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苏:广东文艺界的三次“破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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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改革开放风云变幻的大舞台。广东文艺界也是率先走出“文革”桎梏，最早出现“思想活跃，创作活跃，演出活跃”的一片新天地。我这里记述三件事，从广东文艺界的三次“破冰之旅”中，看看岭南文化是怎样从崩溃边缘走向复苏和繁荣的。

1977：率先宣布“四个恢复”，使处于崩溃边缘的广东文艺“凤凰涅槃”

中国文艺界曾经辉煌，也曾经多灾多难。长期以来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与干扰。从1966年开始，中国经历了十年“文革”，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十年浩劫”。那时，中宣部被打成“阎王殿”被砸烂；文艺界各个协会被说成是“裴多菲俱乐部”被解散，中国文艺处于崩溃的边缘。广东文艺界也是同此命运。

“粉碎‘四人帮’，文艺得解放”。在文艺界的揭、批、查过程中，很重要的大事是恢复被砸烂的文联及各协会的工作。首都文艺界发出了呼吁。在1977年12月北京召开的“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的一个大型座谈会上，文艺界人士周扬、夏衍、林默涵、张光年、冯牧、贺敬之、严文井、李季、臧克家、袁文殊、林林、曹禺、姚雪垠、贾芝等呼吁并提出“尽快恢复中国文联和各文艺协会”的建议。在会议结束时，时任中宣部长的张平化口头宣布：“经研究同意文联各协会尽快恢复工作。”1978年3月，中宣部决定：立即着手恢复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成立筹备组，组长林默涵，副组长张光年、冯牧（兼秘书长）。5月27日至6月5日，在北京西苑旅社（后改为西苑宾馆）召开中国文联全委会三届三次扩大会议。在300多人出席的会议上，通过决议：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剧协、中国音协、中国影协、中国舞协正式恢复工作，其他几个协会，中国美协、中国曲协、中国民协和中国摄影学会，继续作好准备工作，一年之后，这几个协会也相继恢复。在恢复文联的扩大会议上，还决定从1978年7月1日起恢复《文艺报》。并相继成立了《文艺报》、《人民文学》和《诗刊》新的编委会。

事实上，在恢复文联和各协会这件大事上，广东走在了前面。此前半年，广东文艺界振臂一呼，已经开始行动了。据当时《南方日报》报道：在广东省委的直接指导下，1977年12月召开的广东省第二届二次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就是一次“破冰之旅”。会上深入地揭批了“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而且在全国率先宣布“四个恢复”：恢复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各文艺家协会；恢复广东粤、潮、琼、汉四大剧院和文艺单位；恢复文艺大专院校；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无理批判的文学、电影、戏剧、歌舞等文艺作品的出版、放映和演出活动。在这次会议上，广东文艺界对历次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和对作品、文艺家的错误批判进行了平反，广东文艺界出现了“思想活跃、创作活跃、演出活跃”的可喜景象。《南方日报》1977年12月11日在头版以显要位置进行了详细报道，并于次日再次在头版刊发了《砸碎精神枷锁，繁荣文艺创作》的社论。在《南方日报》报道之后，1977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转发了这条消息：“广东省文联和各协会恢复活动”，并发表社评《把文艺活跃起来》，加以赞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也相继发表了消息和评论。

