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创新体系视角下的国家创新能力测度述评
时间：2021-02-17 07:52:0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文章从国家创新体系角度，对创新能力测度相关的理论基础、方法工具、科技统计调查及中国的研究与实践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国家创新能力测度的发展与实践表明：国家创新体系理论(NIS理论)以系统论为指导全面考察创新活动的发生机制，为准确测度国家创新能力提供了有力支撑；不同时期形成的创新能力测度方法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创新理论密切相关；当前占主导地位的测度方法可分为建模计量法、综合指标法和DEA效率评价法三类，都是以NIS理论为支撑的；规范的科技统计调查是准确测度创新能力的前提，OECD是这方面的典范，其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考依据；中国学者在测度方法的探索上有诸多独到之处，但国内科技统计调查工作仍有待进一步规范。
关键词：国家创新能力；国家创新体系；测度方法；科技统计调查
作者简介：蔡跃洲，男，应用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从事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领域研究。
基金项目：科技部创新工作专项项目，项目编号：2009IMD20400；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2)01－0042－09 收稿日期：2011－12－20
一、引言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全球经济实现了超乎想象的增长。这种增长依靠简单的物质要素投入增加根本无法解释，其背后的根本支撑在于技术的不断进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主流经济学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测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索洛余值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等都属于该项工作的范畴。然而，在主流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下，技术进步也仅仅能够解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持续增长，至于不同国家之间增长和产出的巨大差异则显得有些无能为力(Romer，2001，p.8—9，98)。国家创新能力作为经济体开展商业性创新活动、提高生产率水平的潜在能力，决定着经济体技术进步的步伐，也是其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客观、准确地测度各国的创新能力，不仅有助于从理论上解释各国经济增长的差距，更能为各国政府部门的实际政策操作提供支持和依据。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以保罗·罗默(Paul Romer)、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菲利普·阿洪(Philippe Aghion)、彼得·郝威(PeterHowitt)等为代表主流经济学家，便将注意力转向技术进步本身，通过构造知识生产函数等方式，从经济体内部寻找影响技术进步的因素，并逐步形成“新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根据新增长理论，技术创新及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创新活动本身受到经济体内部各主体相互作用及各种制度安排的影响：R&D、教育等方面的公共资助可以提高创新激励，进而影响经济的长期增账。上述作用机制、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都是决定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在研究范式上，新增长理论延续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建模传统，构造不同的模型分析各因素对长期增长的影响。然而，新增长理论的每个具体模型都难以反映国家创新能力的全貌，而且大多建立在(均衡)稳态假设基础上(Aghion和Howitt，1998，p8)，与创新活动所表现出的非均衡、破坏性等特征是不相符的。
在主流经济学家关注创新能力的同时，以弗里曼(Freeman，C.)、纳尔逊(Nelson，R)、伦德瓦尔(Lundvall.B.A.)等为代表的创新经济学家，则从系统论和演化经济学出发，提出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和理论，对影响经济体创新能力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同新增长理论一样，国家创新体系理论(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pproach，以下称“NIS理论”)也是针对新古典增长理论在创新和技术进步方面缺失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也特别强调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并认同国家创新能力是解释各国增长和发展差距的重要因素。但是，两者侧重点以及研究范式则截然不同。弗里曼、纳尔逊、伦德瓦尔等强调，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在一个均衡稳定的理论框架下去理解创新和技术进步是不合适的(Sharif，2006)。
目前，我国正处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时期。全面客观地测度国家创新能力是促进技术进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重要依据和基础性工作。鉴于此，本文后续部分尝试着从国家创新体系的角度，对国家创新能力测度相关的理论基础、方法工具、科技统计调查以及中国的创新能力测度研究与实践进行全面梳理：在梳理基础上形成相关建议，为改进中国的创新能力测度、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借鉴。
二、国家创新能力测度的理论沿革
(一)技术创新内涵与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最早源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熊彼特(Sehumpeter，1934，pp65-66)归纳定义了五种经济意义上的创新：(1)引进新产品；(2)引进新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应渠道；(5)实施新的产业组织方式。《奥斯陆手册》(第三版)则在熊彼特理论基础上，将创新活动划分为“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组织创新”和“市场创新”四类(OECD，2005，p29、47)。熊彼特和奥斯陆手册的分类依据是创新活动的表现形式。Freeman(1982)则明确指出，技术创新就是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服务的首次商业性转化。实现商业转化和市场价值正是创新活动的终极目的和本质特征，也是“技术创新”区别于“技术发明”的根本所在。当然，“技术发明”往往是“技术创新”的基础，但实现“技术发明”到“技术创新”的跨越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对此，Enos(1962)从行为方式的角度指出，“技术创新”是多种行为的综合结果，这些行为包括发明的选择、资本投入保证、组织建立、制订计划、招用工人和开辟市场等。
熊彼特、奥斯陆手册、Freeman(1982)及Enos(1962)的分类和界定都是着眼于企业层面做出的。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已有的技术或发明进行消化、吸收、应用，最终实现商业价值的能力。从国家层面来看，技术创新涉及的主体还包括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政府机构等其他组织；技术创新的目的不仅在于实现各种新技术、新发明的商业性应用，更体现为加速技术进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经济体持续增长提供动力。因此，国家层面的技术创新能力，是经济体开发、吸收、应用新技术，提高生产率水平的潜在能力。
无论是企业微观层面的商业价值实现，还是国家宏观层面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水平提高。都属于技术创新活动的最终产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或国家层面的创新能力。然而，如果仅仅从产出角度测度创新能力，并没有涉及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