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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诗教学新论

    时间:2021-02-24 07:54:1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内容摘要]中国古诗内涵博大精深,历史源远流长。但是,今日中国的古诗教学相对薄弱——只教学生诵读古诗,而不教学生写作古诗。这不能不影响着古诗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有碍于学生诗才的培养和诗文素质的提升。

    教学生写作古诗很有必要,教学生写作古诗也不难。关键在于要提倡教学生写作古诗和明白怎样去教学生写作古诗。语文教师自己先要学会写作古诗,然后才能胜任古诗教学。

    [关键词]古诗 教学 学写 新论

    我国向来就有“诗国”的美誉。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民族向以“诗歌”著称于世。五千年源远流长的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诗文化,并孕育着民族的伟大精神。

    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到唐诗、宋词,再到可以作为诗歌品读的明清著名小说《红楼梦》,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关汉卿、曹雪芹等各个时代的诗人,其光芒闪烁的诗文,照耀着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坛,提挈起延绵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发展的总纲。著名的毛泽东诗词研究专家、《毛泽东诗词美学新探》的作者李子建先生指出,五四运动以来,黄遵宪、柳亚子、鲁迅、郭沫若等诗坛骁将,举起了涛歌革命的大旗,以涛歌为革命武器,揭开了诗史新的一页。鲁迅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中“怒向刀丛觅小诗”,在艺术上用《阿Q正传》唱完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压轴戏。毛泽东则用《沁园春·长沙》在艺术上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以《沁园春·雪》为代表作的毛泽东诗词掀起了中国现代诗坛古体诗革命的高潮。

    实践已经证明,从遥远古代走来的诗歌,现在以及未来,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但是,今日古诗之命运,令人担忧——泱泱“诗国”竟听不到有人提倡学习写作古诗的呼声。尽管从小学到大学的课本里,都选有大量的古诗;尽管从小学到大学的老师们,都在教学生读古诗;尽管从小学到大学的学生们,都能将相当多篇的古诗背得滚瓜烂熟;尽管从小学到大学的老师们,都能将首首古诗分析得头头是道,可是能写古诗的老师已是凤毛麟角,能学习写古诗的学生则更少得可怜。正如有识之士惊呼的那样,古诗“连同她虔诚的追随者,就像是被历史流放的闪徒,带着其完美的躯壳与昔日辉煌的韵姿,于人烟稀少的峰巅独立起舞。”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教育的缺憾!也是素以“诗国”著称于世的中国之悲哀!

    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二:一是从宏观上讲,当今社会及教育界未加倡导,更未将其列入教与学的内容;二是从微观上谈,教古诗的老师们大多自己不会写古诗,也就根本谈不上教学生举习写作古诗了,而决不是学生不愿意学习,或学不了。

    我在这里提出的“古诗教学新论”,“论”的就是提倡今入学习写作古诗,中小学生包括在内。不但教古诗的老师自己要学会写作古诗,而且还要教学生写作古诗。只有从中小学生抓起,并形成风气,且代代加以弘扬,诗歌才能得以在真正意义上传承。

    有人也许会问,现代人有必要学习写作古诗吗?我的回答是:十分必要。

    因为古诗中有我们中华民族的“魂”,古诗中孕育着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中宣部和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中明确指出,五千年历史中孕育的优秀传统美德就包含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天下为己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古典诗文中的名言警句所体现出来的爱国情操、崇高志向、浩然正气等。并明确提出要“通过晨会、课堂教学、课外活动等多种途径,组织开展集中体现中华传统美德和革命传统的经典格言、诗词诵读活动;教唱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的歌曲,定期举行学生歌咏比赛和文艺演出等活动。”我想,提倡教学生学习写作古诗,当然既符合上述精神,更符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精神。