广东文艺界率先“四个恢复”靠的是省委领导的思想解放，率先垂范。据当时担任《南方日报》文艺部主任的关振东先生所著《云园诗话》记述：“1977年9月，广东文联在‘十年浩劫’后第一次召开广东省文艺创作会议。其时‘四人帮’虽已打倒近一年，然极左遗毒远未消除，会议最初两天，坐在主席台上的全是‘文化官’。真正称得上是文艺家的只有杜埃一人而已。与会者‘欲言而嗫嚅’，会场气氛相当沉闷。至第三天，省委书记吴南生从北京回来 ，早上会议一开场，他即郑重宣布，请欧阳山、周钢鸣、陈残云、萧殷、秦牧、黄新波、关山月、李门、周国瑾等一大批真正的作家艺术家上主席台，并且坐在第一、二排，原来的‘文化官’们退到后面去。这一措施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整个友谊剧场掌声雷动，仿佛山呼海啸，一阵高于一阵，持续十多二十分钟之久，许多人一边鼓掌一边泪流满面，不少女同志在啜泣，甚至哭出声来。坐在我旁边的胡希明老人悄悄从口袋掏出一包大前门香烟，将仅剩的两根烟拿出来，把烟包拆开作稿纸，就在那上面写了一首七绝，递给我看。诗云：‘旱云犹自掩尘埃，岭上寒梅尚未开。闻道北京春讯早，谢君带得雨丝来。’诗后还有一小跋：‘1977年9月25日危坐会场听报告急就赠吴南生同志。’这诗不但触景生情，来得快，而且非常准确地概括了那个时期的形势，反映了作家艺术家们的心声。”关振东先生的这段回忆是当时文艺家心境的真实写照。

在这里还应谈到与省委领导吴南生同志有关的另一件事。据广东一个刊物所载《广东文化大事记》中的“史海勾沉”一节记载：1976年底，也就是粉碎“四人帮”不久，吴南生邀请在“文革”中被诬陷为“反革命”的大画家刘海粟到广州过春节，并让他参加广东政协的茶话会。茶话会结束时，吴南生特地向记者打招呼：发消息时，一定要把刘海粟的名字加上。报社这样做了。刘海粟名字见报，就意味着对这位老艺术家的肯定，这也是解放广东一大批艺术家的信号。此事令刘海粟十分感动，一时传为佳话。

广东在文艺方面能率先行动，与当时省委的思想解放，立场坚定是分不开的。当时主政广东的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主管文教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吴南生，他们在这场事关广东文艺发展的前途命运大事上，功不可没。

1978：

冲破“两个凡是”，把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文艺思潮的斗争向纵深发展

广东文艺界在冲破“两个凡是”，深入批判极左文艺路线方面，也是走在前面，又一次勇往直前的“破冰之旅”。这里我想讲一件我亲自经历的“往事”。

事情要回朔到1977年初。正当全国人民开展揭批“四人帮”，批判极左思潮势如破竹般进行之时，受到了“两个凡是”的干扰。1977年2月7日，以“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名义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来头很大，影响不小。“两个凡是”一出，揭批极左路线的事就不好办了。正在进行的“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遇到很大的阻力。1978年5月，胡耀邦同志亲自组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得到邓小平同志和罗瑞卿大将的积极支持。这时，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决心顶住“两个凡是”，消除“心有余悸”，把“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文艺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1978年夏天，中央通过《人民日报》等报刊，冲破“两个凡是”，对文艺上的极左路线进行猛烈进击。1978年7月28日，人民日报社召开文艺界座谈会，人民日报社常务副总编辑秦川主持了会议。张光年、刘白羽、冯牧、赵寻、邓绍基等就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极左文艺路线发表了重要意见。《人民日报》作了详细报道。会后《人民日报》编委会决定在上海、广州也要开这样的座谈会。并派袁鹰和我分头到上海、广州开会。1978年7月底，秦川对我说：“北京已经开过座谈会了，上海和广州都要开座谈会。准备派你带一个编辑去广州，参加广东的座谈会。我已同习仲勋同志商量好了（附带说一句：秦川和习仲勋原来都是西北局的，两人关系很好）。你就代表报社去参加。会议还是广东省委主持，你把座谈会记下来，回来发消息，组织文艺家写文章。”他所说的北京已开过座谈会，指1978年7月28日的座谈会。会议已发了报道，影响很大。

我当时是《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报社派我带一名记者去广州，我是很乐意接受这个“差使”的。于私我可以去探亲，于公我同广东有些联系，同广东许多作家也熟悉。我很乐意去。

