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光涵：五星红旗诞生的见证者

初到北平

1949年4月下旬，古都北平迎来了和平解放后的第一个春天。

4月底的一天，彭光涵、吴昭夫妇带着两岁的儿子随同大家一起急匆匆地走出北平前门火车站，街上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和道路两旁“庆祝北平和平解放”、“热烈欢迎解放军进城”等大幅标语，都令他们感到非常的亲切、振奋。

他们这批南下干部一行约60人，最初被安置在西单二龙路附近原国民党空军医院住下。后来，由于北平刚刚解放不久，出于安全考虑，接待部门决定让他们全部搬进中南海，彭光涵一家被安置在中南海西岸的一排平房。

住在这里的干部、家属们首要的任务就是清理垃圾，打扫庭院，尽管人人累得汗流浃背、灰头土脸，但劳动情绪仍然十分高涨，大家都以能直接为党中央机关服务出点力感到自豪和荣幸。

参与筹备新政协的侨务工作

一天傍晚，彭光涵在中央统战部大院见到一位很面熟的人，突然想起他是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连贯同志，他急忙向前：“连贯同志，还记得我吗?”连贯停下了步，高兴地说：“记得，你是彭海涵，我们在香港见过面，是吧?”彭光涵连忙说：“我现在不叫彭海涵了，叫彭光涵，是我去延安路过重庆时周恩来副主席替我改的。”连贯高兴地说：“好啊，周副主席亲自为你改名，真荣幸!”彭光涵扼要地讲了自己的经历。连贯听得很关注，不时插问，还问到彭光涵的妻子和海外亲人的情况。

最后，连贯说：“现在海外工作干部很缺，你到我们统战部来工作吧，做专职的侨务工作研究员。当前的工作就是为新政协筹备会做准备，研究邀请哪些侨领参加新政协会议。怎么样?”“我服从组织安排。”彭光涵爽快地表示了态度。

3天后，彭光涵接到通知被调入中央统战部二室，任侨务工作专职研究员。为了尽快熟悉当前国外华侨情况，他跑到图书馆查阅国外华侨报纸，到机要室阅读党内电报和华侨发来的电函，整理研究各地侨领对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态度。同时，他还听取刚从国外回来的同志介绍各国的华侨现状以及对国共两党、解放战争的态度。

过了一段时间，连贯又带彭光涵请示周恩来副主席关于出席第一届政协大会的华侨民主人士代表名单。周副主席指示：“海外华侨代表是新政协筹备会议代表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嘉庚先生是南洋各地的著名侨领，有很大的影响力，是爱国华侨的一面旗帜……陈先生熟悉华侨的情况，阅历丰富，你们要多听听他的意见。”周恩来对侨领的尊重给彭光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月4日，陈嘉庚、庄明理、王雨亭等华侨民主人士抵达北平。中共代表林伯渠、李维汉、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北平市长叶剑英、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懦等均到车站迎接。6月10日，时任北平市长的叶剑英在北京饭店开欢迎会，陈在会上介绍了东南亚地区的形势，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作为统战部的工作人员，彭光涵参加了此次欢迎集会，他对党中央如此重视华侨工作十分感动。

参与拟定国旗方案的服务工作

1949年6月15日，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参加会议的有23个单位，124人。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以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6个小组，分别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第一小组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各单位的代表名单；第二小组起草新政协会议组织条例；第三小组起草共同纲领；第四小组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第五小组起草大会宣言；第六小组拟定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等方案。

会议还公布了各组组长、组员和秘书的名单。第六小组组长是著名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副组长是北平军管会主任、市长叶剑英，作家沈雁冰(茅盾)。彭光涵说：“当他知道自己被委任为第六小组秘书时，心情非常激动。能够参与拟定新中国的国旗、国歌、國徽的服务工作，自己感到十分荣幸!”

