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感觉派小说：我写我
时间：2021-02-27 07:53:4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新感觉派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该派别引进了新的都市价值文化观念，描写上海的街市之美，动态的流线型城市之美，夜都会之美，人工愉悦和机械对人的压榨，人的幻灭与反叛等，使得都市真正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当时给读者的感觉，恰如她的名字，是全新的。
那么为什么当时不是别的作家而是穆时英、刘呐鸥、施蜇存等人新创了新感觉派呢？这要从三位作家的成长经历说起。
刘呐鸥（1900～1939），原名刘灿波，笔名洛生，出生于日本占据下的台湾台南（也有人认为生于日本），从小在日本接受教育，1920年到日本的青山学院学习，1923年中学部毕业，继续读青山的高等学部（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文科），专攻英国文学。这六年，是刘呐鸥告别少年时代进入青年时代的重要阶段，对其思想、性格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刘呐鸥的日语、英语都很好，唯独汉语不好，能够直接阅读一些日文的新著作。对日本新感觉派的现代主义特征，他情有独钟：“文艺是时代的反映，好的作品总是要把时代的色彩描绘出来的。”（《色情文化》译者题记）1925至1926年在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学习，与戴望舒同级。1928年上海第一线书店出版了他翻译的日本新感觉派小说集，同年9月10日，他与施蜇存、戴望舒三人合出了一本小型32开文艺半月刊，名叫《无轨列车》，名字是刘呐鸥想出来的，意思是“刊物的方向内容没有一定的轨道”，专门刊载新感觉派小说。“在我国的现代文坛上，他是第一个把日本的新感觉派文学介绍给中国的人并且也是他第一个比较成功地创作了我国的新感觉派文学，这就是他对中国文坛的无可替代的贡献。” 1939年，刘呐鸥成为汪伪集团控制下的一份报纸的头目，不久即遭到不明暗杀，生命与创作同时终止。
尽管刘呐鸥的中国文化甚至语言都是后天习得，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子也很一般，而且尤其不熟悉“白话文”，但他直线地从日本引进了“新感觉”的现代主义的艺术技巧，用来表达他对上海现代都市的特殊敏感。他最早注意到了现代都市的过于注重实用性和功效性，及其对现代都市男女审美趣味、行为方式以及心灵内部的扭曲和奴役。比如她描写摩登女郎，认为“瘦身体才能值钱的。值钱的又是现代生活的紧要的素质哪！”（《风景》）当时的上海读者读到这些洋腔洋调的、别扭生硬的语句和出格的叙述内容时，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从语言上都感受到一种有别于其它流派的全新的文学样式。“待刘呐鸥一出，大马路气质的文学终于找到了它的代理人，海派真正的现代性得到体现。它更显都市性，更洋气，20世纪文学的‘世纪’气息更加浓烈。”刘呐鸥的小说大多收入《都市风景线》，水沫书店1930年4月初版。正像书名所预示的那样，他们都是描写上海这个大都市的景观的，整部集子纯粹描写上海的“现代化”。影戏院、赛马场、舞会、酒馆、霓虹灯、火车等这些新型玩意儿，将都市男女盲目的欲望和永无止息的冲动表现得淋漓尽致。人物也没有鲜明的性格特征和人格标志，没有故事、没有背景，所有的只是放纵的欲望和发泄后的虚幻、漂泊、失落、疲倦的感觉。只有在夜阑人静时分，人的心灵才会想到应该要追求片刻的平衡，给灵魂找一个栖息的港湾。
穆时英（1912～1940），笔名伐扬、匿名子等，浙江慈溪人。1912年出生，父亲是银行家，自幼随父到上海求学。读中学时爱好文学。毕业于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读大学时潜心研究外国新文学流派。据说他在上海光华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国文教授是钱基博，他每学期成绩都不及格。他的朋友施蛰存在文章《我们经营过的三个书店》（《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中回忆说，他的古典文学和文言知识水平有时低得还不如一个中学生。