我们到广州以后，由广东省作协曾炜秘书长安排住定之后，到了省委宣传部，当时文艺处长唐瑜和罗源文接待我们。当天晚上又见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杜埃同志。我同杜埃多年交往，很熟悉。他告诉我，省委很重视这个会，省委书记吴南生同志亲自主持这个会，广东文艺界的头面人物都参加。我听后非常高兴。

这次座谈会于1978年8月8日在广东迎宾馆的会议厅举行。会前罗源文同志交给我一份出席会议的作家艺术家名单。有欧阳山、陈残云、杜埃、肖殷、梁信、于逢、韦丘、丁希凌、关山月、罗品超、黄新波、伊琳、李门、叶明、郁茹、曾炜、罗源文、唐瑜、欧阳翎、西彤、黄培亮、黄宁婴、黄伟宗、沈仁康等20多人。

会议开始，吴南生同志首先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讲话的主旨是，动员广东文艺界进一步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冲破禁区，大胆探索，把揭批文艺极左路线的斗争引向深入。吴南生的讲话实际上是一个动员报告。他说：“今天开这个会，是要把广东文艺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引向深入，突破禁区。文艺界去年批判黑线专政论以来，形势是好的，创作上出现了新气象，思想活跃。但又遇到了一些新的禁区和障碍，还有一些禁令在妨碍揭批深入。当前文艺界，特别是创作人员中，还有些心有余悸。”说到这里，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份材料。在念了这个材料之后，接着分析了有些地方揭批深入不下去的原因。他说：“揭批‘四人帮’搞的极左路线，拨乱反正，为什么有的地方深入不下去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人说，主要是因为‘肠梗阻’。什么叫‘肠梗阻’？指的是上头（中央）要批，下头（群众）要批，就是中层、中间（比如有些文化部门）不想批。为什么会产生‘肠梗阻’？有各种各样的情况，这里面要作具体分析。”吴南生同志最后动员广东文艺界要敢于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把批判引向深入。他说：“我们现在开这个座谈会，就是想进一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大胆探索，把‘四人帮’的黑线专政论批深批透，推动创作繁荣。前些日子，我在北京开会时听说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系统走在前面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意义重大。我们文艺界也要紧紧跟上去。我们在批判上要深入，要搞出一批有分量、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来。有破有立，在批判‘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中，把马列主义道理讲深讲透。我们的座谈会不设禁区，不搞禁令，形成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

吴南生同志讲话后，大家热烈鼓掌，整个会场气氛活跃，想发言的都跃跃欲试。这次到会的名人很多，群贤毕至，济济一堂，谁先讲，还是有讲究的。吴南生同志说：“还是请欧阳山同志先讲吧。”欧阳山是广东文艺界的头面人物，时年已经70岁。他早年参加“左联”，同鲁迅有过交往。新中国时期，回到广东担任广东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省委书记点名让他先讲，他也愿意开这个头。欧阳山发言说：“我们大家都想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听了吴南生同志的讲话，顿开茅塞。前些时候，我到海南一带去了一趟，算是深入生活，也算调查研究，但没有做出什么结果来。我们文联受压的人比较多，思想上弄不通的就更多了。拿大棍子打人的人上上下下都有，哪个关口都有打棍子的。但不管有多少问题，有困难就斗争。”说了这些之后，他拿出一个小本子，接着说：“我想谈谈对几个问题的看法，也就是所谓‘几论’”。他一共讲了六个问题：（一）“写真实论”。（二）“限制写真人真事论”。（三）“根本任务论”。（四）“三突出论”。（五）“主题先行论”和“从路线出发论”。（六）“历史为路线服务论”。欧阳山谈了上述六个问题以后，收起本子，就要打住。正有人准备发言时，他又补充说：“还有一个问题是假浪漫主义。北京某个作家和某个理论家就是典型的搞假浪漫主义例子。他们光要主导，不要真实。他们的所谓浪漫主义，是不要现实。我认为，除了英雄人物，其他各种人物都可以写，发展中人物，有缺点的人物，包括被批判的人物都可以写。我们如果不批透假左实右，我们的文艺就不能大步前进。读者、评论者都要在思想上肃清流毒，才能使文艺大步前进！”

