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傲骨炳青史，万里川江映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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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上，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有一位身材高大的美髯公紧挨着毛泽东站立。他身着布衣长袍，目光如炬，十分显眼。从民国时期的省长、大学校长到新中国的民主党领袖和国家领导人，他始终布衣长衫加身。他就是共和国第一任国家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先生。他的一生是一部书，一部近代史，他给后世留下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光辉形象。
张澜，字表方，1872年4月2日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县中和乡的贫农家庭。1902年，他进入成都尊经书院攻读经史，后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宏文书院师范科。回国后，他历任川北宣慰史、众议院议员、嘉陵道道尹、四川省省长、成都大学（今四川大学）校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民主同盟主席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曾经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国家重要领导职务。1955年2月9日，张澜因病不幸与世长辞。毛泽东同其他国家领导人亲视含睑；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邓小平等亲自执绋为他送葬。
“移神兴学传佳话，群英辈出竞风流”
张澜早期接受了近乎严苛的教育，具备了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素养。在广安“紫荇书院”教学期间，他除致力于攻读经史典籍、悉心经世治乱之学外，还经常与蒲殿俊等人讨论中西学问，主动吸收先进科学文化，探讨救国图存之路，接受维新变法的新事物、新思想。
张澜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一是为民主事业奋斗不息，均肇始于“紫荇书院”。“紫荇书院”不仅是张澜先生从一介书生走向社会的起点、从事教育事业的起点、同维新派人士交往的起点，更是他成为革新变法人物的重要标志，开始了他轰轰烈烈的民主爱国人生。正是在紫荇书院，科举制培养出来的秀才张澜，彻底反叛挣脱了封建制度，与维新派人士密切交往，相互影响，志同道合，共同革命。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投身教育改革、教育救国，他从教的第一站，就是邓小平的母校广安中学的前身———“紫荇书院”，他第一次执政就两次拨银资助广安中学堂的开办，直接孕育催生了广安新学。张澜等在紫荇书院的教育改革和对广安中学堂的资助，有力地推动了广安新学的兴起和发展。它改革了传统教育内容、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开启了学科制和班级授课制，在广安掀起了一股新学风，促进了广安教育的近代化。民众对新学由漠视怀疑到热情拥护，形成了关心新学、捐资兴学的热潮。
由张澜一手创办的广安中学堂不辱使命，为国家培养了千万仁人志士，文武英才。辛亥革命前后，仅广安中学出国留学的青少年就达40多人。他们最初的动机尽管各自不同，但都是爱国志士。紫荇书院、广安中学，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家、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学者：有身挂炸弹冲锋陷阵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秦炳，有渣滓洞、白公馆壮烈牺牲的十二位英烈，有担任国家、省部级职务的十几位领导……不少人士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留下了英名。最杰出的代表，就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邓小平1915年进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学习，1918年考入广安县立中学堂。正是新式教育及其所培育的革新开放的社会风气，大大开拓了小平的视野、胸襟、胆识，并为其后来赴法留学：献身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应该说，邓小平之所以能成为划时代的世纪伟人，这与他早年在广安中学堂受到张澜思想光辉的照耀不无关联。
“夔门中开迎往客，遍起成大自由风”
1925年7月，在军阀混战中刘湘赶走杨森主持四川。同年9月，他聘请张澜担任成都大学校长，着手成大的创办工
作。张澜接到聘书后十分高兴，并将此作为其继续教育救国、兴国伟大理想的契机。于是，他致函四川省省长赖心辉：“办大学，对今后之文化与人才，至关重要，这是国家的百年大计，我当竭尽心力之。”从此之后，张澜入主成都大学，并按照他的设想改造这所四川第一高等学府。在担任校长期间，他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创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一段千古佳话。
“延揽名师，唯贤是举” 成都大学创办之初，教师缺乏现象十分严重。张澜认为，大学办的好坏，关键在于教师质量。为了把成都大学办成国内一流大学，针对四川历来较为闭塞，人才流动比较困难的情况，他提出了“打开夔门，欢迎中外学者来川讲学”的口号，并千方百计招揽名师。在聘任贤能时，张澜不论党派、学派、帮派，只要有一定学术地位，都一律欢迎，礼聘到校。他不仅聘请四川的“蜀学宿儒”和新派人物到校任教，而且通过各种关系和派出专人去聘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和专家到校任职。经过他的努力，到1929年，成都大学共有正、副教授83人，讲师56人不仅居于四川三大高校之首，而且在全国教育部立案的21所大学之中，也名列前茅。此外据统计，仅1929年在成都大学任教的外籍教师就达28人之多。他们大都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高等教育强国。这对当时封建气息还十分浓厚的四川教育界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同时，也有力地改变了成都大学师资匮乏的不利局面。