    退一步说,学习写作一首健康的古诗,哪怕是童谣、顺口溜、打油诗,也会胜过上一次不健康的“网吧”、游戏机室。比起游戏之类的娱乐方式和其他文学样式,诗最具有想像空间,更能训练孩子的想像力、创造力。一首首优秀的儿童诗,不仅可以引发想像,还可以引导想像的方向。诗能教会孩子去发现、去想像、去创造、去思考。如果说读着诗长大的孩子,会成为一个会生活的人,那么写着诗长大的孩子,想必至少会成为一个会思考的人。青少年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在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中担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任。在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今天,在青少年儿童中和社会上倡导学习写作能“言志”、能“壮气”、能“怡情”、能“鼓劲”的古诗之必要,当不言自明。

    因为古诗是我国最古老的一种文学样式,古诗的文学传统理应得到传承和发展。从唯物史观来考察文学的历史,不能否认文学的发展,一般都会有“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规律(王国维语)。有时还会出现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但这决不是说,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可以没有文学,或者说社会物质相对发达的时代不需要文学的存在……因此,同样不能说我们今天迎来了一个发展经济的时代,就只需要物质的扩张和消费的扩张,就不再需要精神的追求,或者就不需要文学了。“恰恰相反,我们发展经济,不仅是为了丰富物质生活,而且要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民族要振兴,就不能没有民族精神的振兴,要振兴民族精神,就不能离开文学,因为文学是人类精神的希望!”

    古诗是汉语言的“精粹”,汉语是我们民族的“母语”。作家余光中在感叹现代中国母语能力下降时忧虑道:“如果不及时调整,有一天我们的后代学习古汉语要比学习外语还难。”作家白先勇在总结“百年中国,内忧外患”时指出:“其外有西方语言的冲击,现代汉语严重欧化;其内则是母语的自信心和自觉意识不断衰微。”“海纳百川为其大,世界因为其丰富性而成为世界,而每一个民族和个人也因向世界贡献其特色而意义永存。”古诗是母语的“精粹”,古诗是汉语言的“极品”,古诗是富有情韵、乐韵的人用最美的语言书写的音乐。作为一个诗歌大国,我们没有理由不教我们的后代学习写作古诗。

    或许还有人会问,现代人,特别是中小学生有能力学习写作古诗吗?我的回答是:有能力。

    关键是要看怎么学?我认为,不要仿古,要创新,要发展。化难为易,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比如说,把握古诗中句式基本整齐、押韵大致相近等基本规律就可以了,甚至连句式不一定整齐也行。即便是《诗经》,里面也有长句和短句。我想这与后来发展成为一代文学的“宋词”中的长短句也不无一定渊源的关系。只

    要能“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言之有志”,那些复杂的对仗、平仄、格律等均可有可无。或者说,普及时“可无”也行,提高了再“可有”也无妨。鲁迅先生曾说过,押大致相同的韵即可。毛泽东主席是提倡写新体诗的,但谁也不可否认毛主席诗词的极高艺术成就和伟大的民族精神。

    毛主席是非常推崇民歌的。他在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就明确指出:“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这里所说的“民歌”也好,“新体诗歌”也好,其中不正包含着童谣、歌谣、儿童诗、顺口溜、打油诗等在内的老少皆能说、皆能写、皆能唱的雅俗共赏的“平民诗歌”吗?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写有大量的教育诗。既是童谣、民歌、儿童诗、顺口溜、打油诗,又是教育诗、哲理诗、大众诗、人民诗;既是古体诗,又是新体诗,可谓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古今中外新旧诗歌珠联璧合的典范,并独具时代和中国特色。诸如《自立歌》:“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三代》诗:“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手脑相长歌》:“人生两个宝,双手和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等都蕴含着生活教育的哲学和真理,且浅显易懂,深得儿童和老百姓的喜爱,被郭沫若先生尊称为“人民经”。

    这样的诗何愁难学!关键是我们去不去学。相信只要去学,一定会学得好、写得好。古人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现在的古诗之教学,从小学到大学,只教学生去读、去析、去赏,而不教去写,实在是浅尝辄止、得不偿失。不教学生写作古诗就会有失青少年儿童诗才之发掘、素质之培养、人格之健全、甚至有失“诗国”之神韵!