陈残云在发言中，尖锐批判文艺上的极左路线，还着重强调要落实作家、作品的政策问题。陈残云说：“最近我们国家开始兴旺，很多新情况。首先是科技界、教育界很多新动作。教育界来得很猛烈。文艺方面也有新动作，如恢复文联的活动，但动作不大。文艺界的锋芒所向应该是进一步开展对‘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批判。我认为：（一）要进一步开展对‘四人帮’的斗争和批判。要解决干部群众中‘心有余悸’，就得要进一步开展批判。（二）掌握文权的领导同志，一定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毫不动摇地领导群众进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三）希望中央报刊带头，继续开展批判，不能停顿，《人民日报》开展得轰轰烈烈，可是有的重要报刊没有行动，对‘四人帮’不批判，赶不上广东文艺界呢！（四）文联及各协会的刊物，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不能让老好人掌握这个阵地，更不能让‘风派’、‘捂派’来控制这个阵地，要找一些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人来掌握刊物。（五）要敢于冲破一些禁区。有些该批的就要批，不要怕人家说否定文化大革命。（六）要敢批、敢斗、敢写，阶级斗争没有避风港。”陈残云还提出落实政策特别是落实人和作品的政策，要讲法制。他说：“在揭批‘四人帮’极左路线中，要进一步落实人（作家）和作品的政策。在北京，恢复中国文联的会议上，对有些人落实了政策，但还有不少人没有落实政策。落实政策不仅是对人，还要对作品，要进一步落实文艺作品的政策。不落实作品的政策，等于没有落实政策。现在落实作品的政策，距离群众的要求很远，我们有500多部电影，‘文革’中封了，现在为什么没有放？我一共写过7个电影剧本，拍了5个，到现在没有一个重新放映。”

部队剧作家梁信的发言主要是提出创作中要反对高大完美、孤家寡人的英雄观，不搞宗教化。梁信说：“‘四人帮’在艺术上推行的‘高大完美’的理论是错误的。最近我有篇文章，题目叫《驳斥‘四人帮’的高大完美》。我还有封信发表在《人民电影》上。我的观点是宁可偏激，决不圆滑。‘四人帮’提倡在创作上搞高大完美，把人物写成高于一切人，高于一切历史之上。例如《反击》，他们是外景加工，诬蔑滥造。过去蒋介石说‘要法古今完人’，而江青连什么‘法’都没有。《盘石湾》里的陆长海，写成完人，敢说古今中外一切人之豪言壮语。其实，他们写的英雄人物是孤家寡人。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唯有一个‘女神’创造历史。在他们看来，生活是不必要的，有了主题，没有生活也可以创作。他们的旗帜是左的，我们要把它批透。现在有些人为什么‘心有余悸’？因为他们还有‘辫子’可抓。我有两个朋友，一个是戴着‘没有改造好的右派’的帽子，一个还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在受到强大压力下搞创作怎么不会‘心有余悸’呢？”

肖殷的发言指出：领导瞎指挥，实际是破坏文艺创作和文化工作。肖殷说：“大家在会上都说到‘心有余悸’的问题。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心有余悸’。有的作者顾虑重重。从前作家不考虑这些东西，现在想得多了，不是过敏和过虑，而是长期打棍子、扣帽子的结果。现在有些人还掌握着一些权，拿着棍子在那里挥舞。还有一些人，在‘四害’横行时期，一直在整人，自己身上不干净。这些人不是认真改正错误，而是采取溜的办法，想溜之大吉。有些人始终怀着不满情绪，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有的人继续执行假左真右的路线。”肖殷还谈到党领导与创作规律的关系。他说：“有的领导不懂创作规律瞎指挥，实际是破坏文艺创作和文化工作。对‘根本任务论’，我们没有理它，只谈塑造英雄形象。文艺上只谈唯一的任务是不对的。离开生活，离开创作规律，在创作中搞瞎指挥，是错误的。艺术形象要作家进入人物形象，经过思考。”

