在探索的起步时间较晚，实际受惠对象有限，理论研究不够充分等问题。这启示当前，职业指导应注意对象的性别特征，要加强对女子职业指导的基础研究。

关键词 近代中国；学校；女生职业指导；女子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15-0073-05

女性走出家庭、接受教育并投身职场，是近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民国初年，科学意义上的职业指导从西方传入中国。以往学界论及近代中国职业指导的兴起与发展，关注的基本上是不分性别的普通职业指导。其实，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倡导下，民国时期一些学校还曾开展过专门针对女性的职业指导。

一、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与女生的职业问题

（一）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女子教育的发展

近代中国的学校女子教育起步較晚。自1907年清政府颁行《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后，女学的合法性才正式被官方承认。此后，中国的女子教育获得一定的发展。据统计，1909年全国女学堂共有298所，女学生13489人[1]。民国后，中国的女子教育有了进一步发展。1912年全国共有小学女生130984人，1919年这一数字增加到215626人[2]。五四运动后，中国部分大学逐渐开放女禁，北京大学、南京高师率先开始招收女性，实行男女同校。受男女同校潮流的推动，中国的女子教育有了新的发展。

在此前后，一些职业领域也已逐渐对女性开放。19世纪后半期，中国的一些缫丝厂已开始雇佣女工。一些来华传教士培养出金雅妹、康爱德、石美玉等中国最早的一批女医生。在稍后改良、革命的风潮中，中国还零星出现了康同薇、裘毓芳、陈撷芬等女编辑。在清末女子教育发展过程中，女子学校的教职全面向女性开放。进入民国以后，除了之前已经出现的女工人、女医生、女教师、女编辑之外，女护士、女会计、女律师、女警察、女模特、女电影演员等也已出现，她们人数虽少但队伍呈逐渐扩大趋势。以女警察为例，1929年上海市公安局率先设置女检查员，成为近代中国女警之先驱。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又决定在全国推行女子警察[3]。

随着女子教育的发展、女性进入职业领域的增加，女子择业、谋业、乐业等具体的职业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

（二）近代中国职业指导的兴起及其对女生职业问题关注的开始

民国初年，一些归国留学生开始在中国介绍并提倡科学意义上的职业指导。1915年初《东方杂志》刊登郭秉文的文章，介绍美国波士顿等地开展的职业指导活动。1916年上半年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为毕业生所作的系列职业演讲，被视为中国最早的有组织职业指导活动。在此前后，基督教青年会也曾利用夏令会之机，陆续开展择业问题的演讲。中华职业教育社更是于1920年3月成立了专门的职业指导部，以推广职业指导。

中国职业指导事业在兴起之初，对指导对象的性别差异一时还缺乏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专家学者及社会团体在调研过程中，陆续发现在校女生择业、就业等具体职业问题的存在，并较之男生有所不同。而且，在女子教育发展及女子职业种类增加的过程中，这样具体的职业问题愈发突出。例如，许多在校女生对职业问题认识有限。1921年，一份以浙江私立甲种女子职业学校为对象的调查报告显示，女学生对女性职业状况及意义缺乏应有的了解。该报告指出：“调查的时候，她们有两个弱点暴露（在）我们之前：第一，她们对于女子职业的意义非常含混；第二，她们对于女子职业的状况，非常模糊；所以答案上把读书当作职业的也有，未能举出职业种别的也有。”[4]再如，很多女生缺乏择业自主性，不知该怎样择业。20世纪30年代，中华职业教育社曾对上海务本、清心、民立、爱群、禆文以及上海县立初级中学、省立上海中学等校中学生的职业理想进行调查，发现未决定职业的人数“女生较男生为多（两倍以上），而确实决定的人数较男生为少”[5]。又如，许多女生盲目地择业、就业。南京西区实验学校职业科主任曾感慨女孩子对于职业选择的盲目性，说道：“对于这种职业，是否合于她们的个性能力等，她们是或者没有估量到的，或者有的是为好奇和便利起见”[6]。

在此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关注女性具体的职业问题。他们逐渐认识到，女性对职业指导也存在需要，并且囿于世俗环境、自身观念等因素，女性对职业指导的需要更甚于男性。一些专家提出，职业指导应有男女性别上的针对性。教育学家陈选善在20世纪20年代末曾指出：“从心理上、生理上观察，何种职业适宜于女子？从社会方面观察，何种职业又最需要女子？职业指导的根本原理并无男女之分。不过因为在现在社会组织之下，男女的地位不同，又因从生理心理各方面研究男女又不无差异，所以男女职业指导问题有分开单独讨论的需要。”[7]这样，如何对在校女学生进行相应的职业指导，怎样提倡专门的女生职业指导，逐渐被专家及社会有识之士重视起来。

