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前沿思考”学术研讨会综述
时间：2021-01-30 07:57:5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3年6月23日，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与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前沿思考”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成功召开。研讨会开幕式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武心波教授主持，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杨力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
杨力教授首先代表上海外国语大学对来自于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和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等沪上各大院校、科研机构专家学者的与会表示热烈欢迎。
他在致辞中指出，为在对外关系实践中取得更好的成效，中国迫切需要走国际关系理论的自主构建道路。在中国走向一个全球大国的过程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参与并发展全球治理成为当前的重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迫切需要构建一个平等互信、包容互建、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兼具原则性、务实性、指导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以西方国家发展为基础，以话语霸权为支撑的西方话语体系遇到了强大的挑战，受到越来越多地质疑。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强劲的学术自觉和复兴运动，其核心是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国国际关系学也参与到一场学术自觉和复兴运动中来，走国际关系理论的自主道路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共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自主构建道路需要立足于对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唯有如此，理论构建的系统工程才能够得到扎实推进，迈向全球强国的理论准备才能够做到足够自信。
研讨会由一个主旨发言和两个专题研讨组成，下面将此次研讨会的主要内容做一简要概述。
一、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和价值重构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院长黄仁伟教授在研讨会上作了题为“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和价值重构”的主旨发言。他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涉及利益和价值的重构。例如，“中国梦”、“新型大国关系”、“社会和谐”都需要解决利益和价值的重构问题。总的说来，中国的国内和国际问题，以及国际体系转型等问题都需要进行价值和利益的重构。将经济、安全、社会和文化利益等利益重构组合在一起就是一种新的国家利益重构，国家利益不再仅仅是由制度是否被颠覆，主权是否被侵犯，领土是否完整等几类核心利益构成。上述几类核心利益在经济、安全和社会利益的重构中将发生变形，而变形的这部分利益就是大国之间真正的利益重合部分。变形的部分越大，大国之间的利益重合就越多；相反，变形的部分越少，即越是坚守传统的核心利益时，大国之间重合的利益就越少。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找到大国问利益重构的生长点，找到大国间利益重构的空间。此外，黄仁伟教授还从利益的依存、利益的渗透、利益的让渡、利益的生成、利益的妥协等五个方面提出利益重构的路径。
在谈到价值重构时，黄仁伟教授指出利益的重构必然导致价值的重构，因为价值是利益的长远判断，利益上升为精神状态就变为价值，所以价值（value）就是利益（interest）。没有interest作为基础的value是不存在的，所以价值具有深层次的物质基础。对利益的重构也反映了价值重构的必然性。国际关系中的价值重构主要包括对世界体系的价值再判断、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价值判断、对个人的价值判断、对价值标准是多元还是一元的判断。最后，黄仁伟教授总结道，如果利益和价值重构问题不解决，新型大国关系也就建立不起来。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和价值重构的相关思考对未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新型大国关系的逻辑原生性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金应忠教授主持了第一场“新型大国关系的逻辑原生性”的专题讨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俞正棵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钱皓教授担任评论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教授做了题为“中美欧三边关系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发言。他指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丰富，既包括大国与大国的新型关系，也包括大国与中小国家的关系，还包括大国与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互动。他以中欧关系为例，指出中欧之间不是世界大战中的敌对关系，不是冷战时期的对手关系，也不是盟友关系，而是一种“选手”式的、偏向合作的竞争关系和共同体内的成员关系。其中，后三种元素是构建中欧新型国际关系的积极方面。面对当前欧洲不健康的竞争心态，他提出中国应该采取防御性的竞争策略，将欧洲拉回健康的竞争轨道，使其认识到有更好的互动方式。谈到中美关系时，陈志敏教授指出，在东亚地区，中美不是完全对抗。中国对美日都很重要，它不是美日问的“第三者”，中美关系的调整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契机。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夏立平教授做了题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构建中的若干问题”的发言。他指出，在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过程中必须把握世界发展的规律，而认识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则显得极为重要。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共同利益上升；二是全球性问题带来的威胁增多；三是国际体系正处在转型和调整阶段。他提出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要有新思维，应该构建新的“主权观”和“国家利益观”。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苏长和教授做了题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构要从中国概念做起”的发言。他的发言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关于国际关系理论实践。首先、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它的实践过程与过去的亚洲国际关系理论实践是不一样的。如果用西方引进的国际关系理论生搬硬套地解释东亚国际关系，会存在很大局限性。其次、国际关系理论大多从较为同质的国内政治实践引发而来，但是在面对当今世界各国较为丰富的国内政治实践时出现了困境。因为所有的外交理论、国际政治理论的根都必须落在其国内政治实践上。第二、有关理论创新和机遇方面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首先，介绍和大规模引进理论是必要的。但是，目前引进的理论中以美国特色的理论居多，对印度、俄罗斯、伊斯兰世界，以及拉美、非洲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引进的理论非常少。其次、在做理论创新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在别人的体系之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由于没有体系，很容易被别人收编。辛辛苦苦做的案例分析，成果却被别人拿走。虽然在别人的逻辑基础上创新也可以，但是一方面会很难；另一方面在自己逻辑体系下的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第三、挖掘中国概念形成我们自己的概念体系。苏长和以“天下为公”和“天下为私”、“大一统”和“均势原理”、中国和西方政治制度为例，说明了中国与西方的概念差异。第四，通过留学生教育来推广中国价值观。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朱杰进副教授做了题为“G20视角下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发言。他指出，G20正在从一个短期的危机应对机制走向长期应对机制，但是其议题明显都是短期议题，反而是G8开始从事长期机制的制定。因此，对于G20而言，现阶段正面临着艰难的转型压力，特别是制订长效机制方面还处在比较困难的阶段。在G20框架内，迫切需要通过制度化方式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理论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朱威烈教授主持了第二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理论”的专题研讨，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副会长郭树勇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李明明副教授担任评论人。
