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体育生存文化本相的符号变迁

摘 要：为进一步梳理民俗体育的起源与发展问题，研究立足民俗体育生存文化本相，运用文献资料、例证分析、历史比较等方法，对其生存文化本相的符号变迁进行剖析，研究认为民俗体育在起源、发展和现代时期分别呈现出求生、劳作、交往、求偶的生存文化本相，强族强种、交感巫术、神灵祈祷、宗教信仰的生存文化本相，竞技化、商业化、娱乐化、习俗扩大与简化并存的生存文化本相。但民俗体育各个时期表现出的生存文化本相的划分并非绝对，各种生存文化本相的符号表现形式在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会存在兼具的状况。

关 键 词：体育文化；民俗体育；生存文化；本相；符号变迁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7）01-0026-06

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clarify the issue about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folk sports， based on the survival cultural physiognomies of folk sports， the authors dissected the symbol changing of its survival cultural physiognomies by using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data， example analysis and history comparison etc，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folk sports showed such a survival cultural physiognomy as surviving， working， communicating and courting， such a survival cultural physiognomy as national and race strengthening， sympathetic witchcraft， praying to Gods and religious belief， and such a survival cultural physiognomy as making things competitive， commercialization， making things entertaining， and coexistence of custom expansion and simplification， respectively in the originating， developing and modern periods； however，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urvival cultural physiognomies shown by folk sports in various periods is not absolute， the symbol expression forms of various survival cultural physiognomies may be in a concurrent condition in the same period or different periods.

Key words： sports culture；folk sports；survival culture；concurrent phase；symbol changing

“本相”意指本来面目。探索民俗体育的本相是对其内在本质进行梳理，包括民俗体育的起源、发展与变化等规律，但因何而起和怎样发展又成为研究的核心内容。文化符号是民族、地域、国家长期沉淀下来的产物，包括事物、人物、地方及各种规则、风俗等内容[1]。同时各种文化符号也承担着传递、展现和维持人类文化的功能。民俗体育因其起源于生存需要又服务于生活需要，而引证出其本相也是一种生存文化。从这一视角来看，民俗体育原本就属于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符号，在不同时代其内容的变迁就是一种生存文化符号的变迁。

1 民俗体育与生存文化

1.1 民俗与民俗体育

界定民俗体育（Folk Sports）概念，首先得对“民俗（Folk Custom）”一词的起源与内涵进行科学辨析。当前，学界对“民俗”一词的源头存在多种观点。一是认为始现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后来在历代的各种典籍中都有所出现[2]，如孔子所著《礼记·缁衣》“子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安，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3]另外，在后来《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儇急，仰机利而食。”[4]《汉语·地理志》中有“民俗质木，不耻寇盗”[5]，《魏书》有“八年正月丙辰，行幸邺，存恤民俗。”[6]可见，“民俗”一词很早就被我国古代典籍高频次使用。二是认为民俗一词源于周作人1913年的一首儿歌中，引进于日本，当前学界对此观点较为认同[7]。三是认为近现代时期在翻译英国民俗学的时候，为了寻找与之内涵相对应的词汇而创造出来的[8]。基于以上观点，笔者更加倾向于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提出的：“民俗”一词作为学科术语最初应是来源于对国外著作的翻译，即对Folklore的意译。民俗是由Folk（民众，民间）和lore（知识、学问、传说）组成的新词，意指民间的习俗文化，亦指研究民间习俗文化的学问[9]。

