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关系治理及挑战
时间：2021-01-20 08:02:3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在国际关系中角色的重大转变，即从过去国际社会乃至国际秩序的旁观者或参与者变为积极的施动者和塑造者。然而客观上，“一带一路”无疑是一个宏大的发展倡议，涉及国家之多，人口之众，在中国外交历史上史无前例。而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况复杂，社会多元，对“一带一路”无疑有着重要而不可忽视的影响。如何处理好与这么多国家之间的关系，显然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发展倡议的成败。
【关键词】“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挑战 治理
就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而言，不管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行为体的研究均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对关系过程的研究显然是较为薄弱的环节，其中建构主义有所涉猎，不过并没有对国家间的“关系性”进行深入研究。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关系性”恰恰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思想，而这种文化特征在如何建构国家关系方面具有重要思想意义。①换言之，关系的重要性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发展倡议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启迪。“一带一路”发展倡议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开始发生转变，即从过去某种程度上被动参与转变为积极的“塑造者”，而该项战略涉及的国家之多，人口之众，在中国外交史上史无前例。在这样的背景下，治理好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发展倡议的成与败。然而，关系治理固然重要，却不能为关系而关系，这显然是治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面临的最为核心的挑战。解决这一挑战的方案只能依据中国地缘文化来实现，也只有如此，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的治理才能寻找到其灵魂与核心，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奠定基础。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印美日海洋安全合作及对中国的影响研究”（课题编号：14BGJ017）的阶段性成果。
①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社会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69～86页。一、中国与沿线国家关系治理的意义
毋庸置疑，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其国家关系治理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关系的重要性。唯有重视关系治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才有可能在国际关系的互动过程中建立起大家所认可的范式与规则，并在某种核心认同下为共同的目标而加强合作。
首先，从根本上来讲，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治理的效果直接决定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成或败，这无疑是国家关系治理对“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意义。“一带一路”中的“一带”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一路”则主要指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几乎囊括了欧亚大陆上绝大多数国家，其中重点（以习近平主席访问为标准）国家包括蒙古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塔吉克斯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17个国家，但如果加上“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一带一路”涵盖的国家达到60个以上，总人口将占世界总人口的60%以上。这60多个沿线国家给予“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回应，但涉及国家数量庞大，各个国家的战略需求不同，而且涉及的问题也多，比如有的国家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如恐怖主义，有的国家与中国还存在边界争端问题。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及的文化多元，思维理念有着极大的不同，再加之外部反华势力的干扰，中国要顺利推进“一带一路”的实施殊非易事。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管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深化合作，管控分歧，随时解决并处理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进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
其次，塑造“一带一路”的发展模式与规范显然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关系治理的另一重要意义。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预示着中国正在改变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不再一味地被动遵守国际社会规则，而是想办法塑造有利于自身及国际社会发展的规范。那么中国试图通过“一带一路”塑造什么样的模式与规范呢？这可以从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9月7日和2013年10月3日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尼提出的“一带一路”的构想中寻找到答案。在哈萨克斯坦演讲时，习主席提出要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①在印尼演讲时，习主席则提出要与东盟国家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②从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及印尼的演讲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模式至少包括如下含义：和平、伙伴和开放。换言之，“一带一路”并不是要抢占谁的地盘，更不是要与谁争夺地盘，其实质是为欧亚地区的发展创造宽松而友好的环境。这种发展模式显然与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歧视性有差别，典型案例如中国以歧视性的条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不用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中普遍面对歧视性的政治条款。那么，要顺利使“一带一路”的发展模式得到沿线国家的认可，关系治理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唯有治理好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系，“一带一路”的发展模式才有可能得到这些国家的认可，并进而形成未来国际社会的规范，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
再次，中国与沿线国家关系治理的第三个重大意义是培育“一带一路”上的集体情感。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互动的关系治理会对行为体产生影响，互动过程会不断塑造和再塑造行为体的身份及其利益。故此，在关系治理的合作过程中，国家可以建构集体认同。③从习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及印尼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其在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时均是从历史联系入手。在谈到“一带”时，他强调，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和平使者张骞两次出使中亚，从而开辟出了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在论及“一路”时，习主席强调明朝时郑和七下西洋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意义。④这些显然均是历史留给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美好记忆。然而，世事变迁，由于近现代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尤其是中国在这种格局中一直被压抑，甚至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一带一路”的历史记忆并没有被充分挖掘。更有甚者，随着中国近年来经济不断增长，受到地缘政治竞争思维的影响，长期坚持和平发展的中国反而被一些国家冠之以“威胁”之名而加以遏制，致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遭到严重损害，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带一路”的发展倡议对于中国与沿线国家重拾历史记忆，挖掘其中的丰富营养，培育共同集体情感，实现地缘文明背景下的共同发展等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要重拾这样的历史记忆，培育集体情感，重塑中国的国家形象，如何健全与完善中国核心凝聚力的传播路径就显得异常重要。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显然只有依托关系治理，在行为体的互动过程中传播中国的软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