根据工作安排，彭光涵拿着政协筹备会的介绍信到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图书馆，当这些单位知道彭光涵是为拟定国旗、国徽找参考资料的，工作人员都十分热情地接待他，主动帮助找资料。

7月4目下午，第六小组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第一次会议，经讨论后作出两项决定：

(一)以新政协筹委会的名义公开向全国人民征集对国旗、国徽、国歌的意见和方案；

(二)设立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及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第六小组成员分别根据自己爱好和特长报名参加两委员会之一，并决定聘请一些专家担任顾问。

7月15日，《人民日报》等七家报纸刊登政协筹备会关于征集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的启事。国内解放区各报纸、香港及海外部分华文报纸随即转载这个启事。

征集启事登出后，国内外各阶层人士热情应征，彭光涵和筹委会工作人员每天都加班拆封初阅、登记、统计各地群众寄来的信函和国旗、国徽图案稿。

每天上午，彭光涵骑自行车把在中南海办公室初步分理过的来稿送到北京饭店审阅室。从来稿可以看出，投稿人的文化水平高低是有很大差异的，但稿子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纸面整洁，书写工整，说明详细，在字里行间，在一幅幅图案中都显露出人民群众的爱国激情，这种激情经常使选稿人受到感染，受到教育。

在一次会上，著名画家徐悲鸿谈到自己的工作感受时说：“当我在看这些国旗图稿时，最使我感动的是作者都非常认真严肃，使我们感到责任重大。”罗叔章接着说：“是啊，我与你有同感，来稿人非常认真，应当表扬啊!”

在投稿人爱国精神鼓舞下，小组成员深感责任重大，深恐辜负全国人民的重托，工作非常积极认真，除了三四位小组成员因身在外地、或有病在身不能参加平日选稿工作之外，大多数人天天到位。当时正是八月酷暑，按条件讲北京饭店环境很不错了，但降温仍然是用电风扇，可电扇一开，满桌满地的稿件就凌空飞起，这样大家只好摇着纸扇，汗流浃背地苦干了。

第六小组从7月4日成立起，经过两个月紧张认真的征集和审阅工作，在9月14日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就国都、纪元、国徽、国歌和国旗的设计问题有了初步意见：

第一、关于国都。一致意见建都北平，改名北京。

第二、关于纪年。开始有些争议，后来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建议采用公元纪年，因为这是国际通用的，统一方便，而且各解放区早就用了。

第三、关于国徽。应征图案虽然不少，但可供选择者很少。建议另行研究制定。

第四、关于国歌、词谱。应征者较多，小组选出了部分歌词、歌谱印发给大家，还组织乐队试奏一些曲子，但大家都觉得不理想。

为此，马叙伦、沈雁冰和彭光涵一起向周恩来当面汇报，提议从现在流行的革命歌曲中挑选一首代国歌。马叙伦说：“第六小组已经对《义勇军进行曲》、《延安颂》、《延

水谣》、《在太行山上》、《救亡进行曲》、《在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歌曲进行比较研究，大家一致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最好。”

周恩来听后表示：“既然在短时间内创作国歌困难很大，我同意用一首流行革命歌曲代国歌。我也认为在流行的革命歌曲中，最好的还是《义勇军进行曲》，它是一首鼓舞全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代表中国人民呼声的雄伟歌曲，它的历史长，曾起过鼓舞全国人民斗争的号角作用，又是大多数人都会唱的歌曲。”

小组再次讨论时，有人提出《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它的歌词有的要改一改，如“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已经不适合新中国成立的时代了。但多数人不同意作任何改动。张奚若说：“用原词比较有历史意义。法国的《马赛曲》原来也是流行的革命歌曲，做国歌时没有改词，现在也没有改。”由于组内有不同意见，《义勇军进行曲》是否改词，待上报筹委会常委研究后再作决定。