而对“民俗”一词的内涵辨析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状态，至今没有形成统一认识。百度百科显示：民俗即民间文化，是指一族群或群体在历史的生产实践和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并被世代传承的较为稳定的文化形式，其本质是一种流行的风尚或习俗。钟敬文[10]从民俗学的研究视角对民俗加以阐释，认为民俗是国家或民族中的广大群体共同创造和享用的一种习俗文化，其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传承性色彩。也有将民俗分割为“民”和“俗”进行释义的，认为民俗的主体是大众群体（不同时期经历过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之分的变化），客体即是被部分或全部群体共同遵守、继承和发扬的文化现象[11-13]。不言而喻，民俗体育的概念界定也与“民俗”的内涵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育科学词典》将民俗体育阐述为“在民间的习俗文化中流传来下的体育形式，是随着人类需要的变化而产生、发展过来的文化形态。”[14]刘旻航等[15]认为“民俗体育是一种文化活动，其主要功能是通过民俗活动和体育运动形式来规范民众的行为、语言和心理，其产生和发展也必须依赖一定历史时期民众的共同社会心理”。余万予[16]认为“民俗体育是依赖于民俗活动、节日而产生發展起来的与健身、娱乐和竞技等相关的体育活动。”台湾民俗体育学者蔡宗信[17]将民俗体育定位为“族群经过长时期沉淀下来的身体文化形态。”所以，民俗体育是一种以体育运动形式为载体的表现国家、区域或民族风俗习惯的体育活动，属于民俗活动的重要一元，具有传承风俗和历史文化的重要功能。民俗体育也是一种来源于历史和生活的文化活动，具有竞技性、娱乐性、传统性、依附性的内在特性和历史性、地域性、变异性、观赏性的外部特征。

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认为民俗体育既来源于生活，亦服务于生活，更是随民众生活习俗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因而其本质同属于生存文化的范畴，其历史变迁的过程即是生存文化本相的符号变迁过程。

1.2 生存文化与民俗体育

经过引证论述，初步断定民俗体育变迁的本相即是生存文化（Living culture）的符号变迁。换言之，从特定视角审视民俗体育，其本相就是一种生存文化。而何为生存文化便成了研究民俗体育发展规律的基本问题。笔者通过各种渠道查阅了生存文化内涵的有关论述，发现其内容也是竞相争艳，至今未能形成统一认识。刘万斌等[18]从文化学视角对生存文化的内涵进行了定义，认为“文化源于生活，是对生活事物或现象的真实记录和反映，生存文化是指以解决生存障碍、延续人类历史或现存文明为价值目标的一切文化形态的总和。人类的发展没有停止，生存文化的内容就需要不断扩大和丰富，总体上可将其分为物质和精神双层面的生存文化，而体育运动在现今环境下理应属于精神层面的生存文化。

就人类学角度来看，人的生存需要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的统一，两者是绝对的、缺一不可的关系，所以说资源与社会的有机结合便构成了人生存发展的环境。所以，就狭义角度来讲，人类在生存环境中创造的各种文化就是一种生存文化；从广义角度看，由于文化本身就属于人类在各种生存矛盾中积淀下来的精神表达，文化自始至终都属于人的文化，人在社会中永远都扮演着文化人的角色。人自出生开始就具有了自然与社会有机统一的生存属性，故中国一切的传统文化都可以被看作是广义的生存文化。胡晓慧[19]根据文化人类学知识对生存文化进行了定义，认为文化是人类为应对环境危机而采取相应手段的适应过程，空间、时间和人构成了文化的三元素，而生存文化正是人类以“生存”为根本目的的文化模式，是人类各种文化为应对其生存危机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生存文化因其参与主体都是族群大众，因而还具有典型的“草根性”特征，也正是其大众性特征决定生存文化具有社情民意复杂、家族观念浓厚、民间网络组织发达、民间信仰和制度性宗教盛行等社会特征[20]。

民俗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其产生之初便抹上体现人类生存属性的鲜明色彩。无论是产生之初，为狩猎、采食练习走、跑、跳、投等基本动作演变而来的西方体育项目，还是我国花样百出的带有各种意义的民俗体育活动（如傈僳族的上刀杠、土家族的摆手舞、汉族的划龙舟等），都有生存文化本相的符号色彩。尽管这些民俗体育项目从产生到发展至成熟经历“狩猎-采食-生产（劳作）-交往-生殖-祭祀-祈祷（信仰）-健身-娱乐-经商”等多元目的发展变化，但其诸多不同目的中却存在一个共同集合点，即都是人类为了适应环境而创造的诸多文化，其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持现状和继续生存下去。所以，在不同历史时期民俗体育意义变化的本质都只是人们生存文化符号表现形式的外在变迁，其内在本质仍归结于生存这一根本目的。