二、近代中国女生职业指导的开展与探索

20世纪20年代前期秦之衔翻译的《英国中央妇女职业局》一文，较早对国外的女生职业指导进行了介绍。该文指出，英国中央妇女职业局附设有“学生职业指导会”的机构，“促迫妇女，不论欲习何种职业，先受相当之教练，由会（指中央妇女职业局附设的学生职业指导会，引者注）将现在各种职业及预备时必要之教练，详细调查，广为分布，其不相宜或人才已太多之职业，并为一一指出，如有新职业发现，亦为研究其实状，设法辅助志愿从事者，受相当之教育，作相当之准备。指导方法，或在学校中，与学生为个人之晤谈，或请各业专家，作专门之讲演，或在会举行商榷。”[8]其后，一些关于女性职业指导的著作、论文开始在中国出现。著作方面，有潘文安、孙祖城编写的《女子职业指导》（商务印书馆，1930年），赵清阁的《妇女职业指导》（中国妇女问题研究会，1936年）。其中，《女子职业指导》一书在“编者弁言”中指出，“同事刘湛恩博士（时兼上海职业指导所主任，引者注）新自欧美考察职业指导归国，盛言欧美女子职业指导之发达”，作者“因见我国女子职业已见萌芽，女子职业之范围日广，而尚无女子职业指导专集出版，深感社会需要”[9]。

在认识到职业指导对于女性的重要意义之后，受一些有识之士的呼吁和提倡，民国时期一些社团、学校陆续开始开展专门针对在校女学生的职业指导。

女青年会是基督教专门为女青年而设的联谊性、服务性外围组织。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曾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校会组合作，联合发动名为“立业星期”的大规模职业指导运动，令全国四百多处教会学校斟酌开展[10]。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专门负责女子学校以及在校女生职业指导工作的组织。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地方组织——上海女青年会，为了开展职业指导，在20年代后期还曾调查上海各女子学校将毕业的学生所认职业之种类以及女子各种职业需要人才等情况[11]。

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其所属的职业指导所在民国时期也曾提倡开展过针对女学生的职业指导。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于1917年。1919年该社社刊《教育与职业》刊出“职业指导号”，在近代中国第一次以专号的形式向社会介绍职业指导。为了更好地向社会服务，192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首先成立上海职业指导所。后來该社又与基督教青年会设立了南京职业指导所。抗战爆发后，中华职业教育社在重庆、成都、贵阳、桂林、昆明等地分别设立职业指导所。这些职业指导机构曾专门开展过女生职业指导。表1是上海职业指导所1929年5月至1931年6月间赴各女子学校开展的职业演讲情况。

受部分社团及一些社会有识之士的提倡，一些女子学校也陆续开始开展针对女性的职业指导。据1929年刘湛恩、潘文安的统计，当时江浙一带开展职业指导的女子学校有南京女子中学、上海务本女中、中西女塾等。南京女子中学的职业指导由张仲友、胡蒙子提倡，务本女中、中西女塾则邀请过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其所属的上海职业指导所人士前往作职业指导演讲[12]。上海职业指导所副主任潘文安曾多次赴务本女中，为女学生作职业指导演讲，如1928年6月5日潘文安在务本女中高中部演讲“青年女子与职业修养”；1928年6月12日潘文安再次应务本女中之邀，向其初中三年级演讲“升学与就业的准备”[13]。另据曾在福建省教育厅工作过的钟道赞记载，30年代前期福建的私立福州陶淑女初中、省立福州女子初中等一些学校也对在校女生开展过职业指导[14]。1933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各省市县教育行政机关暨中小学校施行升学及职业指导办法大纲》，开始正式在全国范围内中小学校自上而下地推广职业指导。此后，受政府部门的推动，中小学校对女生的职业指导有了较大发展。开展职业指导的女子学校进一步增多，地域分布上也有了扩展。据职业指导专家何清儒等人在抗战前所作的问卷调查，江苏省立松江女子中学、山西省立太原女子中学、广州私立真光女子中学、北平私立贝满女子中学、南京私立中华女子中学等女校当时都开展过不同形式的职业指导，为在校女生提供职业指导的帮助[15]。

