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树后的房子》的存在主义解读
时间：2021-03-02 07:58:2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樱花树后的房子》是哈金的短篇小说之一。它描述移民万仁移民美国后遭受被环境、自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异化的痛苦，陷入精神瘫痪的荒诞境地。为了挣脱这一境地，万仁追求真我而付出行动，从而获得救赎，这篇小说同时体现了哈金作品中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异化 荒诞 救赎
《樱花树后的房子》是著名作家哈金短篇小说集《落地》中篇幅最长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篇以法拉盛为背景发生的爱情故事，小说文字简洁，情节鲜明，气氛沉郁。
小说中的叙述者“我”是一个不到30岁的中国移民，在一家工厂里做烫衣工，与他合租一间屋的室友因同一层楼层的妓女而搬离，以防房租上涨，“我”不得不接受房东陈太太安排的为妓女开车外出接活的活计，在这过程中，“我”与其中一个妓女产生感情。在反复犹豫之后，“我”决定帮女孩在工厂找到缝纫工作，一起偿还她欠偷渡客蛇头的债务，但请求蛇头延长还债的时间，蛇头不但不答应延长还债的时间还进行威胁，于是“我们”一起逃离了纽约，逃离了樱花树后那栋暗中进行交易的房子。
小说的标题《樱花树后的房子》，给人以浪漫安宁之感。樱花是浪漫的象征；而房子，除了遮风避雨的功能之外，人们常常赋予它感情的因素，即心灵的归属地。 “樱花”和“房子”的两个意向的组合，不免使读者对小说情节有着温馨的期待。小说开头描述道：
我喜欢这座殖民式的房子。房前长着一棵巨大的樱花树，细枝垂摆，虽然已是初夏，开花季节已过，仍然引来许多鸟，给人田园的感觉。房子靠近法拉盛市中心，你可以听到缅因街上交通的嗡嗡声。这里离我干活的地方也不远，去哪儿都很方便。
对房子周围环境的描写充满浪漫恬静的田园气息，似乎奠定了其牧歌般基调， 给人安宁和幸福的幻想。不料作者的笔锋一转，房客们的出场，让读者的期待扑空，粗暴的现实使幻想破碎，田园牧歌变成田园悲歌： 房子里的住户里除了“我”之外，还有天性狡猾“身材粗短，鼻子旁边长着一个大痦子”的以拉皮条为生的房东陈太太，而三个室友阿虹、娜娜和莉莉，则以出卖肉体为生。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居所，“我”不得不与妓女同租；为了避免房租上涨，“我”不得不接受房东赋予的角色——兼做妓女们拉客的司机。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关系的展开，小说充斥着堕落、无望、攫取和贪婪，房子充当感情载体的功能被剥夺，“我”只是暂住者，被命运抛到孤立的生存之地，灵魂支离破碎，毫无归属感可言。
“我”被抛到一个荒诞的世界里。“荒诞”暗示着世界是绝对无法理解的，是无意义的。同时它也暗示了生活的不公，世界的荒诞。在这样的生活中，人们的欲望总是受挫，个人的愿望和需求得不到真正的满足。[1]从中国来到美国意欲上大学的“我”与初衷背离：因为无法通过托福考试，阴差阳错进入血汗工厂，做一名熨烫工，在逼仄闷热的地下室熨烫如山的衣服。 “我”对自己的境遇充满自嘲：“我也在卖自己。每个工作日我站在桌前熨布料接缝、裤腰、衣领和袖口。”对工作细节的具体描述强调“我”只是庞大工业社会上的一颗螺丝钉，被工作异化，每日的生活不过只是机械式的重复。除此之外，“我”被环境异化，虽然身处纽约，“我”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工厂、房间和妓女工作的酒店。逼仄的物理空间“也是一个抽象的心理空间、意识空间、价值空间。 其显著的特点是自外于周边环境，形成一个悬浮在当地文化环境中的异质的文化岛”。[2]处在一个被异化的生存空间里的“我”毫无自由和价值可言。
作者呈现了一幅存在主义的画面，在残酷的新移民生活中，人们的生活荒谬、痛苦，对自己的处境无法把握。尽管生活孤独、苦闷，人受客观条件所限，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我”也并不例外。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使 “我”活在“自欺”中。所谓自欺，即个体在社会关系中总是通过他人的眼光来揣摩、认识自己，并把他人的期望当成自己存在的向导，适应和取悦他人，如此下去，将假面的自我误为自己的本相，结果造成的是一个被异化的个体。[3]“我”的生活大多由别人安排，缺乏主动性和自我思考的能力。如：“我”虽然没有能力通过托福考试，但顺应父母的意旨到了美国，虽然不满意烫衣工的工作，但对未来也没有规划；虽然“我”对于做妓女司机的角色有所顾虑，明知道会有可能卷入非法的事情，却顺从房东太太的要求；“我”工资微薄，却遵循寻常家庭伦理的规范，仍设法帮弟弟缴纳学费；“我”对阿虹有好感，但因为她的妓女身份不符合道德规范，我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感情，与她保持距离。作者对周围景物的描写中，无不渗透“我”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的精神瘫痪状态：“樱花树冠纹丝不动，足有四十多尺高，一大团枝叶茸乎乎的，由繁星点点的天空衬托着。远处，一架飞机，一串灯火，无声地从几片烂布般的云彩间穿过。”
