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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真亦幻的神秘风情

    时间:2021-02-27 07:59:1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在俄罗斯文学中,民间故事母题拥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它比书面语源起更早,深深地扎根于斯拉夫民族的民间文学和神话体系中。作为民间叙事文学作品内容的最小元素,母题既可以是一个物体(如魔笛),也可以是一种观念(如禁忌),既可以是一种行为(如偷窥),也可以是一个角色(如巨人、魔鬼),它或是一种奇异的动、植物(如会飞的马、会说话的树),或是一种人物类型(如傻瓜、骗子),或是一种结构特点(如三叠式),或是一个情节单位(如难题、求婚)。这些元素充满着某种非同寻常的力量,使它们能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不断延续。虽然在数量上它们是有限的,但是却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组合,变换出无数各具特色的民间文学作品。果戈理在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米尔戈罗德》中把乌克兰民间故事母题大量移植于自己的作品当中,使得小说在纵深上继承了悠久的基辅罗斯文化传统,在横向上与全欧如火如荼的民族意识觉醒大潮产生共鸣。果戈理作品中神秘的情节来自神话和民间传说,又与民间传说中原型有所区别,它们与现实的日常生活相互作用,展示亦真亦幻的小俄罗斯风情。

    果戈理的创作并不是《格林童话》般对民间故事的整理,他借民间文学母题中沉淀的民族历史环境文化来展示当代乌克兰的风貌特征,但这种历史积淀有时对现代人来说会难以辨别。维谢洛夫斯基认为,民间传说通过特殊的方式来反映社会、信仰等各个方面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一些民间传说中的内容、主题和形象是不为现代人所理解的,产生这种“不理解”的原因很多,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的世界观、处世态度和语言世界文化图景的迅速变化。民间传说并不是准确无误地记录历史和社会文化的现实,因此其中的一些话语、场景或主题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发生变化,这就造成了读者在认识上的困难。为了将民族历史中长期积淀、不断变异的母题与19世纪乌克兰乡村的现实生活融为一体,果戈理利用大量的民俗文化因素、营造狂欢节的气息,配合乌克兰民间传说中固有的母题,实现民间故事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目的。

    “狂欢化”这一文化美学及诗学命题是巴赫金提出来的,是指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式、形式在文学体裁中的转化与渗透。通过对果戈理的研究,巴赫金深化了他对狂欢化问题的思考。这些在他的《拉伯雷与果戈理——论语言艺术与民间的笑文化》《讽刺》《果戈理之笑的历史传统和民间渊源问题》等作品中有所显示。巴赫金指出大量民俗文化元素构成了果戈理作品的狂欢化特征。乌克兰民间节庆生活和集市生活构成了这部小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小说各章节的标题融入了“圣诞节”、“圣约翰节”、“复活节”等大量的民间节日文化,同时,《五月之夜》《索罗庆集市》都以集市生活作为主旋律。在小说中,各种与节日相关的迷信、自由欢快的气氛使得生活脱离了常轨,带来狂欢节的气氛。作家在小说中坚持正义必胜的观点,邪不胜正带来民间正义主题的确立。此外,小说中描写的吃喝的酒席、甜蜜的爱情与婚礼都带有狂欢节的色彩。通过对乌克兰民间民俗文化的发掘,果戈理建立了一个蕴含丰富的民间文化宝库,使得自己小说的狂欢化问题从一开始就奠基于本土化的民间文化语境之中。

    尤里·曼恩针对果戈理作品中的民间传说习俗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他指出,在果戈理早期浪漫主义的作品中读者往往会体会到种种规范在被破坏,“从社会规范、道德规范,直至伦理规范。这是角色的设置,但是同时又伴随着选择的时间点设置(五月的游行或者是圣诞节前夜),在这一时间点人们之间传统的关联停止了,新关系的世界产生了,这个世界中没有社会和道德(我们暂时只提到这两种)规范”,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作品中所有传统规范的破坏是狂欢化的体现,而在这种破坏中也表现着民间传统习俗。