杜埃因身兼作家和文艺领导地位，正反方面的体会都有，特别关注艺术民主问题。他说：“今天讲一个艺术民主的问题。当前我们讲‘六条标准’，在人民内部要坚持‘放’的方针，发扬艺术民主。一个作品被领导一句话判‘死刑’的这种风气不得了，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科学家容许几百次试验失败，为什么作家写作品就不容许失败呢？去年，我们在省创作会议上，欧阳山作了一个发言，有人就说他‘右派翻天’，这不又是在打棍子吗？”杜埃说：“艺术要民主，社会主义要有社会主义的艺术民主，精神世界的问题，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法来解决，不能武断行事，不能轻率下结论。要广开言路。至于某些作品中的某些章节，有争论是可以的，但不要动不动就批判。即使要批评，也要容许反批评。过去在极左思潮的情况下，只有批评，不能反批评。现在还有‘一言堂’。总之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发扬艺术民主，就要把‘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批彻底。”

关山月的发言主要强调艺术上要容许不同流派自由发展。关山月说：“中国画如何贯彻‘双百’方针是个大问题。‘双百’方针，宪法都写上去了，是如何保证贯彻问题。过去感到执行这个方针阻力很大，不知为什么写到宪法上去也不执行。中国画是受极左路线危害的重灾区。命运不太好，解放初期受到左的影响，把国画改为彩墨画。李苦禅被排斥，搞到广西去。接下来北京成立了国画院，对国画重视起来。周总理提倡用国画布置宾馆，宣传国画，就有民族自豪感。‘四人帮’把国画从宾馆里撤下拿出来批。国画队伍也受到摧残，老的知名国画家死了七八个。国画后继无人。流派也没有了。岭南画派，我不敢提了，是个禁区。有人说岭南画派是个反动流派，是小宗派。接下来，我也被说成是‘宾馆画派佼佼者关山月’。我们有流派（岭南画派）不敢提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艺术单调，雷同，很可怕。没有一点味道。人物画、工笔画也没有了，没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

会议一共开了两天，所有到会的人都发了言。会议发言结束后，到会的文艺界人士，集体乘车去珠岛宾馆。习仲勋同志等省委领导已等候在那里。习仲勋和到会者一一握手，对欧阳山等文艺工作者一一问候，说：“省委很重视这次会，对于大家提出的意见和问题，我们进行研究之后将会作出统一部署。”习仲勋同志简短讲话之后，请大家吃饭看电影，晚上放映香港影片《云海刀弓缘》（长城影业公司厂出品）和《刘海遇仙记》（凤凰影业公司台出品）。当时广东文艺界对境外电影已经久违了。对省委的关怀，同志们感到回肠荡气，如坐春风。