“思想自由，百家争鸣” 五四时期，由于张澜时在北京深受影响，主持成都大学后，他公开宣称效法蔡元培的办学方式，主张思想自由和学术研究自由，对校内各种政治信仰和学术见解都不加干涉，并鼓励彼此展开民主讨论。在这种情况下，成都大学的教师中，几乎各种政治派别的人物都悉数到齐。除了共产党员杨伯恺，国民党人熊晓岩、黄季陆，国家主义派的何鲁之、李璜外，还有托派叶青，精通国故的“蜀学宿儒”和热心新文化运动的吴虞、吴芳吉等。张澜允许他们按照各自师承的学术流派、知识体系和政治观点授课，各抒己见，互相争鸣。当时，不仅国民党人、蜀学旧儒、国家主义派和赞同新文化的人物可以在成都大学自由发表观点，而且共产党员和进步学者也可以在课堂上公开宣讲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政治经济学。这种情况在当时厉行“党化教育”的中国各大学是很少见的，它对开阔学生视野、活跃学术空气，改变四川文化落后、闭塞的状况起到了巨大作用。
“民主治校，因材施教” 张澜为改变旧学校中浓厚的封建气息，杜绝其弊端，在任校长后，对学校的领导体制作了重大改革，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实行民主办学。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定时组织召开各科系教授会议、教务会议和事务会议，以利于广泛听取意见，集思广益，确定学校发展的重大决策。而且，张澜还在成都大学专门设置了“聘任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并通过定期会议讨论学校人事和财务问题，通过民主评议的方式决定学校的教师聘用和升迁，以及学校财政预算和支出等敏感问题，最大限度地杜绝了腐败。
“故土依依难离舍，实业育人溢乡情”
作为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的张澜，既热爱祖国母亲，也没有忘记生他养他的家乡故土。他曾为南充家乡的教育事
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他所创办的实业教育，其影响更为深远。
张澜在南充创办实业教育，开始于1914年。是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张澜遂由北京返回南充，并在南充地方有识之士支持下，创办南充县立中学校、实业学校和果山蚕业社。这些学校均实行半工半读，学生一面学习课本知识，另一方面则实地进行种桑养蚕与缫丝，学生毕业后回乡生产。1920年，张澜因母丧由北京回南充。他有感于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回南充后在政治上积极倡导地方自治，在教育上则大力提倡发展实业教育。他从1921年起出任南充县立中学校长和端明女子中学校校长，积极从事教育改革。他不顾四川省教育厅的阻挠和反对，于1924年毅然对学校体制进行改革。将县立中学校、乙种实业学校和县立高等小学合并为一校，并在学校内设立师范部、中学部、农蚕部，后又创立中医班、工业班。在端明女子学校内也分设中学部、小学部、师范部、职业部。合并后的南充县中是一所较为典型的实业学校，也是当时四川省内第一所职业教育学校。此后，张澜又于1931年再次出任南充县立中学校长，并于1932年将县中与县立初级实业中学合办，更名为南充县立职业中学，分设农业、工业、乡村师范、普通中学各科。抗战爆发后，张澜在1942年又积极领衔倡导、筹办南充私立育才高级职业学校，并出任名誉董事长。该校设有工科、商科，后又增设中等水利科等，其创立之宗旨，是以培养中等技术人材，服务桑梓，振兴实业为目标。这是一所非常典型的职业教育学校。
张澜在南充创办实业教育，不仅是四川兴办教育的创举，同时也推动了南充教育事业的发展，深受社会各界的支持。比如，张澜在1922年大胆改革南充县立中学学制，举办实业教育，曾受到四川省教育厅的阻挠和反对，省教厅甚至以不发给学生毕业盖印文凭为要挟，企图挑起学潮，但张澜在社会各界人士及学生家长和学生的拥护下，毕业证书不报省教育厅就发给学生，得到社会公认。对此，省教厅也莫可奈何。事实上，张澜所主持南充县立中学，不仅吸引了川北一带有志青年争先恐后奔向南充，其声誉也波及全川，从而推进了南充教育事业的发展。今天的四川省蚕桑学校，其前身就是张澜在南充中学创办的农业部。同时，张澜在创办实业教育过程中，注重对学生进行理想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树立起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大志，从而培育出了许多爱国的青年志士如罗瑞卿(农蚕部学生)、任白戈(师范部学生)等，使他们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张澜所创办的实业教育为南充地方培养了大批实用人才，促进了南充经济的发展。其中，尤以农蚕班的创设，影响甚大。它为当时南充培养了一大批蚕丝业人才，对南充蚕桑和丝织业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南充的蚕桑丝织业尽管历史悠久，但在1910年以前其发展是相当缓慢的，只是到了民国建立以后，才逐渐走上了较快的发展道路。20年代后，南充日益成为四川蚕桑业和丝织业的中心地区之一。南充蚕桑、丝织业的发展，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是与张澜先生的倡导、创办实业有密切的联系，也是与张澜先生创办的实业教育、广植人才的影响有关。1925年张澜与南充地方染织业合资创办嘉陵织绸厂，该厂使用的工人多从南充县中农蚕部学生中招收，由于生产者知识水平较高，再加之技术上的优势，因而织绸厂的生产发展非常迅速，产品质量较以前地方创办的织绸厂有进一步的提高，产品畅销省内外。其后，南充又创办“五福绸厂”、“荣禄绸厂”和四、五十家机房，都无不以嘉陵织绸厂为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