    学习写诗并不难,关键在于手不能懒。花草树木,喜怒哀乐皆有诗,关键在于用不用心去写。

    当代学术大师张岱年先生认为,哲学家有三种类型:一是散文型,二是诗歌型,三是戏剧型。有人认为,在西方古代哲学家当中,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分别属于散文型、诗歌型和戏剧型哲学家的代表;在我国古代哲学家当中,孔子、老子和墨子则分别是散文型、诗歌型和戏剧型哲学家的典型代表。他们均以自己的睿智,用不同的方式,方法为世界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就诗歌型哲学家来说,“他们思想活跃而深邃、跳跃而浪漫,以哲理为内容,以诗歌为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为人们留下了广阔的想像空间,让后人用猜想来构建各种不同的体系,并留下许多蕴涵丰富、意味深长的智慧格言。”

    哲学家中有诗人,数学家中也有诗人。数学家维尔斯脱拉有句名言说“不带点诗人味的数学家绝不是完美的数学家”。我相信,能说出这句名言的这位数学家,一定会是带有诗人味的完美数学家。此点虽暂无考据,但我国的数学家华罗庚既是数学家,又是诗人,苏步青既是数学家,又是诗人这是无疑的。华罗庚和苏步青都是带有诗人味的数学家。著名作家、学者王蒙先生十分推崇几年前一位福建的文学评论家说过的一句惊人之语,即“最高的诗是数学”。王蒙先生阐述说:“最高的数学和最高的诗一样,都充满了想像,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创造,充满了章法,充满了和谐,也充满了挑战。诗和数学又都充满灵感,充满激情,充满人类的精神力量。那些从诗中体验到数学的诗人是好诗人,那些从数学中体会到诗意的人是好数学家。所有的学问都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境界;是一种头脑,更是一种心胸;是一种本领,更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使命;是一种日积月累,更是一种人性的升华。”数学家尚且如此,数学老师岂能不如此效法!

    语文老师学习写诗更不难。在大量的古诗课文教学中,就可添上这样一个“学写”的环节。比如教学“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时,就可以提供“老师手中____,学生心上____”等的句式来启发学生思考想像,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即使是小学低年级的学生,也会写出类似的多种诗句。让他们在课堂上学写时,自己也能即兴来上一两句,或来上一两首。这岂不是课堂教学的锦上添花,妙不可言?我们做教师的何乐而不为呢?长期在课堂上这样练习,何愁学生见到花草树木、感触喜怒哀乐时吟不出诗歌来。

    教学生写作古诗,关键还要教师自己学会写古诗,提高自己的诗学底蕴和素养。怎么办?只有老老实实地同学生一起学。要教的诗文,教师得先把它背出来,学生背一首,学写一首,教师背三五首,再学写两三首诗。不用几年,心里就会踏实多了。在语文教师不断提高自身语文素养方面,就读书而言,不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国家比,就拿我国宝岛台湾来说,我们的距离就很大。台湾对国文教师语文素养的自我能力检查表中,有关国文科专门学识方面的能力,就包括了熟悉中国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至少背诵古文100篇,至少背诵新旧诗词200首,读中国古典小说5本、世界名著10本等。对比这个要求,我们中小学语文教师中能有几人达标?

    边读书,边实践,边写书;多读书,多实践,多写书。朱永新、魏书生、于永正、李镇西、窦桂梅等教坛大师和新秀的这一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学习写诗也一样。因为书读多了,会“惊醒那甜美的童年梦谣,含苞的童年骨朵,便会绽放少年的花朵,理解了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还要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结出沉甸甸的果实,走出如书中甚至超越书中的精彩人生”

