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善纳黄炎培进言（连载）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始就树立起开明民主、一心为民的优良作风，并一直将“开门纳谏”当作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的重要法宝。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毛泽东虽然日理万机、国事繁忙，但也要利用一切机会，听取一些仁人志士特别是民主人士的意见。这些党外人士中有社会名流、学者专家，社会阅历广，文化程度高，对某些问题有独到见解。毛泽东与他们肝胆相照，友好交往，广泛征求他们对党、对政府和对时局的意见，当他们真诚、友善、率直建言献策于他时，他常常会虚怀若谷地诚恳接纳，博采众家之长，为推进中国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与著名民主人士、一生富于传奇色彩的黄炎培至诚合作中坦诚相见，多次采纳进言，即是生动感人的典型例子。尤其是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的著名的“窑洞对”，堪称经典、耐人寻味；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频频上书毛泽东，所有合理化建议都包含着为共产党分忧的一片赤诚，而毛泽东大多给予及时诚恳的协商或采纳。当年对毛泽东从谏如流的态度，黄炎培曾感动不已，他曾在1950年5月30日日记中写下“今如愿了”4个字。此后，他又写下这样的条幅：“毛主席善于听取和我不同的意见。善于和与我不同意见的人合作。”这几句，他在《展望》杂志上公开发表了。为此，黄炎培还曾感叹：“为政之道、为人之道尽于此矣！”

烽火岁月延安窑洞里曾共探兴衰“周期”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江苏省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政治活动家、教育家。中国民主政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他出身书香门第，早年就读于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后长期在家乡办学，还曾参与过东南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等名校的创建工作。1917年，与蔡元培、梁启超等知名人士联合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创办《救国通讯》，宣传抗日救国。抗战初期，他以社会贤达的身份成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了他后半生的从政之旅。1941年，他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同盟，担任首任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等职。

1945年7月1日，在中共中央的欢迎和蒋介石的同意之下，为了恢复陷于停顿中的国共和谈，中国民主同盟常委黄炎培与傅斯年、左舜生等6人，以国民政府参政员代表的身份，一起从重庆九龙坡机场飞赴延安进行考察走访。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率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同志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林伯渠等数十人，以如此隆重的形式和颇大的诚意同赴机场，去热烈欢迎接黄炎培一行。毛泽东在与黄炎培见面之前，早就对这位江南才子敢于反抗邪恶的精神有所耳闻。他自然知晓：十年内战中，黄炎培尽管埋头于教育，对共产党知之甚少，可是他与当时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一直对敢于反抗社会黑暗统治的人们寄予同情。1937年当国民党反动派幽禁著名“七君子”于苏州的时候，延安报纸就刊载了黄炎培等人于当年5月从上海组团前往苏州探视“七君子”的新闻。如果说黄炎培此前与陶行知、蔡元培等人推崇马克思为“伟大的思想家”已经引起毛泽东的敬意，那么当黄炎培等人不顾个人安危，为营救七位爱国人士赴苏州时，毛泽东对黄炎培的敬意和好感更深。1938年4月，抗战烽火正浓的武汉，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刚开始，周恩来、董必武等代表共产党加入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作为社会贤达也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从那时起，黄炎培与共产党人开始配合，力促抗日。1940年，周恩来从延安到达陪都重庆长住，不久，在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教社组织的星期讲坛上，请周恩来作讲演，听众人山人海。这场讲演在当时的陪都重庆如同一声霹雳，轰动山城。之后，黄炎培受到了陈立夫来信诘问，黄炎培回答，此论坛向各方开放，如君有意，也可来一试。陈无可奈何。民国之后，黄炎培两次拒绝出任教育总长，早已有不肯当官的美名。创办职教社后，面对各方资助，黄炎培从不据为己有，甚至自己不领工资，只取生活费，他的收入只相当于当时上层文化人收入的几分之一，他的儿女们从小只能穿着旧的衣服到不收取学费并管吃住的公费学校去上学，后来黄炎培不愿敛财的名声渐起，与不肯做官的美名相并一身。或许为此，实业家们愿意把财产捐给他。至今仍矗立在上海雁荡路边的六层楼房，就是当年黄炎培生日时友人的礼赠，这在当时的上海滩是屈指可数的最高建筑之一。抗战中，黄被推举为国民参政会的抗日募捐委员会秘书长，也不是偶然的。黄炎培六下南洋，向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各国的华侨商贾们化缘来大笔资产，援助抗日斗争。所以，当此时黄炎培与褚辅成、傅斯年、章伯钧、左舜生等6位知名人士为促成国共合作来到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在机场与黄炎培初次见面，就感受到这位民建负责人炽热的爱国深情了。