直到1932年，他的小说里还把先考写成先妣，原来考妣两字他还分不清。1929年开始小说创作。1930年在施蛰存主编的《新文艺》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咱们的世界》及《黑旋风》，后又经施蛰存推荐，《南北极》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引起文坛注视，自此成名。钱杏屯曾将他提名为“1931年间有重大成绩的新兴作家之一”。1932年在《现代》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小说《公墓》，为创刊首篇作品，成为现代派健将，以其年少多产而风格独特，被人称为“鬼才”作家。苏雪林认为，以前住在上海一带的大都市而能作出其生活之描写者，仅有茅盾一人，他的《子夜》写上海的一切算是带着现代都市味，“……及穆时英等出来，而都市文学才正式成立”。真正的十里洋场文学才出现了。1932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南北极》，反映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两极对立。1933年出版的第二本小说集《公墓》，转而描写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技巧上也显示出作者着意学习和运用日本新感觉派横光利一等人的现代派手法，还尝试过写作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小说。自此与刘呐鸥、施蛰存等形成中国文坛上的新感觉派。此后小说集《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等先后出版，这也正是新感觉派的代表性作品。后被国民党特工人员暗杀。
穆时英后来被人们誉为“新感觉派圣手”，他对当时大上海的都市生活有着天生的敏感和迷恋。他是个“摩登型boy，衣服穿得很时髦，懂得享受，烟卷、糖果、香水、举凡近代都市中的各种知识,他都具备”。咖啡馆、跳舞厅、电影院、高尔夫球场等这些现代都市生活必不可少的场所，是青年穆时英经常涉足的。施蛰存先生曾回忆当年他们几乎每天下午泡咖啡馆，而当时有份杂志就曾戏称穆时英“未结婚以前，差不多跳舞场是他的丈母家”。对西方现代文明影响下的都市摩登男女，穆时英更是十分熟悉。据记载，穆时英本身就是一个“熨头发，毕挺西装”的摩登青年，并经常出入舞场。传说他在一个叫“月宫”的舞厅里，苦苦追求一个上海滩当时的时髦舞女，并最终使其成为他的妻子。如果穆时英不是沉湎于现代都市的“现代生活”，有着切身的体验，恐怕他也写不出“十里洋场”的“飞机、电影、JAZZ(爵士乐)、摩天楼、色情、长型汽车的高速度大量生产”（《新文艺》第2卷第1号广告栏）这样的场面。
新感觉派认为的“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情绪”，在穆时英的小说中这种情绪体验显得变幻莫测。他有时以极度兴奋的情绪赤裸裸地欢呼现代化的生活与人生；有时却又有这样的感觉：“魔鬼虽然引导我们去看那满眼的繁华，却不能保证我们在繁华的当中能享受着快乐。所以在堕落的一点点的当儿，是会感得到痛苦的。这种苦痛每使我们感到是无边无际。”因而一种疯狂放纵后的空虚与感伤是穆时英小说文本内在的生命律动。它所传达的是现代人在承接了资本主义工商文化后衣食无忧的生存状态和情绪体验，并且这些体验是前卫的、超体验性的，他们已感受到文化压迫、精神压迫所造成的颓废、孤独的现代情绪。在穆时英之前，没有人认真描写过都市生活；在穆时英之后，也没有人这样描写都市生活，当时就有人指出“中国是有都市而没有描写都市的文学，或是描写了都市而没有采取了适合这种描写的手法”（杜衡），而穆时英正是这两方面的先行者和佼佼者。
施蛰存（1905～2003），原名施青萍，原籍浙江杭州。8岁时随家迁居江苏松江（现属上海市），1922年考进杭州之江大学，1923年入上海大学后，开始文学活动和创作。1926年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与同学戴望舒、刘呐鸥等创办《璎珞》旬刊。1927年回松江任中学教员，1928年后任上海第一线书店和水沫书店编辑，参加《无轨列车》、《新文艺》杂志的编辑工作。1932年起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成为专业文艺工作者。1935年应上海杂志公司之聘，与阿英合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1937年起在云南大学、厦门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光华大学执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58年以后致力于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另有译作若干。