    再则,学校应努力营造吟诗写诗的文化氛围。这对引导师生学习写作诗歌非常有益。北京宜武师范学校附属第一小学在这方面的探索已经初见成效,就可借鉴。自1993年,他们学校就启动了每周一节的《北京童谣》校本课程,并编写了教材。课堂上,老师教给学生很多优秀的、积极向上的、风趣幽默的健康童谣,并指导学生在吟唱中学习童谣的写法,鼓励他们自己创作充满儿童情趣、反映校园生活、富于时代气息、弘扬高尚情操的现代童谣。“楼道拥挤真不好,找个角落我站好”;“秩序井然模范当,安全休息保健康”等一行行诗句,一首首童谣均出自小学生之口。这些贴近小学生生活语言的童谣吟唱和创作,既培养了小学生的写诗能力,又培养了小学生的道德情操,收到了教育奇效。

    还有,社会的关注也很重要。不同类型的文论、诗作等都能适应不同的社会需要,可在相互交流中取长补短,相映成趣,从而满足人们多姿多彩的精神需要。但是,当前的诗学研究和诗词作品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相当的地位。比如说,有的教育诗很有可能被嗤之为“雕虫小技”,再多也很难抵得上一篇教学论

    文的分量,在评职称时被划为“另类”,或被打人“冷宫”,这分明是有失偏颇的。试问:如果只有5000言诗学成果的老子生活在今天,恐怕什么职称也评不上,甚至作为硕士学位论文也难以通过,更不用说博士论文了。

    “我的教育诗”是怎样写出来的?

    “我的教育诗”与《我的教育诗》集(即将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和以上这些古诗教学之“新论”,是从我的教育教学教研生活中、实践中“冒出来”的。怎么会“冒出来”?细想起来正如既是著名社会学家,又是诗人的费孝通先生回忆自己的诗路历程时所说的那样:“平日的所思所感在叙述的文字不足以表达复杂心绪,因触景生情和感事抒怀使‘笔下难尽胸中意,时,便自然地化作了诗的语言而宣涌出来。”

    我的“诗的语言”的“宣涌出来”之时,当首推于一次无意识形成的评课诗,即<评淮阴市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教学培训会观摩课)的评课诗。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那是1999年9月17日的上午,淮阴市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教法培训会的总结大会正在淮阴市淮师附小会堂举行。我作大会总结。(因我是淮阴市小语会常务理事之一,市小语会秘书长杨献荣同志安排我做会议最后半天的主持人兼作会议总结)

    因为各县(市)、区所上的一节研究课都很精彩,各县(市)、区的代表评课发言也很精彩,原来预计的时间被拖长了。我坐在大会主席台上岂能“叫停”。这样从第一个评课者开始,我已感觉到原计划安排我半个小时的总结已没有时间,如果硬着头皮照本宣读去总结,11点半钟以后,台下的老师们会认真地听我这些毫无新意的总结吗?万一会场“骚动”,一定会影响整个会议的良好效果。怎么办呢?

    情急之下,我头脑中突然“冒出来”:用“诗的语言”来写“评课诗”。于是,一边主持会议,一边听代表评课,一边自己写“评课诗”。代表们评课结束,我的评课诗也写出来了。紧接着我作大会总结,即席朗诵了我的“评课诗”,时近12点,会场上近千人,不仅没有一个人走动和随便讲话,反而随着我的一首首“评课诗”的朗诵,不时暴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这阵阵掌声产生了良好的轰动效应,使我的评课理念自此得到了升华,这以后我听课时除了及时地记录下心得感受,还将自己的心得感受写成“评课诗”。这就是我“评课诗”的由来。

    在此之前,我并未真正地学习过写诗,对古诗更无什么研究。只是“触景生情和感事抒怀,因‘笔下难尽胸中意,时,便自然地化作了诗的语言而宜涌出来”而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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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毛泽东诗词选》第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北京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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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周桂钿《三种类型的哲学家》,《人民日报》2004年6月15日。

    11.王蒙著《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第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月北京第1版。

    12.窦桂梅《读书,我心灵的呼吸》,《中国教育报》2004年6月3日。

    13.光明日报记者杜弋鹏《寻找德育新资源》,《人民日报》2004年7月13日第11版。

    14.吴志实《不是诗人的诗》,《人民日报》2004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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