2 民俗体育生存文化本相的符号演变

2.1 起源时期民俗生存文化的符号本相

事物起源的根源是揭示事物本质的有力材料，就民俗体育来讲，探索其起源的原因和功能则是认识其本相的最优途径。今天的民俗体育作为中华民族典型的生存文化符号之一，其因何而起？当时又发挥着何种作用？这是起源时期民俗体育本相研究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人类的各种需要决定民俗体育项目的产生，人类需要的变化发展又决定了民俗体育项目开展形式的变迁，即民俗体育产生之初都是对人类生存需要的鲜明反映。我国种类繁多的民俗体育项目中，有随民俗节日而产生的，有依赖于民俗活动和祭奠仪式而兴起的，也有日常劳动演变而来的，还有其他需求促进了民俗体育项目的产生[21]。尽管决定民俗体育活动产生的因素多种多样，但纵观其诸多原因可以发现，促使其产生的根本因素还是人们的生活（生存）需要。我国民俗体育项目产生之初，人类的求生、劳作、交往和求偶需要是其共同动力。“求生”意指设法避免各种生存障碍和危险，以维持自身生命的存在和延续，从而使自身生活状态得以维持和发展。人类为适应自然环境而获得生存，是促使民俗体育产生的重要原因。马克思指出劳动是指人对外输出劳动量或劳动价值的一种活动，是人类获得生存的重要手段，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种类型。在民俗体育活动的产生过程中，人的需要始终是其重要的动力源泉。交往是基于族人之间的共同活动需要而相互接触、复杂沟通的心理和行为关系，民俗体育产生的动因之一也包括族人之间最初的生活交往需求。求偶是指获得异性（配偶）的过程，人类在创造丰富多样的民俗体育活动的过程中，通过其达到强壮体魄﹑提升美感、战胜竞争对手而获得异性的青睐亦是民俗体育产生的重要原因。

弓箭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当今世界弓箭的流传与发展历史悠久。中华民族是使用弓箭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20世纪60年代，山西省朔县峙峪村附近的旧石器晚期遗址中，一枚距今约2万年的箭链被发掘，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掌握射箭技术的民族之一[22]。直至现在，我国民间仍旧流传着许多有关射箭项目的神话故事，如后羿射日、纪昌学箭；也有凭借射箭而名垂青史的英雄人物，如“百步穿杨”的杨由基、西汉时“猿臂善射”的飞将军李广，这些神话和史实足以证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射箭项目的喜爱。经过上万年的发展，射箭项目虽然变得种类繁多，与原始射箭项目更是存在质的不同，但是追溯其历史渊源，仍旧不难发现射箭产生之初的根源离不开族人求生、劳作、交往和求偶等目的。据历史学家分析，在原始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生存便极易受到自然灾害和食物缺乏的威胁。当时人类为维系自身生命而继续生存，不得不通过身体的运动设法在自然界中获取生存的食物，于是原始弓箭便诞生了。可见，弓箭产生之初就是人类为维系和延续生命的手段，所以通过弓箭进行狩猎就是典型的求生、劳作所需。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人类便由最初的散居发展到群居的生活形式（氏族时代），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交流不断增多，生活资料的分配坚持平均原则，同一群体开始共同狩猎。于是弓箭獲取更多猎物便成为个人获得族人认可和赞扬的重要手段，也成为与族人交往的机会和条件。同样，原始时代的族人如果能够获取比周边人群更多的食物，那么相对而言也更加容易得到异性的青睐，为自己得到配偶争取更多的机会而实现种族繁衍。所以，射箭作为我国重要的民俗体育项目，其产生与兴起的根源就是人类的生存需要，而当时射箭项目的求生、劳作、交往和求偶则是生存文化本相的符号反映。

2.2 发展时期民俗体育生存文化的符号本相

发展是事物产生之后一个不断进步和完善的过程，是矛盾运动的最终结果，在此将民俗体育的发展时期界定为原始社会结束到现代社会开始的几千年时间。自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至秦始皇一统六国再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漫长历史中，中华民族经历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华夏文明。而民俗体育的诞生、成长、兴衰以及在新时期被重新挖掘、改造和服务社会的变化过程，都是由项目本身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功能所决定的，也正是由于历史上大众不断对其完善和传承才得以流传至今。既然民俗体育的发展和存在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获得过社会大众的认同，那么民俗体育由原始时期进入发展时期（奴隶制、封建和半殖民半封建时期）的生存文化符号必定经历历史变迁。

