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与有声的抗争：《都柏林人》中女性形象解读
时间：2021-02-27 07:58:2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在《都柏林人》这部以男性主人公的发展过程为主线的短篇小说集中，被赋予“他者”身份的女性地位不容忽视，她们正掀起一场反抗父权的斗争。
关键词：抗争形式；女性形象；解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7）07-0137-03
一、引言
詹姆斯·乔伊斯被公认为世界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虽然他青年时期即去国远行，之后很少返回故土，却一直心系祖国，创作主题始终围绕爱尔兰、尤其是都柏林展开。他创作的具有强烈自传色彩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出父权制主导下都柏林市井百姓的生活境遇和心理状态，塑造了形形色色、真实鲜活的人物形象。尽管这一由15个故事组成的小说集主要以男性主人公从青春期到成年的发展过程为主线，女性的地位也不容忽视，甚至在《伊芙琳》《泥土》《寄宿舍》和《母亲》等故事中充当了主角。而长期以来，乔伊斯被不少评论家指责为歧视女性的作家，认为他用男性的视角来描写女性，因而其笔下的女性形象是“男性心理的女性投影”；女性主义小说家玛里琳，弗兰奇认为《都柏林人》中的女性是“为男人生活的，她们无声地存在于男人的左右”。
事实上，乔伊斯对父权社会中女性的凄惨境遇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和同情，早在给妻子劳拉的信中，乔伊斯就对迫害女性的父权制度表示出无比痛恨。在整个小说集中，乔伊斯向人们展示出女性真实压抑的生活和对自由平等的无限渴望，细细品读便会发现女人们正直接或间接地进行着不同形式的抗争，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阶段性胜利。她们的抗争形式整体可分为两类：无声的抗争和有声的抗争，无声的抗争主要以沉默和死亡的形式呈现，而有声的抗争则以笑声、歌声、斥责、唇枪舌战等形式呈现。本文将从女权主义的视角，对小说集中女性的抗争形式进行深入剖析，进而探寻乔伊斯对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诠释、对两性关系的关注以及对社会困境的思考。
二、无声的抗争
沉默是英国殖民主义和天主教在爱尔兰人民身上留下的烙印，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存在的一种形式，是父权社会对女性全面压制和奴役的体现，也是她们自我保护的一种有效手段和积极抗争的一道屏障。女性的沉默并非五条件的顺从和忍让，在沉默的背后，她们的内心世界跌宕起伏，自我意识不断觉醒，为后续的抗争积聚力量，一旦时机成熟，便爆发出惊人的声音，常令处于主导地位的男人们慌乱不堪，这种无声的抗争往往达到胜有声的效果。《死者》中的格雷塔都是在沉默中爆发的典型代表。
《死者》中的格雷塔在多年的夫妻生活中，对丈夫加布里埃尔百依百顺、从未挑战过丈夫的权威，这种低调的沉默和顺从成就了加布里埃尔强大的男性自尊，认定格雷塔就是在物质和精神上都依附于他的私人所有物。殊不知在表面的沉默背后隐藏了一个许多年前的惊人秘密——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而她的内心和情感一直被初恋情人占据着，眼前这位风度翩翩、体贴入微、才华横溢的丈夫完全只是一个由法律和道德维系着的生活伙伴，并非精神伴侣，于是格雷塔长久的沉默所蕴含的反讽力量在她吐露心声的那一刻将加布里埃尔的自尊与自信彻底击垮，“他看清了，自己是一个滑稽可笑的人物，替姨妈们做不值钱的跑腿伙计，紧张兮兮的，好心肠，多愁善感，对着群俗人滔滔不绝，把自己小丑般的欲望理想化，在镜中他瞥到了一个可怜的蠢货，那就是他。”
死亡是《都柏林人》中女性所采用的无声抗争的极端形式，《伊芙琳》中伊芙琳的母亲正是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向父权社会发出了强力冲击，深深刺痛着男人们麻木不仁、冷酷无情的灵魂。