一些男女兼收的学校认识到职业问题男女有别后，在进行职业指导时也开始区分性别，注意对女生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职业指导。以福建省为例，20世纪30年代该省多个开展过职业指导的中等学校，男生、女生均有对应的指导活动。福建省立福州中学开展职业指导的过程中，“该校为给予学生以接触职业知识之机会，并发展青年学生对于各项企业之兴趣，以期将来对于升学或就业较有充分之见解”“初中一年级每周增加农业一小时、商业一小时，二年级每周增加簿记一小时……女生方面每周增加缝纫一小时”[16]。省立莆田高中在开展职业指导的过程中，曾与地方医院联络，“将校内女生有志学习助产者，男生有志学习看护者，均送入医院随班听讲，并就近实习”[17]。省立莆田中学实施职业指导时，曾“设男女生工场各一，即终日开放，拟采取道尔顿制精神，指导员终日在场”“女生工场一所，学习缝纫、刺绣、编织、造花”[18]。再以沪江大学附属中学为例，刘湛恩曾为沪江附中毕业生作《青年女子的出路》的演讲，他向毕业女生指出：“在找寻职业的当儿，要依据‘小’‘少’‘远’三个原则。”刘湛恩在演讲中说道：“我们要知道，微小的事也是职业，例如汕头的职业，最多的可说的卖花边，但据调查知道这项职业的发起人是一个老太婆，她被生活问题压迫着，不得不出来做些事养家，谁知道现在花边业已成为汕头最多的职业了呢！又如山东的发网，起初也不过召集了几个人做做，后来愈做愈多，现已成为很大的职业，这些不都是很小的事做起的吗？”“有人说‘西洋人是创造，东洋人是仿造，中国人是不造’，我们应当有创造的精神，如果我们能想出人家所没做过的事，那么职业问题也可解决了。”“中国国土很大，我们不可以只想到苏州、江苏省，我们得想到全国，到内地去，到乡下去。”[19]

三、近代中国女生职业指导的特征及启示

（一）近代中国学校女生职业指导的特征

归纳起来看，近代中国学校中女生职业指导的探索及实践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女生职业指导探索的起步时间较晚。早期职业指导在开展时没有进行性别上的区分，但实际受益者却是男性。一般认为，1916年周诒春在清华学校举办的择业演讲，是中国最早的有组织职业指导活动。以该校为例，1916年周诒春最初开始在清华学校对高四年级毕业学生（当时清华分中等科、高等科各四年）举行择业演讲（时称“高四演讲”）时，受指导者均为男生。那一年虽有留美女生10人，但系直接考送美国留学，并不在清华上课[20]。1922年以后“壬戌学制”虽允许男女同校，但最初一段时间内，学校中的职业指导仍没有进行性别上的区分。一些较早开展职业指导的学校，如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昆山县立初级中学等，并未见有专门针对女生的指导记录。究其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科学意义上的职业指导在中国推广之初，相关专家对于职业指导对象的性别区分一度未及认识；第二，当时社会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女性争取出来就业的权利、同工同酬的权利，至于对女性就业过程中怎样选择职业、获得职业、适应职业，则关注较少。这些因素导致女生职业指导在近代中国起步较晚。

第二，女生职业指导实际受惠的对象有限。受近代中国重男轻女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女子接受教育的人数相对较少，女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比例远低于女子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而且在学校系统中，越往上走，女性受教育者所占比重越低。1930年中国各省市中等学校在校生中男生有424223人，女生有90386人，女生仅占学生总数的17.6%[21]。1932年全国各高校中男生有37549人，而女生仅有5161人，仅占高校学生总数的12%[22]。近代中国本来开展职业指导的学校数量就相对有限，加之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人数较男生又有限，所以民国时期职业指导的女生实际受惠人数比男生更少。

第三，女生职业指导的理论研究还不够充分。民国时期在开展女生职业指导时，已开始关注女生和男生在职业领域兴趣、专长等方面的差异，并注意从心理学、生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这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国内关于学校女生职业指导的理论研究还不够充分。这主要表现在：涉及女性职业指导的文章多是一般性的泛泛而谈，专门研究中国女生职业性别特征的文章较少。虽然陈选善、郑文汉、赵欲仁等学者曾分别对当时中学女生的职业兴趣、职业学校女生的职业趋向进行过样本调查，但是这样的专门研究在当时只是少数特例。其他有关女子职业指导的文章或著作，或是就一些原则问题泛泛而谈，或是虽有一些实证性数据作基础，但实行“拿来主义”、所引数据多为国外研究成果。以潘文安、孙祖城编写的《女子职业指导》为例，该书是民国时期为数不多的女性职业指导专著。书中虽然也有专门的章节论述女子身心特征、女子职业分析及女子职业测验等方面内容，但所列举的数据基本为欧美学者调查研究的结果，如男女肌肉的强度差异，用的是美国耶鲁大学男生与亚倍林大学女生的比较调查结果；社会习俗对男孩、女孩兴趣的影响，用的是华德尔（Waddle）对儿童游戏研究的结论；女子月经与智力、体力是否存在关联性，用的是樊斯哥斯加（Voitsecovsky）、何林乌斯（Hallingworth）、阿罗特（A. E. Arnold）等学者的研究成果[23]。至于中国女性与职业相关的生理及心理状况怎样？有没有中国女性自己的特征？这些方面情况，缺乏实证性的调查和研究。

