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城地摊,上下皆忙

“抗战算是胜利了，但是国内问题仍然是危机四伏，一触即发，不能不使人有忧虑之感。”

“随着广播的声音，人们丢掉了平日的拘谨矜持，在街头互相拥抱，又跳又笑……黄昏不久，盛大的火炬游行燃亮了所有的街道。”20岁的齐邦媛和哥哥们也拿着火把加入游行队伍，“几乎没有一寸黑暗的路，人们唱着、喊着‘中华民国万岁’。”

1945年8月15日的重庆，虽是万人空巷，不过居民自发的街头庆祝，还是多了几分刻意——五天前，8月10日，日本投降的消息已经传遍了这个城市。

“事先张扬”的胜利

作为中华民国最高领袖，蒋介石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并不比重庆市民早多少。

8月10日傍晚，蒋介石刚做完每天例行的默祷，忽然听到曾家岩官邸附近的美军总部传来一阵欢呼声，紧接着，是噼里啪啦的炮竹 声。

蒋介石问侍从副官蒋孝镇（蒋介石族孙），怎么回事，为何如此嘈杂？蒋孝镇回答：听说敌人投降了。蒋介石一时难以置信——7月7日，《抗战8周年告全国同胞书》中他还在号召全国上下要坚持下去——让蒋孝镇再去打听确切。

很快，正在宴请墨西哥大使的蒋介石得到了回报：下午17时35分，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收听到一条英文广播，内容是，日本外相代表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在场的墨西哥大使并未意识到这一消息对蒋介石的意义，“纠缠谈话不休”，这让蒋有些厌烦。外交部次长吴国桢两次提醒，这位大使才不情愿地离去。

而这时，重庆各新闻媒体已经将这消息，在重庆乃至全国迅速扩散开来。

中央通讯社把巨幅号外“日本投降了”贴在社外的墙上，该社几位记者驾着三轮车狂敲响锣，绕中山路一周报告喜讯。18时，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了日本投降的消息，然后数次重播，并配以抗战歌曲。《国民公报》迅速印刷了号外出售。人们的口口相传则继续将喜讯传播到所有角落。

整座城市很快进入了狂欢。许多鞭炮店数年库存迅速售罄;许多餐馆提供各种食物让人免费随便吃，还有些餐馆将先前畅销的“轰炸东京”、“踏平三岛”的菜名擦去，代之以“普天同庆”、“金瓯一统”。

而街上则挤满了人，卡车、轿车、摩托车缓缓挪动，满城响着鞭炮和锣鼓声。

“警察伸手指挥秩序，车窗上伸下来几只手和他争握。”《大公报》记者彭子冈记录道，“电影院剧场一哄而散，谁耐烦坐下去”，“‘国际’、‘盟友’舞厅的舞客们有的简直到大街来表演了”。盟军吉普车开过之处，到处是欢呼声，士兵们站在车上翘起大拇指说着“顶好”。

《中央日报》主笔钱江潮在第二天的报道中记录了这个夜晚的片段：“‘同胞们！’一个披着破衫短裤的人，从人丛中站在什么东西上，用油滑的汉口腔喊着：‘日本投降了，我们可以回去了！’‘我们可以回去了！’群众响应着。一个老太婆也在店门口沙声地跟着吼。怎么啦？眼泪，眼泪。”

地摊满城

回家，客居重庆的“下江人”（四川、重庆对长江中下游居民的称呼，抗战期间基本用来代指所有外地人），已经等太久，久到毫无准备。

8月10日晚，在重庆家中听说日本投降的消息时，18岁的许诒正还不大相信。前不久，父亲许君武——行政院社会部行政计划委员兼部长办公室主任，《中央日报》主笔——作为“重庆各界代表”之一，刚刚被派往湖南芷江前线劳军，他并没有预料到，这会是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次会战。

尽管许诒正曾听父母议论说，抗战可能不久会结束，考虑送他和哥哥去美国读大学。但一家人都没想到抗战会结束得这么快。他们还没来得及为“去美国读大学”做什么实际准备。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开后，许诒正的母亲接到丈夫许君武的信：他已随慰问团抵达南京，催着家人快回南京去。于是她开始忙着买船票、收拾行装、托人联系……可此时离开重庆的各种交通工具都十分拥挤，买票已经比较困难。