虽然表面上不作为，可“我”并非完全沉沦于荒谬的世界里，小说的细微之处无不透露“我”内心的挣扎。如：当“我”送阿虹去酒店工作时，“我”刻意戴着棕色鸭舌帽半遮着眼睛，半遮着眼睛的鸭舌帽反映出对现实的不满和逃避。作为荒谬世界里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我”却重视自己作为个体的尊严。如：一开始，我发现一个室友莉莉对“我”说话时爱理不理，当“我” 帮助娜娜驱逐闹事的嫖客后，我注意到，莉莉跟“我”说话时，“不再眯缝着眼睛了”。对莉莉态度的变化的关注突出对自我尊严的关注。“我”有打破现状，争取自由的冲动：“我真怀念汽车曾给我带来的自由感觉，好像如果高速公路上前面没有车，我就能腾空飞起。”
对自由、尊严和自我价值的渴望是个人本质的一部分，而来自外部世界的巨大阻碍和个体的渺小使 “我”仍然蜷缩在“自欺”的面具之后，由于“自欺”而生发出异化的人际关系：“我”夜里对阿虹胡思乱想，但白天清醒时，依然与她保持距离；虽然“我”对阿虹的工作有隐忧，但“我”的隐忧只是一闪念而已， 对于阿虹，我理性地保持车夫与客人的十美元的小费关系。 “我”内心虽然不满足现状，却压抑地向现实妥协，顺应社会既有的伦理道德，避免参入他人的生活，也一并逃避由于情感而产生的责任感和选择的必要性。 “我”放弃了自我思考和自我选择的自由，而屈从于漫无目的的自由。
如若不是一场大病，“我”依然躲在自欺的面具后堕入虚幻而不自知。自欺的人无法获得内心的完整性，也无法获得满足自我需求的力量。疾病的脆弱使我正视自己的情感和处境，自欺的面具在瞬间坍塌，在对故乡和母亲的回忆里，“我”第一次毫不掩饰自己对温情的渴望，也是对本真自我的渴望：“我心里难受，不由地想起家来。这种感觉我好久没有过了。”
“回忆的能力是重建身份和自我核心的重要因素，因其将过去的自我和现在的自我连接起来，暂时摈弃破碎的身份，以治愈现代人的痼疾”，[4]“它使真正的沟通成为可能”，[4]回忆使“我”破碎的身份得以重构，阿虹的照料使“我”感动，以至于泪下。“我”重获力量，变得有使命感，开始正视自己的情感需求与命运，去追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于是，“我” 鼓励阿虹转行，到衣厂上班。带着阿虹与蛇头交涉。可是，赚的钱不够还债，即使加上“我”的帮衬。俩人去见债主，要求减少每月的付款，但未获允许。当得知与阿虹逃走会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但 “我”在所不惜，“我”终于摈弃了无目的的自由，作出了选择。担当和责任感使“我”获得存在感， “我”从冷漠疏离走向统一。当我抛却过去的消极、被传统价值所囹圄的自我，正视自己的内心，决定为自己与阿虹的命运担当时，“幸福感”第一次出现在文中。“我”的担当，使我得到新生，对他人的责任感，使我找到心灵的归宿，实现了人格的统一。
虫子们怯生生地唧叫着，好像喘不过气来。樱花树在雾霭中模模糊糊，树冠茸茸一团，像座小山。一辆卡车在缅因街上隆隆轰响，我俩疾步离开，手臂挽着手臂，没有回头。
小说是开放式的结尾，对周围景物的描写预示他们不确定的命运。他们的未来并非坦途，也许会被债主和黑帮追杀。也许他们能摆脱贫困，过上平常人的幸福生活，也许相反。小说并没有预测这两个年轻人的未来，但是，却暗示了新生活的可能性。与其在荒谬的境遇中沉沦，不如在荒谬的境遇中积极抗争。正如“我”对阿虹说的，“我们一定会有活下去的办法”。我与阿虹在实现自己的命运的路途中困难重重，前途依然渺茫。但内心的完整已经使“我”大胆无畏地前行，为了新的生活而铤而走险，寻求生命价值。“我”实现了存在主义的觉醒，在荒诞现实的泥沼里，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在小说的结尾，重获完整内心的“我”，获得内在的能量，走出了自我救赎的第一步。相信这也是作者哈金所赞成的人面临困境的态度。
《樱花树后的房子》是哈金短篇小说集《落地》中的一篇，哈金将短篇小说集命名为《落地》，暗合了此短篇小说的意旨：新移民在美国大陆的生存就像一次落地，作者并未交代落地笃定的命运，而是新移民展开的未知旅途。这种境遇必然会付出代价。《樱花树后的房子》实际上是一篇为争取生存和实现自身价值拼命挣扎和不懈努力的悲壮之歌。
参考文献
[1] Brooke Noel Moore，Kenneth Bruder（Eds）.Philosophy，The Power of Ideas （Fifth Edition）[M].New York：The Mcgraw-Hill Companies，2002.
[2] 杨晓云.奈保尔笔下“哈奴曼大宅”的社会文化分析[J].外国文学评论，2004（3）：66.
[3] （法）萨特.存在与虚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26.
[4] Measuring the Sadness：Coad，Joyce，Woolf and European Epiphany.
（作者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公共外语教研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