毛泽东大步流星走上前迎接来访的黄炎培，握着黄炎培的手就像见了一位老朋友一样语出惊人地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

黄炎培一下子感到十分愕然，愣怔瞬间后疑惑地说：“我們这是第一次见面呀！”

毛泽东笑着胸有成竹地说：“您老可是记得1920年5月的一天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美国教育家杜威博士到中国来作演讲，您在给大家介绍听报告的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这一大群听众中就有一个毛泽东呀。”对于这次演讲，当时尚是胸怀救国救民大志、意气风发青春奔放的青年毛泽东自然属于难忘大事，只不过是黄炎培对毛泽东就在其中聆听之事毫无所知，因为听他讲演的人那么多，又有谁注意到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毛泽东呢？此时再次相见，毛泽东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共产党的领袖，是雄踞一方的大英雄了。

“嗬，原来如此！”黄炎培恍然大悟，连连称道：“好记性，好记性！”

毛泽东的这一特别“见面礼”，令黄炎培感动不已。这是黄炎培此行感到的第一个大意外，他不禁非常佩服毛泽东的记忆力。后来，黄炎培每次讲到延安之行，都津津乐道地说起这个有趣的细节，十分自得地说：想不到在大群听众之中，还有着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在杨家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接待宾客的那简陋的会客堂里，黄炎培惊奇地看到墙上挂着一幅十分熟悉的畫，画面是一把酒壶和几只杯子，酒壶上写着“茅台”二字。画上有黄炎培的题诗：“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黄炎培随即从记忆中打捞起往事一桩：1943年，抗战中的重庆，反共高潮迭起，他应沈钧儒之请，参观有其子沈叔羊画作的画展，沈叔羊的画上有一把酒壶、几只杯子，写着“茅台”二字，沈钧儒当即请他为此画题一首诗。他当时盯赏着画面，触景及人地忽然想起以前听过一则谣传，说红军在路过贵州茅台时，在酒厂酒池里洗脚。针对这个谣传，黄炎培题写了这首七绝加以讽喻。沈叔羊自己称此画仅为其父“画以娱之”。然而由于黄炎培题上了这首诗，这幅画作陡然升值，被呈送到毛泽东手中，最后挂在了延安革命圣地的会客堂中。今天，黄炎培没想到蓦然间亲眼看到了由他题诗的这幅画竟挂在此，心里顿时涌起一股知遇之感。这是令黄炎培感到的第二个大意外。1952年，陈毅在南京设茅台酒宴接待赴南方视察的黄炎培，还提起这首茅台诗，动情地说：“当年在延安读任之先生的茅台诗，十分感动，在那艰难的年代，能为共产党人说话的空谷足音，能有几人！”陈毅感慨之余还当场作诗答谢。

黄炎培一行在延安5天的时间里，同中共领导人连续举行了3次会谈，就国内大事广泛交换了意见，彼此推心置腹，开诚相见，达成了多项重要共识。他们还利用余下的时间，实地考察了延安的机关、学校、农村等，一路上的所见所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黄炎培几天下来在延安各处看得十分仔细，过得也很舒心。

黄炎培一行离开延安前的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窖洞家里做客。毛泽东特备酒肴款待黄炎培等6位参政员。几天的参观考察，黄炎培亲身感受到的延安浓浓的民主和平等的气氛，使他感触良多。二人促膝谈心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黄炎培在宴会上说：延安“就我所看到的，没有一寸土地是荒着的，也没有一个人好像在闲荡。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负责，这句话做到，在政治上更没有其他问题了。”

在长谈时，毛泽东问黄炎培：“任之先生，您来延安考察了这几天，通过您的所见所闻，有什么感想啊？”