在漫长的原始时代，自然环境极其恶劣，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低下，此时人类的生存文化相对单一，一切生活模式中也只有相互模仿的简单肢体动作，对于克服自然环境阻碍和主宰自然的迫切要求只能通过巫术、图腾崇拜、神灵祈祷等简单的形式进行表达。正是因为人类当时对自然界存在的恐惧感、神秘感和敬畏感催生出了原始艺术，这些艺术形式有身体文化的运动、精神文化的寄托和心灵文化的想象等。当人类进入漫长的奴隶和封建制度时期以后，社会生产力和认识水平得到快速发展，生存文化内容与表现形式变得较为丰富。在生存文化内容得到充实之后，人类在原始社会发展的一切简单形式随之迎来了新的发展，各种巫术活动、图腾祭祀、神灵崇拜文化更加多样，精神心灵寄托与生活融合更加紧密，中华民族众多的民俗体育活动就是在这种生存文化得到极大发展时而繁荣起来的[23]。民俗体育文化符号在发展时期虽然依旧带有起源时的文化色彩，但其主流亦随社会认识水平和生产力的提高产生了诸多变化。自进入奴隶制社会开始，由于国家管理形式取代原始的部落群居形式，开始形成统一的领导管理体制，不同群居部落由于利害冲突，使得战事频繁，生活中民众对神话创造、宗教信仰的追求更加积极，各种身体、精神和心灵的艺术需求不断扩大。因而，发展时期民俗体育生存文化的本相虽然没有改变，但民俗体育生存文化的符号代表却由原始的求生、劳动、交往、求偶变为强族强种、迷信巫术、祈祷神灵和宗教信仰。

蒙古族那达慕是一项以博客、赛马和射箭为核心的民俗体育项目，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草原游牧文化和整个世界文化的珍贵资源。那达慕不仅是反映蒙古族民俗风情、服饰特色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符号，更是记载蒙古族生存文化演变历史的真实写照。蒙古族搏克是一项含竞技对抗和军事训练双重性质的民俗体育项目，实战中竞技者以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制服对手，直至对手失去反抗能力。而在发展的过程中，蒙古族搏克已演变为一项以不伤害对方为原则的民俗活动。历史上搏克除充当过军事手段外还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搏克服饰由蓝色和红色组成，其服饰色彩寓意既象征过“长生天”也代表过革命思想，现在内蒙古地区搏克的服饰色彩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其文化寓意却是大同小异。那达慕中赛马同样寄托着蒙古族民对生活和人生的祈祷，蒙古族人民之子从小参加赛马锻炼出强健的体魄，骑马时的服饰色彩寓意对人生命运的祈祷[24]。射箭不仅在中原地区发展较早，蒙古族射箭的历史也十分悠久，史料记载蒙古族在匈奴时期就将射箭纳入“男儿三艺”项目之中[25]。后来，射箭项目不仅是蒙古族重要的娱乐活动，在历史上还一直是军事训练的重要项目。综观历史，那达慕在蒙古族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蒙古族民生存文化发展的重要产物。那达慕曾是蒙古族民生存文化体系的反映，其中“男儿三艺”不仅是蒙古族生存文化的象征性符号，更是在军事发展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对蒙古族的发展壮大有着重大意义。蒙古族对那达慕三项目的热衷折射出当时族民对人生命运的美好遐想和追求，彰显出的强族强种、迷信巫术、祈祷神灵和宗教信仰是对其顺应与反抗生存环境的集中体现，也是对蒙古族民众生存文化的鲜明表达。

