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和平》在1948年两面不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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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8年下半年，中共不但在政治上一呼百应，各界民主人士如同百川归大海，纷纷奔赴解放区；而且在军事上也势如破竹，接连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使蒋介石的精锐主力损失殆尽。面对空前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国民党内求和呼声日盛一日，并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和平运动”。
对此，中共早有思想准备，曾于1948年7月18日专门发出《关于揭破敌人和平阴谋的指示》，指出：“由于战争失败，人心动摇，国民党统治日趋崩溃，美帝及国民党当局现正准备发动和平运动”，“迫使中共停战议和，借以保存国民党的现有地盘及军队，获得喘息时间，补充修整，然后集中全力击败人民解放军，消灭中共及一切民主力量”。
《指示》要求：“蒋管区各地党委应立即讨论并实行事先揭破美蒋和平阴谋，使学生群众、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一切中间阶层首先是他们中的反美反蒋分子，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为和平阴谋所迷惑。指出反动派所谓和平运动只是战争失败时求得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计划。”“我们如果不愿意被敌人消灭，就必须把战争打到底，必须不要上反动派的当。”
然而，中共所担心的问题还是发生了，而且是出现在民主党派内部。1948年10月，著名民主人士张申府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呼吁和平》，顿时引起了中共和民主党派的高度关注……
提起张申府，与其说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不如说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这更能充分体现其与众不同的身份和地位。
早在1917—1919年期间，在北京大学工作的张申府就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并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
1920年，张申府积极追随陈独秀、李大钊，参与商谈建党事宜，并与李大钊携手建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
1921年，张申府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利用赴法讲学的机会，在法国巴黎建立了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介绍周恩来入党。1922年，张申府又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并介绍朱德入党。1924年，张申府回国后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成为中共黄埔第一人，并推荐周恩来到军校任职，成为周恩来的“伯乐”。
1925年，张申府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上，因观点不同与人发生争执，毅然负气退党，从此离开了党的组织。
1935年，张申府在北平积极参与组织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二·九”运动，并与孙荪荃和姚克广（即姚依林）一起担任了游行的总指挥。
1936年，张申府参与组建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1942年，张申府以救国会成员身份正式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张申府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成为民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46年1月，张申府作为民盟九位代表之一，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与国共两党代表同堂论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是张申府一生政治生涯的最高峰。
1947年11日，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后，张申府以个人名义登报声明解散民盟华北总支部和华北各地方民盟组织，但其“并未因此停止自己的政治活动”，而是继续为民主、和平、统一而斗争。