1929年9月，施蛰存在《新文艺》月刊创刊号上发表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写成的历史心理小说 《鸠摩罗什》，被认为跻身新新感觉派之列。1936年结集出版的《小珍集》，被认为是重新“回到了正统的现实主义的成果”（施蛰存《关于“现代派”一席谈》）。他的现代心理小说，集中收入1932年出版的《梅雨之夕》和1933年出版的《将军底头》两个小说集。《石秀》和 《将军底头》是其中的代表作。以后的《善女人行品》收集的也是同期（1930～1933年）的作品，创作方法徘徊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隐伏着他后来回归现实主义的萌芽。
作为现代派作家，他们都和上海城渊源很深。施蜇存曾回忆说，有段时间，他们每天晚饭后就“到北四川路一带看电影，或跳舞。一般总是先看七点钟一场的电影，看过电影，再进舞场，玩到半夜才回来。”对刘呐鸥和穆时英来说，电影院和舞厅正如在他们的小说和真实人生中一样，是他们足迹常至之地。因此可以说，刘呐鸥和穆时英二人，在当时的一大批作家中，是相当特殊的，因为对他们而言，城市是他们唯一的生存世界，是创作想像的关键资源。三个人中，只有施蛰存算得上是个“老上海”，是上海现代派的核心成员。自1923年到上海，他先后在上海大学、大同大学、震旦大学求学。以后大部分时间也都居住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他在上海期间的生活方式完全是都市化、现代化的。穆时英由于父亲在他16岁时病死，家道中落，为了养家，他教过课，作过兼职教师，写小说，始终为生活而奔波，不到20岁即写出令人刮目相看的作品，少年得意，去舞厅是很经常的事，并因此娶一广东舞女为妻，一直到他身死，都在为生计奔波劳碌。刘呐鸥算是三人中家境最为殷实的一个，因家庭富裕，他出入于被视为“上等、体面”的社交圈子，往来于一些绅士淑女之间，然而同时也免不了到一些时髦的社交热闹场所如舞厅、酒吧、跑马场、夜总会这些声色犬马之地，也是俗世中人，摆脱不了对这种都市生活的依恋。市民的身份使他们对都市世俗生活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给都市文明所带来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给他们深刻的影响。
新感觉派作家的文化角色是“敏感的都市人”，这是施蛰存主编的《新文艺》月刊广告栏为刘呐鸥以及他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所作的角色认定。因此，作家们在作品中极力描写了现代都市里的繁华、富丽、妖魅、淫荡、沉湎、享乐、变化、复杂等“现代生活”。 他们最早在文学中放弃旧有的城市评价标准，在情感上认同城市，在生活中享受它的现代化。作品中大多数的人物是有闲阶级的消费者、阔少爷、大学生，以至流浪的知识份子，大多数人物活动的场所是咖啡店，电影院，公园等。穆时英在《公墓·自序》就曾经说过：“在我的小说里的社会中生活著的人，里边差不多全部是我亲眼目睹的事。”作家们生活在广大市民中间，本人又跻身市民之列，切实感受到了他们的娱乐需求。为了迎合这种需求，他们聚焦于“性”这个敏感话题，把它从社会角度引向了人性的角度，在作品中作为道具频频出现。因此，他们作为在“商业竞卖”充斥的上海滩的作家，选择与“人”紧密相关，又暗合着大众欣赏趣味的“性”来表现都市人，似乎是再合适不过的事了。
新感觉派作家追求艺术在社会接受中的价值，追求在都会读者群中作品功能潜力的实现，因此作品新颖、活跃，像是对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学意识形式的一次挑战。在当时的文坛，确实引起不小的轰动。但随着三十年代末期穆时英和刘呐鸥两位干将的先后被暗杀，再加上施蛰存的创作转向，该派小说的创作也走向了下坡路，直至在文坛渐趋消失。
（韩志湘，山东潍坊学院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