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生态人类学研究前沿报告
时间：2021-03-22 07:54:5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相对于民族学/人类学其他分支学科而言，生态人类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探讨一直较为滞后，甚至连学科名称也摇摆不定。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2016年中国生态人类学的本土实践却开展得有声有色，诸多学者关于民族地区传统生态知识、生态安全、生态屏障、生态移民、生态补偿、绿色发展等专门领域的厚实成果，以中国的生态经验为这门学科的本土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将来，生态人类学将不断加强学科整合力度，立足本土化的理论创新，以民族地区生态治理与环境问题为关切，在兼顾基础研究的同时，更好地响应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 2016年； 生态人类学； 研究； 前沿报告
[中图分类号] Q9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17）02-0005-13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有关生态人类学的作品被译介进来，国内民族学界开始有学者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注重对民族生态的研究。但客观而言，在生态人类学的本土化过程中，由于其研究内容长期被人类学/民族学所遮蔽，有关学科的概念、对象、方法、科际关系等基本理论体系问题尚处于探索之中，基本的学理基础和学科理念也不是很明晰，甚至连学科名称也在生态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生态社会学、生态民族学之间摇摆不定，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学科概念的选取各执偏好，这种状态严重地制约了生态人类学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生态人类学探讨才在民族学界逐渐展开，有论著对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学科定位与方法论、学科归属等诸多核心问题展开讨论，并在云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吉首大学、内蒙古大学等相关研究机构形成一定的研究氛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近几年来，受惠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生态人类学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在对现实生态问题的实践研究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理论视角与综合性的研究
回溯2016年国内生态人类学研究，在理论探讨和综合性研究中，人们关注的焦点是文化生态学的研究，以及在生态文明建设大背景下涵括各种生态要素的综合性研究。
（一）基于文化—生态视野的研究
在学科归属与命名上，学界有一种看法，即生态人类学属于文化生态学或者社会文化学的范畴，强调社会文化与生态的关系。或许受这种观点的影响，在生态人类学相关研究中，有学者习惯以“文化生态学”冠名进行研究，或者说冠之以文化生态学包括在文化—生态视野下的诸多研究，或多或少都与生态人类学建立了某种关联性。席婷婷认为，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分析了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会产生不同的适应与发展的过程，而在相似的环境中有可能产生相类似的文化发展模式。文化生态学不在于寻求适应所有文化和环境的普遍规律，而在于发现不同地区之间特殊文化與环境适应产生的结构与特征” [1 ]。刘志成认为，“文化生态思想体系的构建是文化生态的存在体系，生态价值合理性原则是文化生态学价值原则，是人与文化目的性的实现” [2 ]。刘湘溶指出，“文化生态的研究即对文化的生态学研究，这一研究以生态学的成熟为背景，运用生态学之成果，尤其是运用生态学思维方式加以指导。生态学思维方式是辩证思维方式的现代形态，它具有强调整体、关注未来和追求和谐的三大特征” [3 ]。
当然，更多的学者则是在文化生态学视野下展开相关的研究。如张燕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增强，多元文化交流互动频繁，但矛盾冲突也不可避免。土著民族、少数民族和移民群体三种模式的多元文化为国家多元文化政策带来诸多挑战。文化生态学语境下的多元文化交融不再局限于文化承认，而是要覆盖经济再分配和政治参与的多维度。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作为典型的多民族国家在多元文化政策方面有值得借鉴之处，而英国、荷兰的公民整合政策所存在的弊端也要引以为戒” [4 ]。罗昌勤 “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分析了壮汉民族文化融合的现状，并从壮汉民族文化融合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和社会生态等方面阐述了广西壮汉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共生。同时，还分析了壮汉民族文化融合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思想文化影响” [5 ]。
（二）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性研究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五大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以来，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不断产出。单晓娅、潘康、滕文通过组建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改进的熵值法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发展模式、发展特征进行了探讨 [6 ]。巴雪艳以云南大学大学生群体作为调查的主要对象，问卷分析结果显示，各社会群体对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度偏低，原因是复杂的，有望从制度、宣传、教育等方面入手，提高全社会对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度 [7 ]。邢国德、陈江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程度的高级状态，以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目标，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国情的必然选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生态社会的需要，也是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的需要” [8 ]。方杰指出，“四川民族地区是我国生态屏障建设的前沿阵地，对于长江上游的生态环境保护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加快四川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依靠制度，只有通过制度的保障、约束和监督作用，才能建立该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效机制” [9 ]。汪磊指出，“贵州在生态治理中面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倒逼压力、生态治理政策碎片化严重、生态治理的主体单一、生态破坏活动频繁等诸多困境与挑战，作为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贵州的生态治理应立足于转变治理理念、做好顶层设计、优化制度衔接，并引入市场机制，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 [10 ]。
二、基于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种专题研究
从第一个部分的介绍来看，2016年中国学界关于生态人类学基本理论体系的探讨，确实没有太多厚实的研究成果产出①，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以民族地区的传统生态知识、生态安全、生态屏障、生态移民、生态补偿、绿色发展等为主题的研究，确实还产出了不少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