    狂欢化的时空被巴赫金确定为“快乐的地点”和“快乐的时间”,也就是说地点和时间的非比寻常是表现狂欢化的基本条件。在果戈理早期的作品中为了破坏传统的规范,这一条件总是被创造出来。“快乐的地点”如许多人聚集在一起狂欢的集市,或者是普通铁匠觉得非同一般的彼得堡。“快乐的时间”可以是圣诞节前夜,也可以是《维》中的假期,任何一个日历上的节日,或者是家庭的节日。

    《狄康卡近乡夜话》和《维》中所表现出的民间文化习俗以现实存在的礼仪、风俗和信仰为基础,同时这些风俗又是建构于狂欢化的反映之上的,这种反映在非同寻常的时空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允许主人公破坏所有传统的道德规范,甚至逃离到可能的界限之外,来到另一个神奇的世界与鬼神沟通。果戈理向我们展示的艺术世界是丰富多样且矛盾的,在这个世界中有许多不同寻常的奇妙之物,这些奇妙之物并不影响所有这一切与作品中的社会生活细节的相互配合,而这些奇妙之物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民间文学的素材。

    民间传说和文学紧密相连,相互影响。正如民间传说能够影响文学一样,文学对民间传说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例如《船夫曲》等艺术作品,它们由作家创作出来,并被认为是具有民族性的民间传说而广泛流传。但是,如上文中所述,在民间传说素材向文学作品过渡时同时伴随着变形,这种变形增添了各种形式的评价和论断,从而使民间艺术带有作者本人的特点。普罗普指出:“重新认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为变形可能已经达到了不为人所熟悉的程度,如果想要呈现其最初的形式,只有在掌握了相当一部分不同民族、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料之后才能进行。”他认为,在研究和具体解释文学中的民间创作元素时,准确地利用民族学资料也是十分重要的:“民族学的资料很重要,但不仅是为了狭义上的词汇起源而研究,同时也为其发展而研究,因为物质和社会生活方式不仅决定着体裁、内容和主题的起源,同时也决定着它们的发展和改变。”风俗习惯、传统歌舞,甚至狂欢化的服饰毫无疑问都属于民族学的范畴。果戈理在对于大量民间传说母题的运用中,也赋予了这些元素以新的生机和活力。狂欢化的情境、民俗元素的集中体现、民间故事母题的重复共同烘托出乌克兰人民富于想象力的民族特征、邪不胜正的正义精神、欢歌笑语的愉悦生活,所有这些将成为新的历史积淀,凝结在各个母题之中,给后人对民间故事的认识增加新的层次。当然,所有这一切,首先是建立在果戈理敏锐的文学触感和对大量母题和民俗文化的搜集整理基础上的。

    1812年卫国战争结束之后,民族意识高涨,作家们对民族历史的兴趣急剧增长,这种兴趣也同样蔓延到了民间文学:俄罗斯民族诗歌、谚语、俗语等民间作品开始出版,民间文学开始进入人们视野中。作家的创作开始广泛使用民族主题、情节、形象和风格。对国家历史和其丰富的文化遗产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民族意识的复兴。洛特曼认为,在这个时期俄罗斯文学心灵的探索是对“个性和民族性的追求”。应当指出的是,个性与民族性分离的问题是当时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在艺术作品中两个人类起源矛盾的思想被突出出来:个人意愿和他的自然属性。从这一刻起人完全地与世界对立,而寻找重建心灵和谐的手段则成为文学探索的主要目标。

    与此同时,人们的研究兴趣也渗透到对“小俄罗斯”的研究中。例如,马克西莫维奇的《“小俄罗斯”诗歌集》(1827)和《乌克兰民族诗歌》(1834)等等。对民族文化,特别是对“小俄罗斯”文化的广泛兴趣对果戈理的创作影响颇深。 纳杰日金在评价《狄康卡近乡夜话》时指出:“有谁不知道(至少是听说过)在我们乌克兰的风貌中有无数新奇的、引人入胜的和富有诗意的东西呢?人们好像达成了一种秘密的默契,一致承认她是斯拉夫的阿芙佐尼亚并在她身上预感到可以使灵感获得丰收。”纳杰日金所说的阿芙佐尼亚应该是指古希腊爱和美的女神阿芙洛狄忒,可见他对乌克兰的向往。因而,我们可以说也许正是对“小俄罗斯”的这种热爱和其本身的风格多彩让果戈理这位文学巨匠选取了“小俄罗斯”的民间文学作为自己第一部文集的基本材料。