第五、关于国旗，这是争论最多、变数最大的问题。在征集国旗图案时，新政协筹备会曾提出两点注意事项：(1)有中国特征。(2)有政权特征。图案以庄严简洁为主。

来稿中绝大部分图案都有一颗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再配其他图案和颜色，象征各种含义。小组把国旗图案大致分为四类：

(一)镰锤交叉并加五角星，此类最多。

(二)嘉禾齿轮并加五角星。

(三)两色或三色横条或竖条组成旗之本身，而于左上角或中央置镰锤或五角星或嘉禾齿轮。

(四)旗面2／3为红色、1／3为白、或蓝、或黄色，而加以红色或黄色的五角星。

经过对上述四类图案反复研究，小组认为第一类有模仿苏联国旗的感觉，不采用为好。第二类拟用嘉禾齿轮的，形式上很难配合得当，图面复杂，与“简洁”之原则不符。第三类一半模仿美国国旗，另一半模仿苏联国旗，构思设计，都不足取。第四类长处是简洁，形式较其他格式更好一些，可供选择的多。

第六小组把初选的几十张国旗图案先送周恩来审阅。两天后，周恩来对彭光涵说：“你把这些图案分类编成册，给每个图案编号，但不写作者姓名，避免审阅人带有偏见。初选图案仍由第六小组进行复选，精选出一批图案，上报大会主席团。”

参加复选的人都非常认真负责，看完初选图案册后都写上个人意见并签名。小组成员叶剑英(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和廖承志(新华社社长)工作都很忙，来不了北京饭店审阅室审阅，彭光涵就带着图案册到他们的办公室个别征求意见。

小组成员陈嘉庚去东北参观视察了两个月，没有参加小组前期活动。他在8月30日回到北平后，彭光涵立即带着各种资料到陈嘉庚的住房(北京饭店)，全面地向他汇报第六小组两个月的工作情况，以及对国都、纪年、国徽、国歌和国旗方案的选择意向，请陈老发表意见。

陈嘉庚表示说：“周恩来副主任提出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这个意见好。马来亚华侨很多人都会唱这首歌，我也会唱。”说到这里，这位74岁的老华侨也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

谈到国旗，陈老谈得更多。他表示，新中国的国旗要表现出国家是以工农为基础的特征，旗上要有镰锤，苏联国旗的镰锤是外国型的，我们不用，要用我们中国式的镰锤。他说：“我在东北旅行时构思了一个国旗图案，是人家帮我画的。你带回组里请各位审阅。”彭光涵双手接过了图案，深深地敬佩这位爱国侨领。陈嘉庚是他接触过的人中对国旗最关心、最认真的人。

9月上旬，第六小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从几十幅国旗图案初选稿中，精选出38幅为复选稿，每幅编号，有简要说明，不写作者姓名，编辑成《国旗参考资料》，由新华印刷厂特急印出。在38幅复选图案中，第六小组按编号挑选出《复字第1号》和《复字第4号》为推荐图案。

《复字第1号》是：旗面红色像征革命，左上方有黄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星下一条黄线横贯旗面，象征中国经济文化的发源地黄河。

《复字第4号》是：旗上方为黄色，占旗面的1／3，旗下方为红色，占旗面3／2，旗上方黄色左侧有红色五角星，黄色代表中国人为黄种人与和平，红色代表革命，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星的五角代表中国5000年历史文化。

新政协筹备会没有对第六小组从38幅复选图案中推荐的两幅图案作出选择，而是把全部复选图案提交给政协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五星红旗诞生的见证者

1949年9月21日傍晚7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一次极为重要的历史性会议，是全国亿万人民十分关注和举世瞩目的会议。

会议主席台前为鲜花与松柏围绕，台上正中高挂着人民政协的会徽，会徽两侧是孙中山和毛主席的画像，画像外侧是四面鲜艳的红旗。会场灯光明亮，喜气洋溢。当毛主席以洪亮而纯厚的湖南口音庄严宣布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后，军乐高奏，礼炮齐鸣，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使这座既古老又具新貌的殿堂淹没在声浪之中，怀仁堂沸腾了。

