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创作为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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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3日，最后一位健在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于敏去世，享年100岁。两天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两次文艺座谈会，虽时隔72年，闪烁的思想光芒却一脉相承。
最后一位见证者
1942年5月2号前夕，身处延安的于敏收到了党中央发出的请柬，请柬上写着：
于敏同志启：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这次座谈会不是以“通知”的形式，而是以发正式“请柬”的方式邀请延安的文艺家们开会交换意见，足见毛泽东对文艺家的尊重。延安当时物质条件极其匮乏，一般印刷品都用自制的马兰纸，但这个“请柬”却是用粉红色的“油光纸”印制的，应该算是当时延安最豪华的请柬了。
在于敏的个人回忆录里，他记录了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情景：“毛主席入场时全体起立。他绕场一周，和大家一一握手。他握手时亲切地注视对方，对每一个人都表示尊重。他披着一件棉衣，肘弯处已经磨破，露出了棉絮。”“没有主席台，没有鲜花，没有姓名牌，没有出席证，没有乐队，没有任何会议八股。大家随意散坐，不拘一格。”“5月23日开第三次会，毛泽东做结论。这次会到的人较多，就移到外面的土坪上。毛泽东手持提纲，洋洋洒洒地讲了三个多小时。天晚，点起了汽灯。”
此次会议之前，文艺界的自由化倾向严重影响到了延安的舆论。当时，许多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有些作家自己写的东西太少，直接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更少，人们“对于活泼生动的边区生活不感兴趣，缺少政治责任感”。有的艺术家和农民同住一个样式的窑洞，同喝一井的泉水，但四年之久与农民老死不相往来。八路軍总司令朱德曾说：“打了三年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好多战士英勇牺牲在战场，还不知道姓张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也是你们文艺人的罪过。”
针对这些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把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即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他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根本问题。围绕这个问题，他还阐述了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在“结论”中，毛泽东还根据他先前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和三次座谈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具体分析和批评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八种观点。
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五年之后的1947年，于敏进入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正式踏上电影之路，并于次年创作完成自己的首部电影文学剧本《桥》。在动笔之前，于敏怀着满腔热情到哈尔滨机车车辆厂体验生活，一方面帮助工会工作，一方面深入到工人群众当中，三个月后，他写出了《桥》。剧本通过工人阶级为支援解放战争而抢修江桥的感人故事，歌颂了他们在战争中克服一切困难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显示出新中国第一代工人的气魄和精神风貌。《桥》揭开了新中国故事片史的第一页，当时有评论说它“为人民影剧开拓了新的园地和新的道路”。于敏曾讲述《桥》的创作过程，“当时招待所已住满，所内大厅中有圆柱，圆柱周围是环形的椅子。我占领了一个圆柱和环形椅。膝盖是我的写字台，环椅是我的宝榻。夜里，我屈身而卧，如虾米状，好处是不受干扰，翻身时，要站起来，转一个方向，再抱柱而眠。《桥》的初稿大约有一半是在膝盖上完成的。”
1949年春，于敏在长影完成了第二部电影文学剧本《赵一曼》，次年，《赵一曼》主演石联星获第五届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女演员奖，成为第一部获国际电影表演奖的新中国电影，于敏作为新中国电影代表团的首席代表，登台代为领奖。
此后，于敏一直在电影界辛勤耕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年近七旬的于敏与其他电影界的领导一起创立了中国电影金鸡奖，并作为评选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一连参加了13届的评选。他提出的金鸡奖评选的“学术、争鸣、民主”六字方针和“六亲不认，只认作品；八面来风，自己掌舵；不抱成见，从善如流；充分协商，顾全大局”二十四字原则，充分体现了艺术民主、学术至上的原则，至今依然引领金鸡奖的发展方向。金鸡奖在电影界所具有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与于敏的六字方针和二十四字原则是分不开的。
可以说，《讲话》影响了于敏的整个人生道路。不管是在进行电影剧本创作，还是在参与创立金鸡奖的过程中，他遵循着《讲话》的指导精神——这是他。在1982年毛泽东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40周年时，他的纪念文章《时代与人》中，他写道：“对于当今文艺界、电影界面临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澄清和解决，《讲话》还有没有用，还有没有指导意义，还是不是迫切需要？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是抱住《讲话》的，抱住的是它的基本精神，因为这是真理。”
“义乌廉价的商品市场”
出现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名单中的兰晓龙，和于敏的职业一样，也是一名编剧。他于1973年出生，1997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后进入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成为一名职业编剧。而他能够作为文艺界代表参加此次座谈会，很大程度得益于其代表作《士兵突击》的巨大影响力。