黄炎培坦率地对毛泽东说：“我活了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

毛泽东听罢黄炎培这番肝胆相照的诤言，深为感动。十分坚定地高兴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高屋建瓴一针见血的回答，让黄炎培茅塞顿开，他说：“您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毛泽东的这番话，可谓是令黄炎培感到的第三个也是最刻骨铭心的大意外。他从心底里对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寄予着希望。

的确，毛泽东的回答，振聋发聩。毛泽东以民主“破”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即关于“国家兴衰周期律”的内容，一时成为佳话并成为党史上永远警示人们的极好典故，甚至被后人引用为关于政权建设的经典之谈，至今仍是至理名言。

毛泽东宴请这顿饭的肴馔虽然都是深山野菜，然而毛泽东那些深谋远虑的话，早在黄炎培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亲眼目睹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黄炎培深感这似乎是与自己的理想境界不远了，尤其是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谈话之后令他感触颇深，返回重庆后由夫人姚维钧整理和执笔，发表了《延安归来》一书，记述下了至今被人们不时提起或被称作“黄氏周期率”的毛泽东和黄炎培的历史性对话，亦称“窑洞对”。

其实，黄炎培对延安的人和事还有很多意味深长的记述。从延安归来以后他回味无穷、兴致勃勃、洋洋洒洒地撰写了延安五日日记，也就是当时引得洛阳纸贵的《延安归来》。察微知著，从这些细微观察中能慢慢品味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从延安走向夺取全国胜利的，也能给我们提供深刻的历史启示。

关于延安的社会环境，黄炎培记述道：警察是没有见过。游民，他们叫做“二流子”，也绝对没有的。标语很少，或者竟可说没有，有的是街上宣传小品。关于延安的政治作风，黄炎培客观地表示：我们在延安，倒自由自在的。要到哪里，看哪人，都绝对自由。不需要带路，你就自己去。毛泽东先生说，要向老百姓学习。关于延安的人物，黄炎培观察入微，形象地描述道：不论男女都是制服，女子学生装短发，都代表十足的朝气。当地老百姓衣服都很整洁，绝对没有衣衫褴褛的流浪者。而关于中共重要人物，黄炎培的印象非常深刻，颇感清新优良，他是如此描述的：毛泽东先生，以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厚重温文，一望而知为长者。鼎鼎大名的各位高级将领，外面没有见过的，总以为个个都是了不得的猛将，说不尽的多么可怕。料不到，他们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和他们天天见面谈笑，真是古人所说“如坐春风中”。

最后，黄炎培以其精细透彻的洞察力总结道：延安五日所见，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中共现時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我认为中共有这些表现，并没有奇异。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

足见，黄炎培延安之行的细微观察和深刻总结，如实道出了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

延安之行是黄炎培一生的重大抉择，也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延安归来后的黄炎培已与前大不一样了。当然，他也要为此付出代价。1946年1月26日，特务闯入黄炎培在重庆张家花园的家，当时黄炎培正在政协开会，黄夫人姚维钧正怀着8个月大的孩子黄方毅。1949年，黄炎培的二儿子黄竞武被特务抓去，消息传到毛泽东耳里，毛泽东极为震惊，下令周恩来、李克农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花费重金营救，然而无果。黄竞武未供出任何机密，宁死不屈，最终被打断腿活埋了。闻讯后，毛泽东派周恩来到黄炎培家慰问。

新中国成立前夕共聚北平协商建国前景

1945年底，黄炎培发起建立中国民主建国会，并长期担任该会的主要领导人。

1948年4月，正当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重大历史关头，中共中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一口号”。当时因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大”而蛰居上海的黄炎培，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兴奋，他秘密召开民建总会常务委员会议，通过了响应“五一口号”的决议，并指定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与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取得联系，正式表明民建的立场。不久他接到由中共地下党组织转交的中共中央来信，邀请他赴解放区共筹新政协会议，黄炎培毫不犹豫地接受下来。

1949年2月15日，黄炎培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潜离上海取道经香港辗转奔赴解放区，继于当年3月25日平安到达解放了的北平。黄炎培到达北平的当天中午，在李维汉的安排下，黄炎培与郭沫若、陈叔通、马寅初同坐一辆小轿车，与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等民主人士一起，从六国饭店赶赴西郊机场迎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入北平。