在政协开会的时日里，中南海是一个不夜城，从勤政殿到紫光阁，从丰泽园到迎春堂，无论是东八所或春藕斋，工作人员川流不息地奔忙。在各个小组会场上，各方面的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正在绘制一幅人民自由民主的共和国蓝图。

9月22日，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主席团提议成立的六个分组委员会。其中一个是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由参加大会的4s个单位派代表参加，共55人。召集人马叙伦，秘书彭光涵。

9月23日上午，政协全体会议代表分组讨论国旗方案。参加讨论的628位委员分在11个小组。第六小组成员分插在各组介绍挑选原则和情况。

代表们人手一份马叙伦、沈雁冰撰写的《关于拟制国旗、国歌、国徽方案的报告》和彭光涵编印的《国旗参考资料》，以及第六小组推荐的国旗图案《复字1号》和《复字4号》的说明，各小组讨论十分热烈。

各小组讨论后，第六小组马上开会汇总情况。从统计情况看，各组代表讨论得都非常认真，但分歧意见也比较多。彭光涵晚上8点回到中南海，马上同周恩来的秘书联系，要求向周恩来汇报。意想不到的是，周的秘书还未回话，周恩来已来到大会秘书处，对彭光涵说：“讨论国旗图案你从头到尾都在场，你给我说说第六小组推荐的图案和各小组的讨论情况。”

彭光涵把《国旗参考资料》放在周的面前，从头一幅一幅給周恩来介绍。当翻到《复字1号》时，彭光涵说：“这是第六小组推荐的，赞成的人数最多，但仍没有超过参加讨论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彭光涵翻到《复字32号》(红地五星旗)时，拿出投稿人曾联松的原稿对周恩来说：“这幅图是在截稿前三两天才收到的。当时马叙伦、田汉、郭沫若等人认为这个图案有新意，美丽大方、简洁，但在五星内有镰锤不好，建议删去后可作为复选稿，印出来的图案是我根据小组意见重

新画的图案。四个小星原投稿人的说明词是‘代表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民主人士’。第六小组认为这个说明不符合中国国情。毛主席说过‘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第六小组认为四个小星要根据毛主席上面说的代表四个阶级为好。上午各小组讨论时，不少人对《复字32号》红地五星旗很欣赏，说有中国新政权的特征，表示共产党领导下的四大阶级大团结，我想这面红地五星旗有可能被大家接受。”

周恩来听后很满意，拍着彭光涵的肩膀说：“好，你按《复字32号》图案画一张大一点的图样，还要做一面大旗，用绸料做，明天下午交给我。”

彭光涵接受任务后，立即四处寻找画笔、颜料、纸张，画一幅比《国旗参考资料》开本大一倍的图案，他对着这面自画的红地五星旗，远看近看，自觉还挺满意。次日天明，他即刻骑上自行车直奔前门，一定要在当天下午把五星红旗赶制出来。

在前门大栅栏，彭光涵找到了一家制旗社，当旗社的老师傅听说这面五星红旗即将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时非常兴奋，当即表示一定要用最好的绸料，最好的工艺，最快的速度按要求把这面五星红旗做好。

刹时间，整个制旗社都忙碌起来。彭光涵同工人们一起确定五颗星的大小和摆设位置，一直站在缝纫机旁看工人缝制。下午3时，师傅们把缝制好的五星红旗挂在墙上，请彭光涵检查。彭光涵仔细地审度五颗星的形状和位置，看看红黄颜色的搭配，高兴地说：“这面旗你们做得真好，很好看，很好，谢谢各位师傅，你们辛苦了。你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听到赞扬，工人们热烈鼓掌，兴奋异常。