2.3 现代时期民俗体育生存文化的符号本相

新中国成立拉开了我国现代史的序幕，从此结束了我国百余年的被外来侵略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更是使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各项文化艺术事业欣欣向荣。我国民俗体育在现代时期经历3个历史阶段，分别是是建国之初至1966年、10年文革和改革开放至今。在这几十年中，我国民俗体育整体发展较好，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和农民体育健身工程、雪中送炭工程等的实施，使得战时和文革期间被迫取缔的众多民俗体育项目重新回归于民众日常生活，民俗体育文化遗产得到了有效保护与传承。所以，新时期开放的国度、开放的思想、开放的政治经济制度为各地民俗体育发展带来契机，民俗体育生存文化本相的符号形式，亦随着整个时代生存文化内容的变迁出现新的变化。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势必带来民俗体育生存文化本相的符号变革，与此同时，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必将赋予民俗体育生存文化新的符号色彩。新时期，民俗体育生存文化呈现出符号形式的变化便成为今后探索的重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国民收入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由此引起了民眾对社会文化需求的急剧变化。与此同时，我国市场经济制度日臻成熟，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带来的影响逐渐凸显。随着西方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交融碰撞愈发频繁，我国民俗体育发展亦面临着机遇与挑战。机遇主要表现为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相互吸收、借鉴，以利于改变自身文化的劣性，国门开放利于中华民族民俗体育文化走出去，使之成为世界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传统民俗体育文化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资源更利于民俗体育文化价值的体现。挑战，即外来文化不断侵蚀使得国民对传统民俗体育文化生存需求降低，致使民俗体育面临着被遗忘和抛弃的危险，民俗体育受西方现代体育文化的冲击，许多项目已经失去原有的传统文化底蕴。在机遇与挑战同存的背景下，传统民俗体育文化已经不适应新时期民众对生存文化的内容需求。民俗体育为适应社会大众对生存文化的新需求，其文化符号便被刻上竞技化、商业化、娱乐化和习俗化的现代记号[26]。而民俗体育生存文化符号的本相则是相对其存在形式和人的需求而言的，一方面是指民俗体育在新时代为继续博得社会认同而实现自身发展，便走上竞技化、商业化、娱乐化和习俗化道路；另一方面是指新时期人对生存文化的需要更加注重精神文明的消费和享受，由此民众对民俗体育生存文化的诉求开始向娱乐、怀故、享受和刺激等需求转变，民俗体育生存文化符号则通过项目的竞技化、商业化、娱乐化和习俗化表现出来。所以，民俗体育在现代显现出来的生存文化本相是民俗体育现代化的趋势，是新时期人类对体育文化需求转变的结果，亦是西方现代体育文化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

龙舟竞渡是我国重要的民俗体育项目，是中华民族生存文化在体育文化中的典型代表。作为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发展的缩影，龙舟竞渡在新时期社会背景下同其他民俗体育项目一样，遭受了所谓的现代化洗礼[27]。所以，龙舟竞渡的现代化生存文化本相势必是对新时期民众生存文化转变的鲜明反映。龙舟竞渡又称赛龙舟、划龙船、龙船赛等，是中国历史上带有浓厚的汉族民俗文化色彩的群体性活动，同时也是一项对运动员体能、技能、战术能力和心理能力要求很高的体育运动项目[28]。改革开放后，由于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使得传统龙舟竞渡所象征的神灵崇拜、祭祀祈福、大众健身转变为现代的竞技化、商业化、娱乐化及习俗扩大与简化并存的文化符号本相。随着现代人对竞技运动兴趣的提高，龙舟竞渡逐渐走向竞技化，开始走出国门融入世界民俗体育文化体系之中。国家组织专业的龙舟竞技队，组织各式各样的龙舟竞赛以满足大众对龙舟竞渡的参与需求。龙舟竞渡的观赏性、竞技性、运动性特征决定了龙舟竞渡成为现代人的一种喜闻乐见的民俗体育活动，其休闲娱乐的大众化始终是人类生存文化的形象展现，今天的龙舟竞渡更是以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赋予自身龙的传人，龙文化便是中华民族传统生存文化的象征。而在现代社会，由于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龙舟竞渡的地域风俗便迅速扩大，已经由最初的荆楚一带传播到全国各地。龙舟竞渡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共有的民俗活动的同时，传统的各种祭奠仪式活动也在不断简化，如各地龙舟竞渡的举办仪式相比过去已经减少了许多。可见，民俗体育在现代生存文化内容急剧变革的形势下，其本质上仍是一种生存文化，只不过是生存文化的表现符号发生了竞技化、娱乐化、商业化和习俗扩大与简易化的变化。

