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对“中国模式”研究的新视角
时间：2021-01-31 07:56:5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体现出新的视角，对此加以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对外传播，在对外交往中积极回应关于我改革发展问题的理论关切，更加有效地参与相关问题的国际对话与舆论斗争。
新视角一：从不同角度和历史层面审视中国模式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特别是进入“后危机时期”以来，中国逆势而上，西方政治学、史学和经济学界开始以全新的眼光审视中国模式。
一是从“中国大历史”宏观层面探求中国恒久不变的“结构性因素”，认为这些“结构性因素”是构成中国模式的核心。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马丁·雅克注重从模式的文明性角度探求中国模式的历史和政治文化底蕴。
二是从中国自近代戊戌维新、洋务运动直至整个20世纪的百年求索、抗争与奋斗中考察中国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之路。在此层面上观察中国模式，核心问题在于理解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如何引导中国最终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其观察角度是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或称现代性的实现方式。
三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30多年即距今最近的历史层面考察中国模式，追寻中国是如何顺应“全球化”潮流，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四是从“微观层面”即具体政策层面考察中国模式并将这些政策层面的问题与同期亚洲国家(或地区)作比较研究。
新视角二：认为中国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中国政治传统和儒家思想
与以往相比，近年来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模式的时候更注重从中国的传统政治和儒家思想等中国文明中探求根源。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数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历史传承比多党竞争、议会政治更适合中国国情，沿于这种政治理念和历史传承的政权合法性是勿庸置疑的。
美国知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金融危机发生一周年后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说，“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下一席之地”。他认为，中国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马丁·雅克在其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中以浓墨论述了中国的政治传统，指出中国两千年的政治传承非常清楚善政的重要性和克制的必要性。善政思想与儒家传统密切相连，后者着重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责任。
新视角三：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其特色是“一个政党的有效领导”
在雷默发表《北京共识》的最初几年里，西方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主要是经济发展模式，而对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层面却很少涉及。他们将中国模式与中国的政治制度割裂开来，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成功的，而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则质疑不断。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对中国政治制度研究的增多，在近期关于中国模式的研讨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以政治层面为重点，深入探讨中国体制优势的现象。美国学者福山称，中国模式的成功与中国执行一条由权威型政府主导的发展路线密切相关。一些西方媒体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模式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指出，“如果将中国的政治体制放到全球视野下就会发现，中国真正与众不同的特色是一个政党的有效领导”。
新视角四：将中国模式成功的重要原因总结为立足国情和兼收并蓄
近几年来，不少西方学者将中国模式与中国文明国家的特质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模式形成与发展的影响。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博采各家之长的综合体，借鉴了其他国家的经验，并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并非盲目地模仿他国模式，而是人类社会众多成就的创造性集大成者。
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萨利茨基认为，中国在发展道路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对本国历史的尊重与珍视。中国成就源于重视传统。正是这种传承性，让中国60年来的发展保持了相当一致的方向。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则认为，兼收并蓄的优良传统是促使中国模式成功的重要原因。中国模式是博采众长的综合体。
新视角五：认为中国模式富有原创性，别国可以借鉴，但是难以复制
不同国家对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的理解是不同的。这点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同国家的表现更为明显。
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成功与崛起，为它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巨大参考。英国《金融时报》有文章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国模式备受关注。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正将目光转向中国，寻找摆脱自身发展困境的道路。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于2011年6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中国的发展模式，无论对中国自己还是对世界其他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西方媒体也看到中国模式的成功是与中国独特的国情，特别是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因而，“中国模式不能被出口”。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评价中国模式的意义时说，“中国的成功的确可以给很多国家提供经验，但‘中国模式’很难被复制，因为其他国家缺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结构所具备的动员和控制能力。”
新视角六：宣称中国模式对西方已构成价值威胁，其成功将深刻影响国际体系的转型
对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欧日等主要西方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成功更多的是被视为价值威胁与挑战。相当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对中国模式有一种焦虑：即使中国经济强大了，仍将不会走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化道路，反而形成一种有别于西方模式的中国模式——有可能成为中国反对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
美国华盛顿尼克松中心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哈尔帕2010年在其所著《北京共识：中国的专制模式将如何主导21世纪》一书中说，“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不同，它输出的是一个更简单，但更会削弱西方影响力的观念，那就是“专制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他特别提出：“应该警惕中国模式代表的‘有损西方优越性’的价值观。”
还有一些西方媒体担忧，由于中国模式的成功，崛起的中国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它们认为，金融危机带来的不仅仅是国家或地区间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和发展潜力的消长变化，更是引发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深刻的理念之辩与模式之争。
新视角七：宣扬“中国模式”面临严峻挑战，未来走向不确定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有媒体认为此次危机也暴露出“中国模式”背后的脆弱之处。特别是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速放缓，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显现，不少西方媒体也关注到了中国发展模式在未来发展中面临的挑战。美国《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在鼓噪中国将在未来十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同时，又不时“看空”甚至唱衰中国。一时间，西方媒体纷纷聚焦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腐败现象和安全事故等。还有媒体称，中国面临着“政治结构方面”的改革压力，质疑中国能否保持“高质量的治理”。
此外，媒体还分析了中国模式面临的外部压力。早在2009年，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即指出，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核心力量的时候，世界各国的经济外交政策都会把中国作为其头等议程来制定其对华经济和战略，从而给中国造成巨大的外部压力。英国《金融时报》副总编辑马丁·沃尔夫2011年则认为，在一定的发展时期，在全球化国际环境中，合作与竞争将会交替出现。中国政府如何应对更具竞争性的多变环境引人关注。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对“中国模式”研究的新视角，实质上是对中国发展道路和未来走向的进一步解读。有鉴于此，我们应密切联系西方对中国模式的主要关切，加强对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整体宣传策划。避免跟随西方将中西发展模式的不同当作是中西方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对立，宣传主张多种发展模式共存的和谐世界理念，引导国内外公众客观看待中国模式。
(翟慧霞系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谢良红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研究室原副主任；于运全系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