1948年10月，大半生从事政治活动的张申府，在国共两党胜负格局已定的情况下，居然书生气发作，“误信人言”，因一篇不合时宜的文章而葬送了自己后半生的政治生命。
二
10月23日，张申府在著名报人储安平主编的“当时极流行”的《观察》杂志第五卷第九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呼吁和平》的政论文章，公开呼吁国共两党停止内战，恢复和平。
张申府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现在最要紧的事，消极地说，就是打破现状；积极地说，就是恢复和平。假使战事还不设法结束，和平还不速谋恢复，必致全国人，至少东北人与华北人，或至少在东北华北大城市住的人，都不得活；国家更将丧尽了元气，丢尽了脸。”
张申府深知：“和战决于有力作战的双方，而双方现在显然还无要收兵的模样；在此情形下，呼吁和平，适足于招犯嫌忌，惹场无谓，非但于事无补，更且于己有损。”但是，张申府坚信：“不管一时怎样受尽了误会，但在理完全对。”“假使以民心为裁断的标准，那么，今日呼吁和平，更是有百是而无一非。”
张申府认为：“这些年来，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已犯了一个绝大的毛病。就是把是非与成败利害混在一起。且常常是只管眼前成败利害，而不管是非。其实为国家打算，只应辨是非，而不应该计较个人的成败利害。凡事，但令其是，就应该是，就应该作。”可惜，“有些号称进步的知识分子”，却是“左了怕得罪现在，右了怕得罪将来，因此既不敢左，也不敢右；畏首畏尾，真是身其余几”！
张申府指出：“也许有人以为，现在有一方正打得顺手，正打得起劲，正要一劳永逸，一举而成功。在此时呼吁和平，也许会转移他们的战志，必为他们所不快，必为他们所不睬。那么，打得不甚顺手的一方是不是也不理不睬？其实，不管谁睬谁不睬，这样说法，究竟仍是只顾成败利害，而没注意到是与非。这绝非看到一般人民生活实况的说话。”
张申府强调：“无论如何，作战于一国之内，不管胜也罢，败也罢，遭受死伤的，遭受涂炭牺牲的，既是同一祖宗的子孙，穷兵黩武，总要不得，总不应该。凡真为人民的，就令不得已而事内战，也必反对内战。不管胜败，总必哀矜勿喜。”
为避免产生误会，张申府特别指出：“呼吁和平，要求恢复和平，也必是为国为民，出于真情、实感、仁心；而不是别有动机，别有背景，而不是为那一作战方面谋取喘息整补空隙时间。”
但是，张申府还是被“误会”了，并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呼吁和平》发表后，张申府两面不讨好，国民党方面说他“扰乱民心”，民盟和中共方面则指名道姓地对其进行了严厉批判。
1948年11月15日，民盟在香港召开在港中执委暨各处会第四次扩大会议，在张申府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开除张申府盟籍决议案》，表示：“本盟盟员张申府迭次违反本盟历来政治主张，拟请开除其盟籍案。
“一、张申府于本年一月二日在北平《世界日报》公开与国民党反动分子联名启事，拥护国民党高级特务唐嗣尧竞选立法委员，此无异公开承认伪国大、伪宪法以及伪立法委员之选举为合法。
“二、张申府最近于《观察》杂志第五卷第九期更复发表‘呼吁和平’的荒谬言论，公开承认蒋府的‘宪政’，拥护蒋介石的‘戡乱政策’，诬蔑人民解放军为匪。张申府之言行，既如上述，显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本盟为贯彻历来之政治主张，应将其盟籍开除，以维纪律。”
基于以上两点原因，会议通过决议：“着即开除张申府盟籍，除通知其本人外，并在各报发表新闻。”
第二天，即11月16日，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盟发表《时局声明》，表示：“张申府过去虽曾经是民盟盟员，自从他以个人名义非法声明解散华北民盟总支部和华北各地方民盟组织，投靠反动集团以后，早已失去民盟盟员资格。他最近在《观察》五卷九期发表《呼吁和平》一文中，竟厚颜为国民党政府洗刷，说什么‘不管战争之起有无理由’，甚至说出‘不管实情如何，政治到底已由军政训政进入了宪政’等的梦话，还诬蔑人民解放战争为‘不仁也不智的冒险’和‘穷兵黩武’。并劝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争取主动，诚不如在和平上赢得主动’。……这完全暴露出他自己的本来面目，所以最近本盟宣布开除他的盟籍。”同时，为明正视听，《声明》还重申了民盟对民主、和平、统一的看法。
12月16日，中共《人民日报》以“民盟发表时局声明，重申为民主奋斗决心——痛斥叛徒张申府等卖身投靠”为题，对上述沈钧儒、章伯钧的声明进行了报道，并将张申府正式定性为“叛徒”。
紧接着，一篇署名孟超的题为《张申府的狐狸尾巴》的文章在香港发表，指出：“正当人民的军队取得一个又一个光荣的胜利时，张申府被探照灯迫得走投无路，暴露了他的真正面目。人民可以看清他多年来打起的旗帜是什么。他的《呼吁和平》是他最贴切的供认，民主的画皮最后落下来了，露出他真正的卖国的本性。”“我们现在揭露张申府的狐狸尾巴，把他赶回他真正的主子身边。”
对此，兼有民盟领导人和中共秘密党员双重身份的胡愈之曾这样评论张申府：“张之大病在不肯忘其过去之革命历史。彼与毛泽东氏在北大图书馆有同事之雅，周恩来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绍，遂以革命先进自居。初不知此等思想实为一沉重之包袱，不将此包袱丢去，未有不流于反革命者。”
三
面对来自民盟和中共方面的强大压力，张申府仍然不为所动，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为自己进行了辩解。