    除此之外,母亲和朋友在果戈理的创作道路上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创作《狄康卡近乡夜话》时,果戈理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暗示自己在进行大规模的创作,并在定居彼得堡之后要求亲人“定期向他寄一些关于‘我们小俄罗斯人’风俗习惯的材料、乌克兰民族创作的典范——歌曲、童话,甚至各种各样的古老物件如帽子、裙子和衣服”。“同时也附上几句关于圣诞歌曲、圣约翰节、人鱼公主的只言片语”,他写道,“此外,如果有其他的任何神灵或者家神,那么尽量仔细地描述他们的名称和行为;在普通民众中传播的大量的迷信、传说和趣闻等等。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弥足珍贵的。”不仅如此,通过对作家信件的研究,学者们发现这些资料并不来源于同一个地址,也就是说在作家收集资料和整理阶段,除了母亲,还有其他朋友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素材。所有这些资料作为独特生活经历的补充被果戈理运用到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中。

    果戈理是“小俄罗斯”土生土长的居民,作家从小扎根于“小俄罗斯”日常生活的氛围中,童年的回忆理所当然地成为创作的源泉。但果戈理并不是单纯地叙述故事,而是将自己的情感与故事交织融合。在早期的作品《狄康卡近乡夜话》和《维》中作家描写了大量恐怖故事,文字中无不彰显着真实的恐惧与战栗。因而我们在作品中感知到的不仅仅是这些故事本身,同时也有作家还是孩童时对故事真实性的相信,以及由此产生的恐惧感。与此同时,作为“小俄罗斯”的一员,果戈理常常在重游故土时,对传统民俗文化进行采集,根据同辈人的回忆,他最感兴趣的是“小俄罗斯”的诗歌,而这些诗歌材料也正是民族智慧的重心。

    “小俄罗斯”民间传说获悉的另一源头可能是果戈理的科学调查。作家对历史和民族学的研究始于19世纪30年代,也就正是创作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和《维》的那个时期。在与友人的信件中,果戈理不止一次地提及自己对历史和民族学的兴趣,并找到了相当丰富的资料,但遗憾的是,作家并没有记录这些资料的精确名称。我们能够得到的可靠的信息只有如下几点:在创作小说集《米尔戈罗德》时作家借鉴了波普兰的《乌克兰描述》格拉皮亚诺克的编年史手稿;在与斯列兹涅夫斯基的通信中,果戈理提到了沙丰斯基、里戈尔曼、巴登什-卡曼斯基等民俗学、历史学家的名字。因而我们可以说,果戈理对乌克兰民族历史资料的研究并不是系统的、精确的,对历史事件的细节描写也并非完全的真实可靠。但这也恰恰是其作品如此迷人的原因之一。在那些作家不熟悉的事件中,作家融入自己的想象,凭借大师级的语言功底创造出恢弘瑰丽的艺术世界,打动了不同年龄层的读者,触动了所有人内心的那根隐秘的琴弦。

    总的来说,果戈理通过多种渠道获悉了大量的民间文学素材,并在自己的早期作品中重塑了这些素材的独特诗意。作家热爱民族文化的魅力,却与祖国失去联系,在痛苦的同时,尽力地勾画出那条连接个人和民族的线。对民间风俗、民间作品的研究使人们更深地了解自身发展的历程,更好地知晓前人的智慧,从而才能更容易获得其与民族、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果戈理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07cww00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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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袁晚禾,陈殿兴.果戈理评论集[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

    王玉珠(1986— ),女,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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