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鸣教授做了题为“国际体系转型中安全规范认识的变化”的发言。他指出，中国国家利益随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和身份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对国际规范的认知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一方面体现在战略方面，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挑战美国；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机制上面，中国模式所带来的规范挑战。他认为，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我们对国际体系中的某些规范开始不认同了，至少在执行当中会产生很多摩擦。现存的规则，更多地反映了体系内发达国的历史烙印和主导国的文化价值观。中国的对现结构下规范的不认同，会引发国际上很多国家对中国的忧虑。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战略与政策分析研究所所长郭学堂教授做了题为“大国协调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言。他认为，中国早期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一个误区，即凡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都是好的研究。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渐渐有了理论自觉意识，国内学者开始致力于提出和建设自己的理论，但在建设“中国学派”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他认为，学者们在现阶段的研究过程中要避免“两个凡是”：第一、“凡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的研究都是好的研究”；第二、“凡是还在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经验或者还在继续发展西方理论的研究都是不好的研究”。他提出，理论研究应该注意三方面：理论要活学活用；理论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理论一定要大众化或通俗化。最后，他以大国协调为分析视角，对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可能产生的启发作了论述。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刘宏松副教授做了题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的发言。他指出，规则的制定以及规则的执行是全球治理的两个重要方面，而一个国家要想影响规则的制定，首先就要提出倡议。一般而言，单个国家提出倡议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因此，国家在提出倡议时往往选择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这时就形成了一个谈判集团或者说倡议联盟。这样的谈判集团或倡议联盟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进攻性的，即主动寻求设置对自己有利的议程；另外一种是防御性的，即防止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倡议联盟设置对自己不利的议程。在阐明了谈判集团或议题联盟的相关概念问题之后，刘宏松副教授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如何参与和组建倡议联盟。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春副教授做了题为“中国与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建构”问题进行了发言。他说，自己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问题而产生的理论思考。国内方面，中共十八大明确了发展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要求；国际方面，许多国家已经开始讨论后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他以此为背景，首先分析了传统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线性发展思维，即认为西方国家的发展程度要强于非西方国家；二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中的不平等现象；三是发展的条件而非发展的目的成了发展的主要内容；四是发展更多讲求技术性而不是全面性。随后，他又分析了中非新兴伙伴关系的发展实践所带来的启示。一是理念启示，具体包括怎样看待发展落后国、非西方的发展模式与西方发展模式的区别及南南合作的意义；二是方法启示，主要是资源政治经济学的启示；三是新的平台，例如中非合作论坛、中非峰会等；四是新的动力，这方面主要指资金动力，即中国在援助非洲国家时提供的大量资金。
总结
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教授对本次研讨会作了全面而精彩的总结，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
首先，要明确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前沿思考的基础是什么。他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前沿的思考应该放在整个世界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这一总体框架下，同时还要突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特点。
第二，对中国国际关系前沿问题一定要有理论的思考，并且应该包括从理论创建，到对理论架构的深化等一系列完整的理论思考顺序。例如在本次研讨会第一个议题“新兴大国关系的逻辑原生性”中，俞正棵教授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新发展和传统大国关系的新发展之间的关系；苏长和教授提出的几对“中国概念”等，都属于对理论有一定的创建。在理论创新的时候，既需要有对理论创新的勇气，也需要有理论创新的恒心与耐心。
第三，关于理论的应用。这里也包含三个层次：一是要有战略性思维；二是要有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思考；三是要实现理论对实践的贯彻。
此外，杨洁勉教授还解释了在理论研究中“思想要快一步，行动要慢半拍”的道理，勉励上海的国际关系学人开拓创新，提高学术水准，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构建做出上海学人应有的贡献。
与会的专家学者和旁听的硕博研究生们对本次学术研讨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大家相信，思想上的争鸣不会因会议的结束而止步。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本次学术研讨会只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构建道路上的一小步，新的理论探索任重道远。
（作者简介：左品，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上海，200083；王丹，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上海，200083；文少彪，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13年6月
（责任编辑：左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