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兼备的国文教科书
时间：2020-11-22 08:02:5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11年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两千年封建帝制，中国从封建专制时代步人民主共和时代。随着国体的变更，前清封建旧教育从制度上完全崩塌，中国教育的新纪元开始了。为了迅速革新以忠君尊孔为核心的封建教育，民国教育部在1912年1月9日成立之后立即颁布了一系列政令，9月公布《教育宗旨》，实行“壬子癸丑学制”，废除旧教育，实施新教育，规定“凡各种教科书，务必合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
于是，各大书局根据新的教育宗旨、新的教育体制迅速启动了新教科书的编写，其中以中华书局的《中华教科书》反应最快。商务印书馆(后简称商务)迎头赶上，出版《共和国教科书》，受教育界极大欢迎，各学校纷纷采用。此套教科书的国文科基本延续了清末国文教科书的编撰风格，但增加了新时代、新文化的元素，被喻为语体文教科书之巨擘。
一、《共和国新国文》之出版特征
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全盘革新教育之前，各地学校采用最多的是商务的《最新教科书》。这是商务第一套系统的教科书，也是我国第一套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它根据清末的教育宗旨和教育体制而编写，为清学部审定的教科书，涉及大量的忠君尊孔内容，显然已不适用于共和时代。商务根据共和国教育之宗旨迅速编写符合新时代的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此套教科书是民国成立后商务的第一套教科书，也是民国最早的教科书之一。
《共和国教科书》系列的“国文教科书”称之为《共和国新国文》，初版于民国元年(1912年)，有初小、高小及中学校用书。据民国元年(1912年)八月出版的商务第十四期《图书汇报》记载，有初小用《新国文》及《新国文教授法》各8册，高小用《新国文》及《教授法》各6册，后又编辑出版了中学校用书《国文读本》4册。
此套国文教科书高小及中学校用书为男子专用，女子教科书另外专门编写。初小用书兼收女子材料，便于男女同校之用，这是商务首次编辑男女通用教科书。另外，还出有甲、乙、丙三种，甲种为秋季始业用书，乙种为春季始业用书，丙种为春秋季始业通用书。这是由民国初期学制变更所致。清末时学生为春季始业，民初，新学制更改为秋季始业，令新生秋季入学。为了不影响已于春季入学学生，教育部令其遵照原制，不必更改。因此就出现了春、秋季始业用书并行的情况。
《共和国新国文》主要编者有庄俞、许国英、沈颐、秦同培、谢开勋、樊炳清、谭谦等，高凤谦、张元济、蒋维乔等参与了校订工作。在《共和国新国文》的编撰群体中有一个特殊的团队——江苏省立第一师范附小范祥善等15位教员。他们与商务合作编辑了初小《新国文教案》。该校创办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原名江苏两级师范学堂附属两等小学堂，创办人为江苏师范学堂监督罗振玉。这是一所教学改革走在前列的先锋学校。
二、《共和国新国文》之形式
《共和国新国文》在装帧上沿袭了《最新国文》基本特色，采用环筒页装，简洁精致，但封面的设计更为醒目突出；采用大量插图，并增多了彩色插图；在各册结构上各阶段用书略有不同，但大致结构依次为：封面、编辑大意(仅第一册)或教科书广告(除第一册外各册)、目次、课文、版权页、封底。
封面：总体上看，《共和国新国文》封面设计的特点是简洁与精致。初、高小用书封面出于同一设计，采用毛边纸作封面，文字为竖行编排，右侧标明该书的适用学段、册数，书名大写于正中间，左侧印有“商务印书馆发行”字样，全部置于一长方形边框内。边框之上印有“教育部审定”字样，为由右至左横向排列。封面文字均为楷体书写，春季始业用书为黑色字体，秋季始业用书为红色字体以便区别。中学校用书略有不同，封面的边框为花纹线条，采用硬皮纸张作封面，大气且更显质感，凸现了其作为高一级学段用书的区别。
编辑大意：列于各学段用书第一册，即初、高小，中学校国文第一册。包括该学段用书的编辑原则、编排形式、学期授课时数及配套教授法介绍等。其余各册此部分均为教科书广告，一般将教育部审定评语列于此，作为宣传之用。
目次：依次竖向编列为课数、课名及授课时数。高小用书的目次后还附有“时间分配方法”，对教师如何分配每课课时提出建议。
课文部分：包括课文标题、课文内容及插图，每课生字列于最上部。课文篇章的安排随课文内容长短而定，常常出现同一页面两篇课文的状况。如在第四册第三页上并列了第二课“周游世界”的最后一段和第三课“公债”的第一段。课文文字配有简易的标点。课文部分常配有插图，与课文内容相呼应。插图的频率与年级高低成反比，中学鲜有插图出现，而初小低年级几乎达到了每课一图。
版权页：版权页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刊登教科书广告，有时以教育部审定批语作为广告，有时为某套教科书已出各册的简要介绍。下部顶端以英文列出该书的基本信息。再下列该书版权信息。
封底：此部分一般为教科书广告，但有时仅为商务的机构印章。广告通常为商务各种教科书，但有时也会刊登其他书籍的广告。
三、《共和国新国文》之内容
1 民主与封建并存的编辑宗旨