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河北西柏坡来到北京西郊。在西苑机场，黄炎培站在众多共产党人、党外各界著名人士的行列中，欢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并随同毛泽东等检阅了威武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黄炎培十分兴奋，这是他与毛泽东4年前延安相见深谈后的重逢，为这时的毛泽东已是历史的胜利者而深感欣慰。同样，历史也肯定了黄炎培在上海、在武汉、在重庆尤其是在访问延安后为中国革命所付出的艰辛。

当天晚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征衣未解，就与沈钧儒、黄炎培等20多位各界民主人士济济一堂，欢宴聚谈，庆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即将取得彻底胜利。

第二天晚上，在众多等待毛泽东接见晤谈的老友新朋中，毛泽东又在下榻的香山双清别墅设宴单独第一位邀请做客会晤的党外人士就是黄炎培，并且兴奋畅叙别情。当时，毛泽东还宴请了黄炎培的夫人姚维钧。为了表示尊敬，他让自己的夫人江青和周恩来作陪，这等殊荣，黄炎培独享，可见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晚宴上，毛泽东与黄炎培长谈良久，完全沉浸在别后重逢的欢乐之中。毛泽东的谈话涉及到重大的建国方略，向黄炎培吐露了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针，包括他所设想的国家前景、黄炎培所领导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及黄炎培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等。毛泽东向黄炎培再三强调，他要搞出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特色”。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共的政策将大大有别于苏联斯大林。有鉴于此，毛泽东深知黄炎培在民族实业界的威望，寄厚望于黄炎培对中华民族实业的振兴。

当黄炎培谈起他创建民建的过程和工作的发展情况时，毛泽东听后极为欣赏，强调民建要以民营实业家为主，以推动民营经济为主要工作，请黄炎培做将建立的新中国民营经济的牵头人，一方面向共产党反映民营实业家的要求，另一方面向民营实业家传递共产党的声音。毛泽东给黄炎培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再三强调，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待民营经济将不同于苏联，不能用斯大林“赶尽杀绝”的做法，相反要予以利用和发展。共产党将实行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即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他再三强调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他希望黄炎培迅速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向外界传递这一精神。

两位老友躇踌满志，纵谈时局，直至午夜。黄炎培心潮澎湃。从交谈中，黄炎培深深感受到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这使他大为感动，他决心在今后的各项事业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和作用，以不辜负毛泽东的希望和重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百废待兴，诸事繁忙。毛泽东又多次邀集黄炎培等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商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民建会的前途和革命分工问题，希望黄炎培多在民族工商界中做工作，为解放上海出力。

之后不久，黄炎培公开亮相。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上海广播中发表讲话，指出人民解放军已迫近上海，希望上海人民行动起来，参加和平运动，迎接解放。

黄炎培的讲话在上海民建会员和工商界人士中产生了巨大号召力，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投入到协助上海解放的工作之中；但同时他也招来盘踞在上海的国民党反动势力的仇恨，他们派出军警特务查抄了黄炎培在上海的寓所，并秘密杀害了他的次子黄竞武。噩耗传到北京，黄炎培悲痛欲绝，这使他更加看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忍本性，决心丢掉幻想，沿着自己选择的正确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当时，美国政府为了掩盖其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发表关于中国革命的“白皮书”，欺骗美国人民，挑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民主个人主义”。

为此，黄炎培立即以同仇敌忾的民族感情及时组织民建进行讨论，并且于8月24日针锋相对地撰写了批驳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和《展望》周刊上发表，并以民主建国会的名义发表声明，予以驳斥。《人民日报》上刊载的是以《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为题的声明。黄炎培在文章中指出，白皮书所提的“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好梦是做不成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或条件……黄炎培的这一率先行为，在当时政治局势下确实是需要一种爱国勇气的。

毛泽东闻讯并读到《人民日报》檄文后，立即欣然致信黄炎培，对这个声明予以肯定和称赞：

任之先生：

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很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性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八月二十四日