（二）近代中国学校女生职业指导的启示

近代中国女生职业指导的早期探索，给当前学校中职业指导的开展，带来了以下些启示：

第一，职业指导应注意对象的性别特征。传统社会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否定女子的就业权，把女子束縛在家庭中，应该被批判。新中国成立后，在大跃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中，塑造出许多女性劳动模范的形象过于中性化，又一度模糊了女性在职业领域的性别特征。用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既不能用男尊女卑的旧观念来歧视女性的职业地位，又不能片面强调男女平等而忽视女性的性别特征，而应该站在科学的立场客观地对待女性。我们要尊重女性和男性一样平等的就业权。但女性在生理、心理等方面与男性有一定的差别，这种差别对她们从事的职业会有一定的影响，这一点也必须要被承认和遵循。所以，职业指导在开展时应注意男女有别，关注女性择业、就业、改业等具体职业问题与男性的差别，关注婚恋、家庭、生育对女性职业生涯的影响，从女性的性别特征出发给予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建议。

第二，应加强对女子职业指导的基础研究。职业指导是一门科学，应有自己的理论基础。要给予女性以科学、专业的指导和建议，必须要加强女子职业指导的研究。加强对女子职业指导的研究，不应醉心于新概念的创造、新模式的发明，而更应该加强对女子职业性别特征的调研，为女子职业指导提供可参考的科学依据。加强对女子职业指导的研究，不仅应研究生理状况、心理素质对女性职业生涯的影响，还应研究女性婚恋状况、家庭角色、社会地位对其职业生涯的影响。对于在校女生，职业指导应有一定的预见性，不仅应指导她们正确地择业、就业，还应该针对她们未来可能遇到的职业问题，指导她们提前进行职业规划。在研究过程中，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和理论成果固然重要，但同时也要加强对中国女性与职业有关情况的调查研究，以便结合中国女性的实际。中国的女子职业指导不可片面强调国际视野而忽视中国实际。

参 考 文 献

[1]朱有王献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745.

[2]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243-244.

[3]姜虹.试论近代中国的女子警察[C]//梁景和.社会生活探索——以婚恋文化等为中心.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50.

[4]赵欲仁.女生职业趋向的调查[J].教育与职业， 1921（11）：10.

[5]陈选善，郑文汉.中学女生职业兴趣调查报告[J].教育与职业， 1934（1）：21.

[6]顾平波.西区实验学校实施职业指导计划[J].教育与职业， 1930（3）：43.

[7]陈选善.序[M]//潘文安，孙祖城.女子职业指导.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1-2.

[8]之衔.英国中央妇女职业局[J].教育与职业， 1923（4）：30.

[9][23]潘文安，孙祖城.女子职业指导[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3.36-89.

[10]教会学校中之职业指导潮[J].教育与职业，1925（3）：198.

[11]上海职业指导研究会开会纪[N].申报，1927-5-28（7）.

[12]刘湛恩，潘文安.十年来之中国职业指导[J].教育与职业，1929（1）：779.

[13]社务报告[J].教育与职业，1928（8）：515.

[14]钟道赞.福建中等学校实施职业指导一瞥[J].教育与职业，1933（1）：18-20.

[15]清儒.中等学校实施职业指导概况[J].教育与职业，1937（2）：106-107.

[16]钟道赞.福建中等学校实施职业指导一瞥[J].教育与职业，1933（1）：20.

[17]黄玉树.福建省立莆田高级中学实施职业指导概况[C]//何清儒.职业指导论文集.上海：中华书局，1935：222.

[18]蓝锵.福建省立莆田中学实施职业指导概况[C]//何清儒.职业指导论文集.上海：中华书局，1935：223-224.

[19]刘湛恩.青年女子的出路[C]//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沪江大学学术讲演录.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125.

[20]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稿.第一卷清华学校时期（1911-1928）[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50-51.

[21]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编教育统计[M].上海：开明书店，1934：107.

[22]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十四编教育统计[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1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