一时间，寄卖店成了重庆最火的生意。许多“下江人”为减轻负担、筹措路费，都把家中什物送去变卖，而寄卖店一时接不了这么多生意，急于还乡的人们往往全家出动摆起了地摊，许诒正家也在其中。

每天晚上，他看到周围各家都点上一盏电石灯，将一排排的地摊照得通亮，带不走的东西都拿出来卖，从大件家具到坛坛罐罐，应有尽有。重庆全城，笼罩在一片吆喝声和讨价还价声中。

也并不是所有“下江人”都选择还乡。得知日本投降的时候，24岁的刘群英在重庆“赈济委员会”机关小学当老师，夜间织毛衣贴补家用。期盼多年的时刻终于到来，她却发现，回武汉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首先我们没钱回去，即使回去也没房子住，也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了。”于是她决定和家人从此留在重庆。

“哪有什么‘生活’哟”

川东女子师范大学学生朱淑勤在重庆家中过暑假时，收到了不少“下江”同学朋友的来信。她们都表现得欣喜若狂，说拿到了政府发放的返家经费，终于可以回家了。不过还有一些同学有些担心，因为她们的男友是“下江人”，可能会因男友回乡而分手。

在重庆一家面粉厂工作的哥哥，这些天比她的同学更忧虑。年初，他开始与亲友合伙做面粉生意，批发价买进然后以市场价卖出，赚取小额差价。没想到抗战会这么快结束，国民政府和下江人都忙着准备离开，面粉和其他食品、日用品的价格大跌，钱全赔了，他开始面临被人逼债的困扰。

此时在重庆的张恨水，在小说《纸醉金迷》中，借自称“认识的都是发国难财的人”的朱四奶奶之口，描述了抗战胜利对商人的打击：

她约莫是打过了半小时的电话，拍了两手走到小客室里来，跳了脚道：“大家都完了……第一，我住的这所房子，不值钱了。下江人都回家了，谁要？第二，我投资在百货上面，有上千万，马上上海的货要来了，我的东西要大垮。第三，我又和几个朋友投资在建筑材料上。重庆人必定走去大半，谁还建筑房子呀。第四，我还有几包棉纱，马上湖北的棉纱一来，我又完了。我如此，好些作投机生意的人也如此。我告诉你几个不幸人的消息，万利银行的何经理，在医院里休养着中风的毛病，已经有了转机了，昨天晚上，听说日本投降，又昏了过去。诚实银行老贾，今早溜了。”

“朱四奶奶”对物价的预测颇为准确。8月12日，中央社讯《渝市物价狂跌》：“本市金融方面呈现剧烈波动，11日午后收盘，黄金每两跌至十一万五千元，美钞跌至一千八百五十元，百货更狂跌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至于颜料、布匹、香烟等物，价亦惨跌。”

在重庆合川县云门镇一家药号工作的平必良说，抗战胜利之后，生活惟一的不同是，再也不用担心日军轰炸重来了，而贫穷还是一样，“哪有什么‘生活’哟”。

26岁的宾淑贞在一家牛肉餐馆帮工，此前还当过佣人、奶妈。“我们还是受苦受累，还是要给有钱人帮工。”考虑到这家牛肉餐馆是上海老板所开，如果餐馆搬离，她还要重找工作。

宾淑贞的境遇并不是少数，因为外地人开的工厂大多在准备搬迁回去，为抗战而建立的一些机构也有解散的可能，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都面临失业的危险。

对社会底层来说，抗战胜利不知是好是坏，生活有时反而变糟了。

忧伤的民企

工厂主们也是忧心忡忡。

从上海“一·二八”事件期间，新民机器厂厂长胡厥文就开始蓄须，“待驱逐日寇，再剃不迟”。不过这天终于来到时，他没有时间去考虑留了14年的胡子了。

8月13日，胡厥文参加了一场漫长的会议。参会者是中国全国工业协会总分会、迁川工厂联合会的20多名理监事，大家都忧心忡忡。

这些参会者都是民营企业主，也都属于“下江人”，原本分散在全国各地。随着日军逼近，他们从全国各地将工厂辗转迁到重庆。不过国民政府相关主管机构臃肿冗杂、政出多门，而且课税繁重，加上严重的通货膨胀，已使这些工厂在危机漩涡中挣扎了好几年。

8月10日晚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出后，商人们都忙着削价抛售货物，并停止进货。胡厥文和同行们每天都要解决因取消订货而引起的纠纷。到日本宣布正式投降时，这些工厂大部分已接近瘫痪状 态。