1979：

邀请首都文艺界知名人士访问广东，周扬发表重要讲话，广东文艺出现新气象

我这里所说的1979年，应该是1978年12月底1979年初的事。这是广东文艺界又一次“破冰之旅”。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央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广东省委对文艺工作又有了新“招”，把广东文艺工作提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在广东省委的领导下，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在于1978年12月5日至16日广州召开。这次座谈会，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史上是一次重要的会议。讨论了广东省的文艺创作发展问题，旗帜鲜明，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当时广东省委有胆略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在会议期间邀请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文艺权威人士周扬、夏衍、林默涵、张光年等访问广东，并在创作会议上作报告，促进广东文艺的发展和繁荣。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1978年10月间，广东省委派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作协副主席、老作家杜埃到北京去探望全国作协主席茅盾，向他报告广东省准备开创作会议，文艺战线将再接再厉，努力把创作搞上去，请茅盾同志率领作家到广东指导。茅盾同志听后非常高兴，但他已82岁高龄，身体不适，不能来广州。于是托杜埃带了一幅书法作品《咏中东风云》给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吴南生同志，感谢他盛情邀请。广东省委邀请周扬同志率领文艺界著名人士访问广东。这次去的都是文艺界“重量级”的人物，周扬等同志到广东一些先进单位参观访问，受到隆重热情的接待。周扬一行到广东肇庆参观时，触景生情，题了16个字“波涛似海，陶铸新人，七峰突起，石破天惊”，以表达对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陶铸的缅怀。

周扬同志应邀在广东文学座谈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他的讲话于1979年2月23日、24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个报告是经他推敲修改，亲自定稿的正式文本，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问题》。全文分：一、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二、歌颂和暴露问题；三、社会主义文学和它的同盟军；四、艺术的形式和风格问题；五、学术上的自由讨论问题；六、文学艺术的领导问题。周扬这个将近二万字的报告可以看作是他对新时期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意见。此时的周扬热情勃发，南下北上，奔走呼号，力倡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力主爱护人才，表现了他在复出之后的人格和理论的提升。

周扬在广东发表这番谈话，既是对广东新时期文艺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新时期文艺的期望。这篇讲话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提出了“新时期文艺”的概念，而且对它的发展作了科学的界定。周扬同志说：“要正确表现新时期的生活和斗争，最要紧的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积极地投身到为实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观察、体验和描写这场火热的轰轰烈烈的斗争。这是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又是一场科学、技术的伟大革命。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既要继续深入群众，又要和群众一起学习新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以便获得新的科学知识来描写人民的新的生活实践，新的智慧和毅力。只有投身于这种新的社会实践中，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才能获得新的内容和新的技巧，使我们的文艺焕发新的光彩。”周扬是在广东考察访问感受了许多新事物、新体验之后讲这番话的，是有感而发的。如果没有在广东考察的新体验就不会有这样深刻的感受和全新的语言来表述。这次创作座谈会之后，广东文艺出现了新的气象，出现了有影响力的作品。如老作家欧阳山的《一代风流》第四部《圣地》、第五部《万年春》，陈残云的《热带惊涛录》，杜埃的《风雨太平洋》一、二部，中青年作家刘斯奋的《白门柳》，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代价》等，建立了一支新时期的作家队伍，受到全国注目和称赞。

关于邀请周扬、夏衍等同志来广州讲话的意义，20多年之后，吴南生同志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978年12月的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是由欧阳山同志主持的，应邀参加会议的有文艺界的老前辈周扬、夏衍、林默涵、张光年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以及各个文艺刊物的代表。周扬、夏衍、林默涵、张光年同志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和赞扬，对全国文艺界和文学创作事业很有影响。”

周扬在广东文艺创作座谈会上率先对“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艺”作了科学的更规范化的阐述，后来还有些小争论。刘锡诚同志《在文坛边缘上》一书中谈到：北京有位学者说“新时期文艺”是刘白羽先提出的。刘锡诚反驳说：“显然，他在写这篇文章时，并没有注意1978年6月5日通过的《中国文联第三次全委会扩大会议决议》中关于‘新时期文艺工作者’这一词汇的使用，更忽略了周扬于1978年12月在广州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问题》一文使用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这比较规范了的专有词语并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从此以后，‘新时期文学’或‘新时期文艺’，逐渐为文艺理论评论界所认同和采用，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名称。”（《在文艺边缘上》第183至184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东省这次文艺创作座谈会，也是有标志性意义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习仲勋同志调中央工作，原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来广东担任书记主持工作。吴南生同志兼任深圳特区任市委书记，开始了广东改革开放的新篇章。广东文艺界也迎来了一个繁花似锦的文艺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