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名家刘北汜
时间：2021-03-02 07:51:1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曾有幸结识了著名的散文作家刘北汜先生并且随之有了将近一年的交往。当时，刘北汜老师在北京《大公报》供职，是该报文艺版《群众文艺》的负责人，每周四占一版的篇幅。那时，也正是我们后来称为“三年困难时期”的时段。我是从工厂下放回乡的。我上学学的是机械，受处分以后是开机床的镟铁匠。可是当了农民之后，在我们东霍山村连铁也见不到，我认为我是无用武之地，乡亲们则是认为我是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的废物。
人家怎样看你，这无关紧要，问题是没手艺挣钱，我的衣食从何处去筹划?
我决定写小说挣稿费来解决我的生活问题。我明知我的“老右”问题还未解决，公开发表作品是不当的。但饿肚皮比坐牢房好受不了多少。我决定写出小说来用别人的名字和通讯地址去投寄。在我们村，我有这样的铁哥们儿。我生活在这个小山村每天都有故事发生，选材也不会有问题。我坚信，只要敢于按照生活的原样来写，不会不生动。
恰在此时，有个朋友们拿着一沓《大公报》来到我家，他建议我的小说写成后寄给北京《大公报》，他认为这家报纸从各方面都符合我的安全原则，接着他说了他的理由：《大公报》不是哪一级党委的机关报。
于是，我就把我刚刚完稿的小说寄给了北京《大公报》。谁知，稿子寄出不到半个月，我那位在塘湖镇税务所工作的朋友就一蹦一跳地跑到我家来了：原来我那篇小说登出来了!标题用头号大字赫然登在《群众文艺》的显要位置，题目是：《方彩云》、作者署名：湜冰，这是我给自己起的笔名。
我这才注意到，《大公报》编排得很美、很大方，一整版上没有发现一个错别字。当时正是作家孙犁大声惊呼报刊上错别字多得惊人的时候，而这家报纸版面上竟如此干净，这篇报纸处处都显示着编辑们认真、严格、从容有序，这样的编辑是不会因稿件供应不上而捉襟见肘的，我的稿子这么快就发表出来，只能用这位编辑老师对我的作品格外欣赏和处事麻利果断来解释。我真想到北京去，结识结识这位老师。
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就违反了我当时为文首先要注意安全的原则，决不能和编辑近距离打交道。
这样，我就又写了一篇小说，题名《河滩上》，又寄给了《大公报》。
还是半个来月的光景，又见报了，这使我想结识这位编辑的欲望越发强烈起来，我为此白天无心劳动，夜里躺在土炕上没完没了地“烙饼”。我妻子看我连饭也吃不下，就说：要不，你到北京去一趟吧，跟亲友们商量商量，看去得去不得；要是他们也不反对，你就买几本好书回来。你不是早就想买林斤澜的小说集吗?
就这样，终于有一天，揣着刚买到手的林斤澜小说集《山里红》，我坐在了《大公报》的会客室里。
那天，编辑们开例会，这是收发室老头告诉我的，要我多等会。在会客室我脑子当然闲不住，我一直在猜想我要会见这位编辑的模样，不知怎的，我认定，他是个男的，年龄在四十出头、身材一定很魁梧，高，且微胖，至于说话，声音一定很洪亮、干脆、果断，风度肯定不俗……我发现我在把美男子的特征一个劲儿往他身上贴。
“对不起，劳你久等了，”没看见人进来，洪亮的声音已经到了我身边；还没来得及看清他的模样，我的右手已被他握住了。这时我脑海里弄清了一个问题，他果然是个男的。
“我姓刘，叫刘北汜，汜水的汜。你去过河南吗?”
原来我遇到的是著名的散文作家刘北汜!我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刊物上读过不少他的作品……
回到家里，我没有立刻写东西，因为我见到刘北汜的兴奋还没平静下来，还因为我刚刚读完了林斤澜小说集《山里红》，林斤澜小说的怪味还在我脑海里搅动。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他的怪味学到手，使我的创作更上一层楼。
终于，到了可以创作的时候，按照刘北汜老师的指点，我动手写了小说《外乡人》。
小说寄出去半个月，在星期五(因为报纸到我们山区小县最早也得第二天)那天，我徒步跑了十三四里地，到塘湖税务所去找《大公报》，我要看看《外乡人》印出来的样子。
《大公报》是找到了，但是上面没登着《外乡人》。
又等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外乡人》。
我沉不住气了，决定到北京去一趟，看看出了什么问题——不就骑八九个小时自行车嘛!
这次刘北汜出来得很快，几乎和我前后脚进的会客室。他拿着一沓稿子，我一眼就认出那是我的《外乡人》手稿。原来还没发排呢。而我却一趟趟跑塘湖找周四的《大公报》!