2006年《士兵突击》刚问世的时候，一度被业内人士嘲笑为“三无戏”——没明星、没爱情、没战争大场面。可到后来，正是这部“三无戏”，让无数人在空荡荡的生命中找到了“三有”——有理想、有道德、有信念。《士兵突击》播出后被央视剪辑成了招兵广告，而电视剧本身感染了不计其数的青少年争相投身军旅；那时候很多初中生、高中生受这部电视剧的影响很大，有的高考班级甚至在《士兵突击》的激励下实现了高考的奇迹般成绩；在著名网站知乎上，有人称自己看这部30集的电视剧看了10遍，几乎可以将台词背下来，“浮躁时，没动力时，迷茫时，想救赎时，看《士兵突击》，是解药！”
在2014年10月15日的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对于习总书记所说的“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兰晓龙深有感触。
在《士兵突击》成功之前，兰晓龙在写作上曾经走过一段弯路。刚到部队，兰晓龙充满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自信，认为自己是科班毕业，满肚子的写作技巧，满脑子的写作激情，怎么能写不出作品。根据军区的创作规划，他积极请战，拟定选题，在报纸堆中翻材料、挖故事、找灵感，很快就推出了几个“成果”。谁知，别人看后却说：“你写的这些军人是商场里的模特穿军装——假人一个。”折腾两年，却一个像样的作品都没拿出来。
2000年春天，总政和军区都要求專业创作人员必须到基层部队当兵代职，他暗下决心，踏踏实实当一回兵，看到底能不能写出好东西。为了不让连队干部战士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到了京郊某装甲团后，临时换了一身旧的迷彩服，佩戴着一级士官的军衔，冒充集团军机关分配下连的打字员，开始了真正的士兵生涯。在经历了第一次队列出操的尴尬和第一次紧急集合的忙乱之后，他渐渐适应了士兵的生活，也和士兵们成了真正的朋友，以并肩战友的身份去感受士兵。“很多人说，《士兵突击》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可以在部队生活中找到对应的原型，唯独许三多找不到，而大家又觉得他是其中最接近中国士兵的人，原因就在于我把那半年生活中认识的许许多多战友的形象、对许许多多战友的感受和理解，综合了、提炼了、提纯了。”兰晓龙说，书中的一些对白，如“不抛弃，不放弃”“好好地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之所以能够在很多人口中流行，不仅因为通俗、简练，还因为朴实、单纯，引起了人们心中的共鸣。
在兰晓龙所参加的这次座谈会中，习近平谈到文艺界现今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浮躁”问题：“在一些人觉得，为一部作品反复打磨，不能及时兑换成实用价值，或者说不能及时兑换成人民币，不值得，也不划算。”身处电视剧制作最重要环节之一的编剧之位上，对于习总书记指出的这一点问题，兰晓龙不能同意更多。文艺座谈会之前，文艺界的“浮躁”现象愈演愈烈，体现在哪里？除了下基层一日游，还体现在快餐式创作——文艺创作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存在不少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导演冯小刚曾透露，现在不少电影编剧拿着煤老板给的一纸提纲，一两个星期就能写出一部电影剧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兰晓龙曾用“义乌廉价的商品市场”来形容影视行业的现状：“现在市场的环境是所有人都在多快好省。有太多的人在利益的驱动下选择背离自己的专业和初心。”
但也有不少文艺界人士选择坚守自己的底线。2009年完成《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两部大剧的剧本创作之后，兰晓龙用四年的时间见证了自己参与编剧的新剧《好家伙》的诞生。为什么用了这么久时间？兰晓龙坦言，“并不是找不到资金的问题，这是个生产链的问题，是资金到位之后你要怎样去落实的问题”。“有的演员现在会同时拍几部戏，恨不得几部戏都在横店同时拍了，但是这部戏，演员是不能跳戏的，一跳戏就麻烦了，整组人都要把整块的时间用在这个戏上，不能离开。”兰晓龙无奈地说，他和导演不得不等到这条生产链的每个环节都确保全心全意地投入，才开始生产。
不同时代的同一方向
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到“大众化”的问题：“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而在这次讲话发表之前，会议上毛泽东讲话的题目就是《为群众，如何为群众》。
而在2014年的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举了作家柳青的例子——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
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主席一万多字的讲话，不但引领了中国文艺的走向、规划了中国文艺的蓝图，而且在中国革命史、中国文化史上更是吹响了“人民文艺”的号角，史无前例。
72年后的北京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书记说：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深刻阐述和科学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曾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于敏在40年后的纪念文章中总结了文艺工作者应该走的道路：“了解我们的时代，了解我们的人民，眼睛向下，深入生活。”
参加了北京文艺座谈会的兰晓龙在会后的感想中写道：“中华的几千年造就的民族性确是磐石，这块磐石是中衡、包容、温和、刚强、勤劳、乐观、自信、自豪、幽默和真正的谦逊。时代变、标尺变，但这些不变，这是我们叫作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部分，或者更严肃地叫作我们民族任何时候应有的自省。它需要人一辈子的理解力，而媚俗、软骨和渲泄不需要。”
两次不同背景的文艺座谈会，两个不同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从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到文艺要为人民抒情、为时代放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次文艺座谈会的文艺思想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