经会议商讨，胡厥文和同行计划向国民政府提出请求：希望政府继续战时生产订货制度，直到这些企业迁回家乡恢复生产;将工业贷款利息降低到战前标准，已到期的贷款延期，直到恢复生产;希望政府设法稳定币值、阻止物价暴跌;希望民营企业也能加入政府接收敌伪厂矿的机构，优先得到敌伪工业赔偿或代营权利等等。此外，他们还希望政府资助这些企业的全部回乡运费、停工时期所有开支， 并给予运输便 利。

不过，与国民政府的交涉显然并不顺利。8月21日下午，在与不久前访问过延安的黄炎培等人交谈时，胡厥文意识到：民营工商界不能只埋头搞实业，必须有争取自己利益的代表。他们决定共同发起组织一个新的政党——中国民主建国会。

蒋公很忙

国民政府，或者说蒋介石，并没有多少精力去顾及胡厥文们的想法。

“抗战算是胜利了，但是国内问题仍然是危机四伏，一触即发，不能不使人有忧虑之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说。

8月10日晚，确定日本投降消息后，蒋介石立即召开军事干部会议，并向各战区发电安排受降等事。一切安排好时，已经深夜12 点了。

次日，蒋介石同样发出多封电报，其中最紧急的一份，是发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其中指出国民政府已统筹决定受降事务，严令该集团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这实际是剥夺了共产党人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利。

8月14日起，蒋介石把每天祷告文里的“驱逐倭寇”改成了“巩固统一”，而也是在这一天，他做出一个重大决定，给在延安的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发去一封电报，请他到重庆来“共商大计”。

毛泽东并没第一时间同意蒋的邀请，而是电报婉拒。蒋则在20日、23日再去两电邀请，并且言辞一封比一封“恳切”。

不过，在日记中，蒋介石还是不经意间流露出他此举的部分目的，“朱之抗命，毛之复电，只有以妄人视之，但不可不防其突变叛乱也。”

实际上，向毛泽东发出三次邀请的同时，蒋介石并没花太多时间准备国共谈判的事，一则是不知道毛泽东会不会来，二则他还要处理更“重要”的事。

8月16日，蒋介石委任了前往沦陷区各大城市的接收大员。同时，官方组织的抗战胜利庆祝活动正在筹划中。国民政府责成社会部、重庆市党部、重庆市政府组成的筹备会，这一天发函给电力、自来水、轮渡公司，要求保证9月3日胜利大会时，水电不停供，轮渡到晚间也不停运。

但令蒋介石有些意外的是，8月28 日，毛泽东由美国大使赫尔利与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陪同，与周恩来、王若飞同机抵渝——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开始了。

蒋介石此时方召集干部会议，讨论对毛泽东来渝后的方针，确定“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当晚，蒋介石在林园设宴招待毛泽东一行，特意将毛泽东安排在自己的对座，以示“诚恳”。宴会后，又邀请毛泽东下榻林园。

次日晚，两人第一次会谈后，蒋介石还亲赴毛泽东住处访问，约谈一小时。虽然蒋自称与毛见面属于“普通应酬”，不过，在他其后日记中，欣喜之情难以抑制，“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为德威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

“都是想看毛泽东的”

1945年9月3日，是数年以来蒋介石最志得意满的一天。

当日天气晴朗，有微风。一大早，国民政府花园内，文官着长袍马褂、武官着戎装，互相恭贺胜利。8时半，在蒋介石的率领下，百官向东垂首，面朝南京中山陵，缅怀国父孙中山。蒋亲自宣读了祭 文。

9时，“陪都庆祝胜利大会”在较场口会场举行。会场上悬挂着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蒋介石的巨幅画像，还设置了一座大型地球仪，多座松柏树枝点缀的巨大牌坊。大会进行中，远处炮台突鸣礼炮101响，取意为“和平之声”。