“你这篇小说不如你的前两篇，”坐下没扯一句闲话，他就很严肃地说，“尤其是语言，半生不熟，你好像在竭力模仿什么人，却又还未能把你的学习对象消化开……”
我说我喜欢林斤澜的作品，我可能还未学好。
“上次你来，我就注意到你带着林斤澜的一本小说集，本想和你谈谈的，可后来被别的事岔开了，就没谈成。这次我压着《外乡人》不发，就是为了让你沉不住气了往北京跑一趟，以便我们认真地谈谈你的创作。你的语言功夫很不错嘛，朴实、生活化，而句子的结构又从西方的文学作品吸取了不少营养。它使我想到了王汶石作品的语言，达到这个水平多么不容易!你怎么轻易地就要把它抛弃……”
“我也喜欢林斤澜的作品，喜欢他的怪味。但我决不模仿他，因为我知道我模仿不成。他怪得聪明、怪得俏皮、怪得充满才气，可是我知道我永远也学不成他。一个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是由他的气质、性格、历史等等多方面有机地关联的，就侯宝林学马三立学不像、马三立学侯宝林也学不像一样，林斤澜只能由林斤澜自己去完成……”
修改完《外乡人》，我又写了一篇，题目：《阅览室里》，一并寄给了《大公报》。很快，两篇小说相继登出。这说明，刘老师对我纠正错误的成果，已经认可了。
多险呵!我的创作差一点儿就要走个大弯路!
临近新年，我又到北京去了一次。临别时，他忽然想起什么，说：“你能不能在北京多住几天，给我们赶写一篇稿子?”
我问他要什么题材的。他说什么题材都行，主要是要表现出主人公一年来的业绩和成就。12月30日是星期四，我总得发点带新年喜气的稿子呵!
我来北京，都是住在姐姐家的。姐姐在南口暖瓶厂当检验工，现在年底，晚上也不回来，有我住的地方，我就答应了：“试试吧。”
我在姐姐的小屋里憋了两天，还真憋出了一篇小说，起个题目就叫《重要的一岁》。
写完之后，我就把手稿给刘老师送去，他立刻就看了，说：“你的故事是除夕晚上发生的，可30号还不到除夕呢……”
真是大意失荆州，我怎么把这事忽略了?
他说：“这篇《重要的一岁》我留下了，以后再发，你能不能再给赶一篇适合30号用的?”
我说：“试试吧，不过可别抱太大的希望。”
我在姐姐家的小屋里小想了两天，竟然又憋出一篇小说，定了个题目，就叫《恭贺新禧》。
这样，1961年12月30号的《大公报》就登出了湜冰的小说《恭贺新禧》；1962年1月13日《大公报》上又登出了湜冰的小说《重要的一岁》。
这两篇小说是硬憋出来的，决不能算作是作者充满激情“怀孕”(托尔斯泰语)状态下写成的。因此，当我听说，这两篇小说竟然引起了文学大师叶圣陶老人的关注时，我简直不敢相信。
然而，白纸黑字就是这么写着的，而且是刘北汜老师亲手写的，他的字迹我认识，再说他也不能跟我开这玩笑。1962年3月17日的《大公报》特大字标题《湜冰的三篇小说》端端正正地印在报纸的显要位置，连同12月9日发在《大公报》上的那篇《阅览室里》一并作了详尽的论述，洋洋洒洒四千多字!我拿着报纸，惊呆了，不知说什么才好。如此德高望重的文学泰斗，出于对晚辈的爱，写出如此难得的文章，我却连自己的身份也不能告诉他，连封感谢信也不能给他写，这于情于理怎么说得过去!
我只有写出更好更多的作品，来报答这位文学前辈了。
然而，在当时的中国，这点愿望也是难以实现的。就在我回到家、埋头写作的时候，忽然有一天，我的朋友气喘吁吁地来到我家，他说，县委宣传部的那个叫张什么涛的家伙，前天忽然把他调到县城去，要他说说我近来的表现，看来，县里对我已经注意上了，千万别再给报刊投稿了。于是我只好敛声辍笔。
转眼到了1984年，我从中国作家协会发给会员的通讯录上看到了刘北汜的名字，不禁倏然一喜，终于打听到刘老师的音讯了!我带着我写的几本长篇小说，趁着去北京办事的机会，到永安路他家住的那幢居民楼前转过好几次，但手一触到那几本书又失去了勇气。这几本书从内容到装帧，我都不满意，想到刘老师曾对我抱有那么大的希望，我怎么忍心就这样去见他?
1988年的一天，我到北京终于找到了他供职的那家出版社。
当时，他正在办公室看什么，我一下子激动起来，算来他也是古稀老人了。他的模样竟没有多大变化!我一步跨到他的写字台前，大声说：“刘老师，还认识我吗?”
他猛地抬起头，打量着我，茫然地摸摸脑袋。
我掏出中国作协会员证，指着笔名栏上填写的“湜冰”两字给他看，等待他的反应。
他不由得一声大叫：“湜冰!哎呀呀，你跑到哪儿去了?你怎么也不言声就没影了?”
于是我把这一无可奈何的逃匿讲给他听。
他听着，不时嗯啊地哼两声，但并不显得惊讶。待我讲完，他说：“这些我当时就想到了。试想，在你们那个小山村里具有你这样水平的人凤毛麟角，你们支书大队长可能是浑浑噩噩的，不晓得你的价值，但是县委宣传部、县委书记是应该懂得的。怎么连个文化馆员、民办教师也没让你当?这在当时不能不令人想到你的政治身份，但是，我不能问。在同你的谈话中连边也不能沾，一沾你就逃遁了。我还希望你给我写一些稿子呢。”
他爽朗地笑起来。
我却未能笑得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