伊芙琳的母亲是一个传统女性的典型代表，她将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了家庭，最后发疯而死。女性主义研究认为，女性的发疯是精神被贬抑到极点的极端爆发形式，从故事的表层描述来看，伊芙琳的母亲未曾有过任何反抗的意识和行动，完全适应了“他者”的身份并竭尽全力履行这一身份赋予她的种種义务，然而即便如此，她终究没能逃脱“父权制牺牲品”的悲惨命运。换个角度来看将不难发现，她的死亡恰如一面明镜，揭露出父权制的本质是何等卑劣与残忍，让更多的女性不再对男人抱有幻想，把她们从逆来顺受中惊醒、滋生出抗争的意识并付诸于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伊芙琳母亲就是一位无声的抗争者，她用自己的死亡给予罪恶虚伪的父权制以猛烈一击，这种无声胜有声的抗争效果在女儿伊芙琳身上得到了直接的印证，母亲的死亡直接促成了伊芙琳逃离当前生活空间的渴望。在目睹了母亲的遭遇后，伊芙琳萌生了出走的念头，虽然在出走和留守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最终选择留守，继续母亲一样的生活，但内心已经发生变化，自我意识已经觉醒，并用和认识不久的男人出走的行为对父亲的残暴进行无声的反抗，经过此事之后，父亲将会有所收敛，在失去忠诚的妻子之后，他绝不能再失去女儿这个家庭的顶梁柱，他制止水手和伊芙琳交往的行为也足以表明其对女儿的依赖与不舍。
三、有声的抗争
相对于无声的抗争而言，有声抗争的形式更加丰富多样，整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间接的绵里藏针的反抗，如《泥土》中的玛丽亚笑声、《死者》中朱莉娅姨妈的歌声，这类抗争看似微不足道，实则富含杀伤力；另一类是直接的争锋相对的反抗，如《一小片云》中妻子安妮对丈夫钱德勒的斥责、《母亲》中卡尼太太和男人们展开的唇枪舌战，《都柏林人》中女人们的各种反抗声交织在一起，多角度、全方位的对男人们进行挑衅和抨击，演绎出一曲维护自身权益、争取独立自主的交响乐。
《泥土》中的玛丽亚是一个心地善良、与世无争、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每个人都是那么喜欢玛丽亚，曾经受到她照料的乔尤其对她赞赏有加，他常说“妈妈是妈妈，可是玛丽亚却是我名副其实的母亲”。然而她的美德和善举并没有帮她赢得普通人最起码的正常生活，她一直处于孤寂的单身状态，这正是西方社会不合理的道德观和审美观双重打压的结果，她美好的心灵被容貌上的缺点淡化，无法得到男人的青睐。面对命运的不公，玛丽亚没有选择自暴自弃，而是用笑声驱散阴霾，呈现出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在万圣节前夕，当利齐·弗莱明说玛丽亚一准会吃到戒指时，她哈哈笑着说自己既不要戒指也不要男人，虽然笑声中透露出一丝失望，但更多的是一种自我鼓励，向人们传递着她内心深处的声音：女人不能因男人而存在，缺少男人的爱情并不会削弱自己对生活的热爱。
《死者》中加布里埃尔的两位姨妈朱莉娅和凯特也是传统认知文化中的老处女形象，她们没有男人的陪伴，但都拥有音乐这一忠诚而高雅的人生伴侣，音乐成为她们展示自我、愉悦身心的途径，音乐让她们充满活力，青春永驻。同时，她们每年都要如期举行舞会，将音乐带来的快乐传递给亲朋好友，传承着热情有礼的爱尔兰式的好客之道，并被加布里埃尔尊称为都柏林音乐世界里的“美惠女神”。朱莉娅是唱诗班里的第一女高音，当晚的舞会上她为客人们演唱了一首老歌，得到了一致的赞美，“她唱得字正腔圆，铿锵有力，气势很足，不断向点缀着这首小曲的那些快奏部分冲击，她虽然唱得很快，可是却连最细小的装饰音都不曾漏掉。”可见朱莉娅深厚的功底和严谨的态度，然而虽然她嗓音出众，几十年如一日在唱诗班里兢兢业业，最终还是难逃被唱诗班遣散的命运，姐姐凯特对此气愤难平，“我认为教皇一点都不荣耀，他把在唱诗班里被奴役了一辈子的女人们赶出来，却把那些傲慢的年轻小毛头摆到她们的头上去了。