从小就追求民主进步的黄炎培，此前虽从报刊上多次见到毛泽东那龙飞凤舞般的潇洒草书，但从没想到毛泽东会主动给他写信。毛泽东的来信，不仅书写苍劲有力，而且以中共领袖的高瞻远瞩展望即将宣告成立的新中国的壮丽前景，尤令黄炎培这位深谙历史风云的社会活动家心如潮涌。同时，黄炎培也从北平报纸上读到美国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抱有的敌意，深感民主党派的任重道远。他在拜读毛泽东的来信后，怀着深深的知遇之情，马上于当日提笔挥毫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回信，表达了他的感激和兴奋。这是黄炎培在建国前夕第一次以书信方式向中共中央领导人阐述他的看法和意见。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润之主席：

读尊示对民建斥美帝白皮书的发言的指示，我们是很感动很兴奋的。

民建自接受团结全国民族资产阶级任务以来，我们常在奋勉之中带一些悚惧，不是对外倒是对内的教育问题，整个的对外政策的胜利我们确是有信心的。问题是在如何使得一般民族资产阶级迅速了解到建设中斗争，斗争中建设的道理，而鼓起他们的勇气，发挥出力量来，希望主席时时指教。

此文经过在平许多民建同人开会研究，小组讨论而定稿，执笔起草者是孙起孟兄。谨谢厚爱，并致敬礼。

毛泽东接到黄炎培的复信后，隔天又第二次致书黄炎培，重加勉励，信中说：

任之先生：

八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谨致祝贺！

毛泽东

八月二十六日

8月29日，当黄炎培再次收到毛泽东的亲笔信时，他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平生喜欢书法的他为能够多次得到毛泽东那龙飞凤舞的亲笔信而自豪。他认为毛泽东的书信不仅在政治上高屋建瓴，甚至每行字也都是珍贵的艺术品。黄炎培把毛泽东的来信反复阅读几遍，决定再写一信，以便把他思考多时的肺腑之言向这位中共领袖一吐为快。他感到与坦荡无私的毛泽东进行对话，任何戒心和隐晦都是不必要的。黄炎培奋笔疾书写出一封长信“谨陈三事”，其中两个方面的内容是：

一、近作一文，题目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奋斗三十二年发见的新生命”。自己很高兴，环境允许我今天畅畅快快把过去几十年经过，很真实地写出来给大众看看，同时已经安排好一条新的途径，让这一群人继续努力，前者很愿先生更亲切些。鉴察到我们自己乐于陈述出来的长期苦斗中所犯的毛病与自己感觉到这些病根的由来，而赐以指正。后者更愿先生指示，我们这条新的途径有没有错误。因此陈上小册，敬求公余赐览。

二、续奉手示，承对民建办事方式，加以赞许。正触及我心头一点，各方都倾心接受民主集中制，我意此时急须将这一名词，作一番具体的说明，否则万一发生两种不同的措施，一方以为我是民主，而一方以为是集中。据我所读到的，民主集中制初见于1938年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四项，而刘少奇先生修改党章报告第五节亦已详确地分析清楚。我意再为具体说明。例如民主集中制必备之条件：组织、首脑、小组，它的施行法。关于选举：及编奉名单起到开会当场无记名圈选，应该怎样怎样。关于开会怎样召集、讨论、议决，到怎样通过记录，怎样保留不同意见，以及关于执行、关于检讨奖惩等等，一一举出实例，说明理由，这些天工夫，管见颇以为需要。只不知已有人做过没有？尊见以为怎样？敬求公余赐教。……

毛泽东在收到黄炎培寄来的信及附件以后，当即抽时间阅读，并于9月17日再次給黄炎培复了一封信：

此文很好，我一口气读完。末两页更好，这是你们的纲领，应该送报馆发表。

黄炎培遵从毛泽东的意见，将民主建国会起草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奋斗三十二年发见的新生命》交给《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两报遂于当年10月15日将文稿全文发表。

1949年9月，黄炎培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黄炎培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隆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作为历史的见证人，黄炎培的心情是万分激动的。他把激情即席抒发为一首题为《天安门》的诗篇，诗共八节，热烈地歌颂了党和革命人民的丰功伟绩，并亲笔恭书呈给毛泽东。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