根据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教育宗旨，教科书应积极提倡平等、自由、独立、合群、尚武等方面的素质，应合乎新文化、新政体。而此时的封建势力仍然猖獗，新旧文化冲突激烈，一些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这样的背景之下，选择怎样的内容、采取怎样的形式来宣扬新文化，如何合乎新政体、新时代，对于新政府的教育宗旨与民众内心的传统观念之冲突又如何处理?商务在编辑过程中感到十分棘手，曾就新背景下教科书编写中产生的疑问向社会征求意见，提出五个问题与读者进行商榷，第一个便是关于教科书编写宗旨的。商务提出“国体既变，万事革新，教育宗旨自当以养成共和国之人格为惟一目的。虽然一事之起，必有数方面，顾此一方面又不能兼顾其他方面，是宜熟审其轻重缓急，以定取舍而想维系。”比如对于“忠”这一传统道德体系的核心理念，一种观点认为应以淘汰，但商务认为所谓忠者，未必专指忠君，对于职业、国家也非常必要。又如对女子教育，一种观点认为应学习欧美提倡妇女从业从政，但商务认为我国国人对女子的期望历来以贤妻良母形象为主，现在的情势未必适宜。在新旧之间究竟如何调和、如何取舍，商务对此十分为难，编辑教科书亦“不敢率尔倡导”。基于此种考虑，商务在《共和国新国文》的编辑上以稳妥谨慎的姿态，在强调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众之德，意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的同时，又提出注重表彰中华固有之国粹特色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在既
重民主又暂时不能完全与封建割裂的编辑宗旨下，《新国文》内容兼顾了二者，既排除了完全代表封建社会的事物，又保留了某些传统甚至封建的内容。
2 新旧兼备的选文特征
最能体现民初国文教科书之特色的便是其选文所呈现出的兼旧迎新的特征。与清末国文教科书相比，其增加了大量的宣扬新时代的选文。而与“五四”后所出版的国语教科书相比，其又保存了大量弘扬中国固有特色的选文。《共和国新国文》就是代表。
首先，《共和国新国文》增选大量反映新文化的时文。一是详言共和国体政体以及法政常识方面的文章，以提升国民参政之能力。如初小第四册的《大总统》《敬国旗》，第五册的《我国革命》《政治》，第七册的《共和国》《清季外交失败》《平等》《自由》，第八册的《国庆日及纪念日》《选举权》；高小第一册的《国体与政体》《民国成立之始末》《共和政体》，第三册《国家》《国民》，第四册的《地方自治》《共和国之模范》《共和国政体之精神》，第五册的《外交》《战争与和平》等。二是体现新文化思想的文章，宣扬新文化理念。如初小第四册的《运动》《守规则》《习体操》，第五册《剪发》《戒吸烟》，第七册的《运动与休息》等。三是介绍实业的文章，以养成国民独立自营之能力。如初小第六册的《汽机》《汽船》《汽车》，第七册的《投报》《日报》《日记》，第八册的《邮政》《电报》《电话》《租税》等。四是介绍国外的文章，引领学生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如高小第一册的《华盛顿(一)》《华盛顿(二)》《美国二缝工》《铁达尼油轮遇险记(一)》《铁达尼油轮遇险记(二)》《侨民》。
其次，还选人了大量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一是介绍中国历史人物或者传说人物的文章。如初小第五册《黄帝》《禹》《汤武》《孔子》《孟子》《孟母》，第七册的《岳飞》《明太祖》，高小第一册《郑和》《秦良玉》等；二是介绍中国传统精粹的文章。如初小第五册《龙球》《驴过虎》《墨》《纸》，第七册的《陶器》《历法》《珠算笔算》；三是介绍中国历史、地理的文章。初小第七册的《泰山》《西湖》《我国疆域》《运河》，第八册的《国史大概(附历代记年表)》，高小第三册的《衡山》等。
四、《共和国新国文》之评析
1 初步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诉求
在国文教科书的编写中，选择什么样的材料，体现了特定的价值观，代表了特定的阶层。从国文教科书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它是谁的，它为谁说话等关于教科书根本属性的问题。《共和国新国文》初小用书包含天文、地理、历史、理科、实业、政法等各种材料，并附列书信、账簿、票据各项文件，注重共和国民应具之常识，突出自由平等之精神，养成自治参政之能力。从目的、选文材料、甚至插图、人物形象等因素中，不难看出它是一套体现新兴资产阶级价值取向、表达其诉求的教科书。如《共和国新国文》初小第一册头几课为“人、手、足”，与之对应，清末《最新国文》初小第一册恰为：“天、地、日、月”。由“天”到“人”，体现了封建到共和的转变，反应了新文化对新国民的要求。后人甚至将这一时期称之为“从天到人”时期。从这个层面上看，《新国文》不失为国文教科书的又一新阶段之代表。
2 注重实际教育工作者的参与
商务的教科书编撰队伍一直阵容强大，有开办过新式学堂的，有编译过大量西学书籍的，有的还担任过政府高官。他们大部分为当时名家，且大部分具备留学背景。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教科书编写的质量。但在《共和国新国文》的编撰队伍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特殊的团队一一江苏省立第一师范附小的十多位教员。这些教员编撰了《新国文教案》(初小)共8册，经由张元济、高风谦、蒋维乔等名家审定后出版。当然，教员编辑教科书在教科书历史上并非稀奇。我国最早现代意义的教科书便是教员迫于教学实际需要编辑而来，如南洋公学的《蒙学课本》、无锡三等公学堂的《蒙学读本全书》等。但在以后大规模系统的教科书编写中，纯教员越来越少，教科书编写越来越专业化。《共和国新国文》的编撰中，教员以主要编撰者的身份进入，意味着教科书编写日益注重与教学实际相联系。
责任编辑 黄耀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