下午4时，彭光涵回到中南海，立即把这面五星红旗亲手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叫秘书们把五星红旗展开，看了又看，表示满意。最后对彭光涵说：“今晚8点在丰泽园有个座谈会，讨论有关国旗方案等问题，你熟悉情况，由你担任会议记录。”

25日晚7点，彭光涵提前到达丰泽园会议厅，在秘书席等候。

晚上8点半，毛泽东、周恩来等进入会议厅，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陆续跟进就座。

这是由毛主席召开的协商座谈会。会上，毛主席首先发言，他说：“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在国旗上有中国特点，因此画一条横线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说到这里，毛主席拿起五星红旗的样稿(彭光涵画的那一张)向大家展示说：“很多人都说《复字32号》这面旗图案好，我看也是比较好的。中国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革命和建设。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毛主席讲完这段话，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陈嘉庚第一个站起来说：“我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随后，在座的人都表示赞同以五星红旗作为国旗的方案。

关于国徽，马叙伦、洪深、贺绿汀、张奚若、梁思成、郭沫若对现有的图案都不满意，修改原则也定不下来。最后毛主席说，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以慢一点决定，原小组仍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决定。

关于纪年，大家赞成用公元纪年。

关于国歌，马叙伦首先说：“只有两个多月时间，一首好的国歌是写不出来的，是否可以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替国歌。”

大家表示同意这个意见，毛主席说：“大家意见一致了，国歌就这样定下来吧。”

关于国歌，毛主席表示：“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是仍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会议厅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示赞同。

掌声过后，周恩来提议大家齐唱新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嘹亮、激昂的歌声随着周恩来的有力指挥，在古朴宁静的丰泽园中回响，许多人被这激昂的歌声激动得热泪盈眶。

会后，周恩来的秘书通知彭光涵，把会议记录整理好，次日由彭光涵在政协大会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会议上作传达。

9月26日下午3点，国旗、国歌、国徼、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在北京饭店东餐厅召开全体会议。审查委员会召集人马叙伦首先介绍了25日晚上毛主席在丰泽园召开协商座谈会情况，继由彭光涵详细传达了座谈会纪要，然后进行讨论。

审查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参加政协会议的45个单位(政党、团体、部队、地区等)和特邀人士，他们把毛主席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和审查委员会提出的审查意见带回各单位，为尔后召开政协大会讨论国旗等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奠定了基础。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当天的最后一项议程是讨论审查委员会提出的《国旗、国都、纪年、国歌决议草案》。表决前，由沈雁冰代表审查委员会作审查报告。当大会讨论和表决国旗方案时，彭光涵等人将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主席台向与会代表展示，赢得会场一片热烈的掌声。

最后，代表们举手表决一致通过了四个决议案：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北平为北京。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今年为1949年。

(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拟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暂为国歌。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

国旗方案通过之后，9月29日，《人民日报》等报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标准和制作国旗的方法。

9月30日，彭光涵同筹备开国大典的工作人员一起检查了天安门广场上国旗旗杆的升旗装置。开国大典升旗是电动的，按钮设在天安门城楼上，到时由毛主席按动电钮升旗。工作人员考虑到当时技术还不很成熟，担心电动装置发生故障而影响大局，故又多装了手动升旗装置。彭光涵等人对两种装置都做了多次试验，责任落实到人。检查结束后，彭光涵通过秘书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1949年10月1日，雄伟壮观的天安门广场阳光明媚、风和日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将在这里举行。下午3点，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按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隆隆的礼炮和庄严、雄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冉冉升起。顿时，广场上数十万各族人民代表瞬间展开了手中的国旗奋力挥动，在雷鸣般的欢呼声中，广场立时呈现出一片红彤彤的欢乐海洋。

此时此刻，彭光涵正同中央机关干部一起站在天安门东侧观礼台上。身临此境，他心中万分激动，热血沸腾。同时，也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因为，他自己不仅亲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拟定过程，也是第一面五星红旗诞生的历史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