11时54分，蒋介石自军委会出发巡视。

“远远望见车队驶来，先有宪兵骑马奔驰疏导开路，警卫摩托车全副武装，列成人字形缓缓行驶，然后是仪仗车队。最前一辆崭新锃亮的美式吉普车，一伟岸青年军官举着庄严的国旗。这旗帜并不很大，四周镶有黄色丝穗，有三名英俊宪兵肃立车上护旗，白手套，卡宾枪，端庄肃穆。随后是一辆闪亮的三轮摩托车，一军官端坐举一丝质方旗，斜垂前倾，旗边行上绣着白底黑字‘国民政府主席’，红旗中央白圈一个大黑绒绣字‘蒋’。随后便是蒋委员长的座车，窗帘全部拉开，可以清楚看见蒋委员长戎装黑斗蓬，频频举起戴白手套的手向道旁群众举手致意。”许诒正和哥哥已在路边等了很久。之前他们看报纸上说，这天的庆祝活动中，领袖会出巡检阅。

这天的街道十分干净，两旁商店和住户都挂着国旗，巡视沿途都有军警设岗警戒。许诒正上次这样挤，是两天前中苏友协开欢迎酒会，许多人听说毛泽东也会去，都赶去看热闹，他也去了，不过那天“七星岗一带人山人海，中苏友协门外交通中断，挤得水泄不通，都是想看毛泽东的，结果因为进不去什么也没看到”。

这一次许诒正还是没见到毛泽东，“（与蒋介石）并坐的一人，大家原以为是毛泽东，但驶近一看却不是，也是戴有金色领章的一位将军，第二天报载才知道原来是参谋总长程潜。蒋座车后面紧随一吉普车荷枪实弹的警卫宪兵，再后是长长的车队，是些什么要人，没人去关心了。这时街道两旁燃放鞭炮，敲锣打鼓，热闹非凡。”

毛泽东也很忙

许诒正在9月3日没看到的毛泽东，确实没有出现在庆祝活动中，但他的行踪，一直在蒋介石掌握。

（一）何先生今天*点**分到十八号。

（二）上午*点有某人（男、女或外国人，包括相貌、身材、服装、年龄），乘小轿车（汽车号码）到十八号会何先生，于*点**分离去。何先生把客人送出十八号上汽车，目送汽车走后，才漫步返回。这时街上不少人停步观看何先生……

（三）中午，何先生赴***宴会（写明请客人的姓名住址）。

（四）下午二时半，何先生接见一名新闻记者，接着又接见两名外国记者……

8月29日起，每天下午，一名来自宪兵司令部的传达兵都要到张治中府邸上清寺桂园取走一份这样的“情报日报”，送到蒋介石手中。谈判期间，毛泽东每天白天在桂园办公，“何先生”正是指代他的暗语。显然，编制这样的情报并非轻松的工作，因为毛泽东这段时间除了安排谈判事宜外，见的人非常多。“拜客，什么人那里我都去。”他自己说。

《新华日报》报道了毛在9月2日的日程，其中包括：中午，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常委会名义，在“民主之家”特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沈钧儒、黄炎培等人做东招待。毛在这场宴会上说：“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

在宴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和为贵”，并同沈钧儒谈健身运动，同黄炎培谈职业教育，同张申府谈五四运动往事。宴毕，特园主人拿出纪念册，请毛泽东题词留念，毛题了“民主在望”四字。

3日的行程则是：“外交部王世杰部长昨晨十时往访毛泽东同志，畅谈很久。下午三时以后，毛泽东同志往访。下午五时，晤韩国临时政府褚先生。六时接见文化界郭沫若先生。七时半赴苏大使宴并观电影（注：《胜利大检阅》）。”

傍晚座谈时，郭沫若送给毛泽东一件礼物——他摘下自己腕上的欧米茄手表，双手递向手腕空空的毛泽东，毛看起来并未感到意外，欣然接受了。

这一天，毛泽东也送给蒋介石一件礼物，通过周恩来、王若飞向国民党方提出十一条国共谈判要点，先承诺“实现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然后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共推荐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委员，及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以及“解放区部队编成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参加军委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设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任中共人员为主任”。

9月4日清晨5点，蒋介石起床祷告，求“国家真能和平统一”，不过前提是“共毛能悔悟”。

而政治人物的动向，暂时与许诒正无关，9月3日的胜利大游行以后，与许多“下江人”家庭一样，他家开始集中捆打行李，船票已联系好，一家人只等沿江东下还乡。

新生活即将开始。

参考资料：《大公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重庆日报》、《毛泽东年谱》、《女性，战争与回忆：35位重庆妇女的抗战讲述》，《读·党史第8辑 重庆风云》，《中国通史》，《巨流河》，重庆市文史研究会材料，重庆市档案馆存档等

本文感谢许进（许诒正）先生、重庆市文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耀健先生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