《一小片云》中，安妮是一位非常强势的妻子，完全不把丈夫放在眼里，常把他当成孩子似的进行指责和训斥，这在小说结尾部分的对话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门砰然打开，一个年轻女人气喘吁吁地跑进来。“怎么啦？怎么啦？”她喊道。听到母亲的声音，孩子突然爆发出一阵剧烈的抽噎。“没什么，安妮。……没什么……他哭起来了……”她把包裹往地板上一抛，一把从他怀里抢过孩子。“你对他干了些什么呀？”她叫喊道，怒视着他的脸。安妮像对待仇人一样对待朝夕相处的丈夫，看似过于霸道，实则源于对丈夫懦弱无能的怨恨和鄙视。乔伊斯在塑造钱德勒夫妇时，将社会性别与生物性别剥离开来，冲破了生物性别对人物性格的桎梏，颠覆了传统的性别诠释，即“男性一般被认为是主动的、占支配地位的、具有冒险精神的、理性的、有创造力的；而女性却与这些特质相反，是被动的、顺从的、唯唯诺诺的、感性的、墨守成规的。”故事开头，作者就将钱德勒女性人格特征描述得淋漓尽致，“他的双手白皙小巧，他的身子骨很娇弱，他的嗓音轻柔，他的举止文雅。”而在其女性化外表下隐藏的也是一颗敏感忧郁、胆怯自卑的心，全然没有男子汉气魄。他热爱创作，却连在妻子面前大声诵读诗歌的勇气都没有；他盲目崇拜老朋友加拉赫，却不敢正视对方在放荡不羁的生活中所滋生出的种种堕落；他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却不去用心经营，而把婚姻看作是终身的囚笼。安妮用斥责声发泄心中怨恨的同时，更是在唤醒丈夫身上本应具有的男性气概，让他鼓起直面生活的勇气和追求梦想的信心！
《母亲》中的卡尼夫人是一位颇具才华、精明能干的中产阶级妇女，在霍洛汉先生的提议下，她答应让女儿担任四场音乐会的演奏者并尽心帮助这位新手完成策划工作，“霍洛汉先生每天都来拜会她，向她请教某些方面的高见……她样样想得都周到，多亏有她，该做的一切都做了。”当卡尼夫人因得知第三场音乐会临时取消而去询问女儿应得的报酬时，霍洛汉先生和菲茨帕特里克先生却接连推脱，她克制住心中的怒火，等待着所谓委员会的回答。然而，最后一场演奏会开始前她再次吃了闭门羹，此时的卡尼夫人忍无可忍，她扯去社会强加给她的“贤良夫人”的面纱，公然与这帮骗子们展开唇枪舌战，“她就不出演。她一定要拿到那八个畿尼。”卡尼太太用坚决的态度和犀利的言辞来表明女人并非男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女仆，她不惜冒着得罪演出人员和观众的风险、更不惜冒着断送女儿前程的风险来和对方抗争，为女儿赢得了接近一半的报酬，取得了意义重大的阶段性胜利。从争辩本身而言她是一个胜利者，最终没能继续让女儿演完并拿到全部报酬是因为她作为女人的身份劣势，男人们认为她的威胁不会对其产生本质影响，而事实上卡尼夫人的行为已经触及到他们的内心，在最后离开时她还说“我跟你没完”，正是女人与男人斗争到底的宣言，奏响了反抗父权压迫、争取女性权益的最强音。
四、结语
《都柏林人》中的女性在父权社会所规定的有限角色中，努力通过多种方式发出自己内心的声音，这些无声和有声的抗争直指处于中心地位的男人们的种种堕落——虚伪、懦弱、自命不凡……反映出女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摆脱男人操控的渴望，她们的抗争如同四处飞来的子弹，击中父权制的堡垒，唤醒身心瘫痪的男人们。
[参考文献]
[1]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M]，徐晓雯，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2]张卫华，徘徊在留守与出走之间——论乔伊斯小说《伊芙林》的女性空间意识[J]中州大学学报，2008（06）
[3]陳紫薇，驱散菲勒斯中心主义的阴霾——《死者》中的女性形象探索[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01）
[4]胡梦蝶，论《死者》的重生主题——从雪景的象征意义谈起[J]，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04）
[5]夏娇，《都柏林人》中的女性意识[J]，鄂州大学学报，2015（11）
[责任编辑：王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