民俗体育是带有民俗活动性质的体育运动项目，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更是对人类历史生存文化形式变迁的鲜明反映。在人类生存需求格局急剧转变的新时期，中华民族由于受到文化全球化的冲击，生存需求的表现形式无可避免地被打上了西方现代文化的烙印。国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交汇使得民俗体育的发展进入了机遇与挑战共存的时期，如今的民俗体育项目正面临着传统文化因子加快丢失、西方文化色彩冲击加重的不利环境，表现为传统文化遗失、民俗性脱落、群众基础薄弱、商业和竞技化日益凸显等诸多特征。在这种文化环境下，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将成为民俗体育研究关注的焦点。面对新环境民俗体育的新特征，我国民俗体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应从民俗体育本相的视角出发，立足新时期人类的生存文化特征去面对与思考。

参考文献：

[1] 方国清. 一个中国特有的文化符号——武术之研究[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1，34（8）：36-47.

[2] 赵亚宏，孙文采. “民俗”的起源及其文化内涵与功能[J]. 华夏文化论坛，2013（2）：154-161.

[3] 礼记·缁衣[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300-301.

[4] 齐豫生，夏于全. 史记·货殖列传（第一卷）[M].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340.

[5] 班固. 汉书·地理志（第八下）[M]. 长沙：岳麓书社，2009，363.

[6] 魏收. 魏书（一）[M]. 北京：中华书局，2011：63.

[7] 张雯虹，孙文采. 长白山民俗文化[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2.

[8] 萧放. 概念辨析[J]. 民间文化论坛，2004（4）：97-100.

[9]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2-3.

[10] 钟敬文. 新的译程[M]. 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3.

[11] 王俊奇. 也论民间体育、传统体育、民俗体育、民族体育概念及其关系——兼与涂传飞、陈红新等商榷[J]. 体育学刊，2008，17（9）：101-104.

[12] 赵世瑜. 传承与记忆：民俗学的学科本位——关于“民俗学何以安身立命”问题的对话[J]. 民俗研究，2011（2）：7-20.

[13] 高丙中. 中国民俗学的新时代：开创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J]. 民俗研究，2015（1）：5-15.

[14]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体育科学词典[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15] 刘旻航，李储涛. 民俗体育文化价值规律研究研究[J]. 体育科学，2012，32（6）：85-89.

[16] 余万予. 对中华民俗体育的初步研究[C]//第六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集. 北京：中国体育科学学会，2000：38-40.

[17] 蔡宗信. 民俗体育范畴与特征值探讨[J]. 台北：国民体育季刊，1995（3）：68-76.

[18] 刘万斌，谢晓影. 以生存文化为导向的当代景观规划设计[J]. 中国园艺文摘，2012（2）：70-71.

[19] 胡晓慧. 试析生存文化的“草根性”特征[J]. 江西社会科学，2008（8）：245-248.

[20] 张兆蜀. 草根智慧與社会空间的再造——浙江经验的一种空间社会学解读[J]. 浙江社会科学，2008（4）：2-6，125.

[21] 王铁新，常乃军. 我国民俗体育研究综述[J]. 体育文化导刊，2009（10）：133-139.

[22] 马廉祯. 中国射箭研究综述[J]. 体育文化导刊，2004（10）：72-74.

[23] 崔乐泉. 论“原始体育形态”——体育考古学研究方法实证分析[J]. 体育与科学，2002，23（4）：4-6.

[24] 苏叶，刘志民. 蒙古国那达慕的起源与发展[J].体育文化导刊，2012（6）：123-127.

[25] Гонгоржав. Монголын эртний харваа тэмцээн[M]. Монгол улс，1982：25.

[26] 孔庆波，戴晓敏. 少数民族体育的多元本相与发展变迁[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5，38（2）：33-37.

[27] 王若光，啜静. 我国民俗体育现代化演进问题研究[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6（6）：10-15.

[28] 张志成，池建. 我国优秀男子龙舟运动员身体机能评价模型的建立[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4，37（3）：128-132.

[29] 倪依克. 当代中国龙舟现象的社会文化学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1，27（6）：2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