张申府表示：“我对这个决定没有感到奇怪，我也不把它看得太重。我知道沈钧儒和章伯钧都是值得尊敬的读书人，但其他在香港的人却不是。这个决定一定是在沈和章二位不在时达成的。我呼吁和平，目的是促进民主，虽然在目前的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必须尝试。我自从十八岁参加革命起，我就忠实于我的信仰，机会主义者的压力是不能使我改变的。”
12月11日，张申府在北平《自由批判》杂志第1卷第12期上，又发表《论和平的可能》一文，进一步指出：“现在呼吁和平，只不过代人民立言。只是理当如此，情当如此。既不是为谁争取喘息时间，更不会想到诱导谁投降。所谓和平，如以为就等于和谈，就等于妥协，那也是一个天大的天真的误会。我所以不惮再三重言，呼吁和平有百是而无一非，就因料到必会受尽误会。”“不过，误会尽管误会，猜疑尽管猜疑，打击尽管打击；站在人民立场，为老百姓说话，替国家设想，丝毫没有别的意思，在现在呼吁和平，至少在原则上，究竟还是有百是而无一非。”
四
当时，由于张申府仍然工作、生活在尚未解放的北平，民盟和中共的严厉批判暂时还奈何他不得。但是，对张申府的妻子刘清扬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一个月前，刘清扬已离开北平南下，到达华北解放区的李家庄。自张申府的文章发表后，刘清扬就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当时，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曾到西柏坡去接受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会见，刘清扬也去了。但她在那里等了好些时日，也没有被接见，于是跑去问邓颖超。邓颖超说，张申府先生写了那篇文章，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你要有所表示才行。
怎么表示？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12月26日，刘清扬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则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的启事：“刘清扬致函民盟沈钧儒和章伯钧，对张申府的思想堕落及其背叛人民的立场，表达无比愤慨。”信中表示她要与张申府断绝一切公私关系。
对此，尽管张申府内心十分痛苦，但他能够理解刘清扬的选择：“她是被迫和我分手的。她受党的控制，当我成为公开的抨击对象时，她和我脱离一切关系。她没有选择，她要保护自己和女儿……解放后我们没有说过话，但她一直都透过朋友了解我的情况。”
一篇文章居然导致了一对有着近三十年感情的患难夫妻的分离，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呼吁和平》成为了张申府一生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北平解放后，张申府因其任教的华北学院宣告解散，一度失去了工作。后来，在周恩来的关照下，张申府被安排进了远离政治的北京图书馆。
新中国成立后，张申府已经不能也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反而开始对当年所犯的“错误”进行反思，乃至“忏悔”。1955年3月9日，张申府在《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忏悔》的文章，表示对自己在六年前“所犯的错误”，“感到深痛的悔恨”。
张申府表示：“我最不该在1948年10月间，在北京就将解放，蒋介石卖国反动政权崩溃之势已成的时候，荒唐地写出一篇足以迷惑人心，扰乱阵营，动摇士志，阻挠人民革命大业，而延长蒋介石反动政权寿命的《呼吁和平》，且登在当时流行最广的一个刊物《观察》上，幸而当时党与民盟采取了必要的紧急措施，才使得一种极不利的局势未至形成。这更是由于我一向过于主观，过好表现，不知自己立场，发言不考虑后果，不能周观周围全部客观事实，迷于局部表面情况，而不能深察事情的底里，与党的路线不能配合，以致整个丢弃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到了晚年，张申府亦曾多次提到《呼吁和平》一文，并曾对人解释过此文的一些写作背景：“我写这篇文章，赚了3000元。您要知道，当时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教授们那时都断粮断饷，吃饭是一个问题。储安平，《观察》杂志的主编，当时是很著名、很受尊敬的人物，他向我索稿，我怎能拒绝？他的杂志是当时民主刊物中销路最广的，同时一交稿就有稿费。我大概是他稿酬最高的作者之一。”
张申府进一步指出，当时，“每个人都对战争厌烦了，但对我来说，情况更为不妙，因为我被困在北平。于是，我写了《呼吁和平》。几个月之前中共自己也曾做出同样的呼吁，但我不知道战局在农村中已扭转了，中共已取得上风，他们要打下去直到胜利为止。几个星期的时间，几百里路的距离，使我的文章落后于中共的观点。”
此外，张申府表示：“我一生后悔的事不多，但这1948年的文章是我后悔的事情之一……我总是不理后果，想到什么便说什么，我没有政治智慧，不懂得有时要开一眼闭一眼。”结果，“受到党的最严厉的批判，我的政治地位从此遂完全扫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