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张海迪
时间：2020-04-27 07:53:1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去年十一月，从新闻中得知张海迪在中国残联代表大会上当选了残联主席，我给她发了一条手机短信：“祝贺你当选。只是希望我们国家不要多了一个官员，少了一个作家。”其实，我的意思是在祝贺之余，掺杂了几分提醒。想不到，没过几分钟，海迪就把电话打了过来： “老弟呀，你可别看低你老姐。”海迪比我大几个月，因为混熟了，总是叫我老弟。“虽然担任中残联职务，但我还会写作，我需要用文字表达精神的飞翔。面对名利，我内心依然沉静，今后，我也会努力为残疾人兄弟姐妹做些事……”
在电话中，听得出她的声音有些沙哑，可能是开会累的，但情绪还是很饱满，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这笑声让我不由得想起初识海迪时的情景。
那大概是1996年底1997年初的一天。张炜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张海迪有一部散文集，问我愿不愿意看一看。说实话，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海迪的事迹，却从未看过她的文字，虽然那时候她已写过几本书了。不过，我和张炜相交多年，相信他的文学品味。能入他法眼的作家作品，应该不会太次。于是。我要了海迪的电话，很快给她打过去。她一听我报上名姓，先是一阵爽朗的大笑，接着说张炜已介绍我了。不知为什么，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很多年之后，当我们再谈起这段初识的经历，都会不约而同地提起张炜，是他的引荐，让一个作家和一个编辑在接触的第一时间就找准了文学的标尺。
按照约定，海迪很快就把书稿寄来了。书稿是用A4纸打印出来的，大约有一百多页，由数十篇文章组成。这些文章长短不一，短则一两千字，长则上万言；内容也不统一，有少儿时的回忆，有生活的感悟，还有出国游记、文学随笔。应该说，最打动我的是那些作者从小要面对的病痛，以及作者面对病痛时的心理印痕。这有别于许多作品的无病呻吟或矫揉造作。当然，作者在面对种种庸俗做法而保持自己独特个性的品格，也让我对海迪刮目相看。总之，从这组文章中，我能看到一个与宣传所塑造的形象有所区别。甚至大为不同的张海迪。也许，这个海迪更真实一些。
我把自己的编辑想法告诉了海迪，即把收入的文章按照不同的内容和主题分为五辑，每辑选取作者的一句话作为题眼，这样让全书的脉络清晰一些。海迪完全同意。只是在取书名的问题上，让我们颇费了一番脑筋。我大约列出了七八个书名，让海迪挑，她最后选中了“生命的追问”，其实这个书名也是书中一篇文章的篇名。
为了尽快出书，我专程从北京赶到济南让她确认书稿。尽管在电话中已经沟通多次，彼此十分熟悉了，但是在她家里第一次见到她，还是被她的热情弄得有些不知所措。她握住我的手，能够感觉出，她的手比一般女性的手更有力量。后来接触多了，见她在家里都是自己转动轮椅做事情，才明白她的手劲儿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练出来的。加上她为人热情，握手的力量自然就会大一些。她的脸上有些苍白，大概是缺少户外活动的缘故。在她鼻梁的边缘，有一道浅浅的疤痕，编辑她书中的《1991——灵与肉》，我已知道这是鼻子上基底细胞癌手术在她脸上留下的印迹，尽管那疤痕并不明显。
那天晚上谈了很多，也谈得很晚，除了稿子的编辑技术问题。就是谈艺术、谈人生。她带我看了一些她前些年画的油画，题材很广泛，有静物花卉、风景，也有动物和人物。其中有一幅画的是芭蕾舞演员在舞台上跳舞，柔和的灯光笼罩了她的全身，衬托出女演员婀娜的身姿。这让我灵感大发：如果把这些油画放到书中做插图，不是可以让这本书更加丰满吗?听了我的建议，海迪还有些犹豫，害怕这些画不够完美。而后来在书中做出的局部插图，实际效果还不错。
也许是在《生命的追问》中用了海迪自己的油画做插图，大大提高了她绘画的兴趣，也大大提高了她的自信心。等到出版她和她的丈夫王佐良合作的翻译作品《莫多克——头大象的真实故事》时，我又提出请她画几幅插图，她便一口答应了。不过这次极为“难产”，文字稿他们早就翻译好，编辑加工也已完成，可是她的画作却迟迟交不来。几次在电话中催促，她都抱怨太难了，说总也找不到感觉。直到开印前一周，她才把插图寄给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幅水彩画，画面上的风景有些朦胧，似乎近处是草地与河流，远处有房舍和树林，天边布满了彩霞。海迪在画面右下角用英文签着“Modoc Haidi 98”，她还给这幅画起了个名字，叫“贡特斯泰因农庄的早晨”。贡特斯泰因农庄是作品主人公布拉姆和大象莫多克出生的地方，也是他们小时候一起玩耍的地方。海迪运用她的想象力，把文字的描写幻化成具体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又随着水彩的色彩发生变化，让人产生一种无尽的联想。
后来当着海迪的面，我对这幅画极尽赞美之能事。她却开玩笑地问：“插图稿费是多少钱?”我说：“大概也就一两百块钱。”她不禁大笑起来：“为了画这幅画，我买的法国水彩纸也不止几百块钱!还有水彩颜料，全是进口的!”我说：“那我们可付不起如此昂贵的画稿费。”她又笑起来：“就是，这幅画没有价。”接着她收住笑：“只要读者满意，你们出版社满意，这点钱算什么。”我奇怪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纸，坐在旁边的王佐良揭出了秘密。原来海迪一开始对那种法国水彩纸的性能不熟悉。直到浪费了十几张纸，才慢慢找到窍门，可以画出一些满意的形象。她在创作上是个完美主义者，无论是文字，还是绘画，只要是没有达到心目中目标，她就不会罢手。只是这样苦了她的丈夫王佐良，佐良为了买水彩纸，多跑了好几趟文具商店。
每次去海迪家，佐良都会迎来送往，跑前跑后。他是上海人，尽管在北方生活了多年，一说话，还是会露出沪腔。这对我倒显得更加亲切，因为有上海血统，加之在上海的求学经历，自然对上海人有几分好感。其实，佐良平时留着浓浓的连鬓胡须，这在上海绝对属于另类，而在北方，似乎就算不上什么了。想不到，这个平时言语不多的汉子，较起真来，也是蛮厉害的。为此，海迪在《莫多克》“写在前面的话”中记述了他们夫妇翻译这本书的故事：“尽管我们在共同翻译之前，已经讨论过好多次，包括统一全书的语言风格，人名地名，马戏团的道具，大象表演的节目……可我们还是遇到了很多难题。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成了大象迷，我们四处搜集有关大象的资料，每到星期一的晚上。我们都要看《人与自然》节目中有没有大象，我们希望更多地了解大象，尽可能准确地译出它们的形态和动作。……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了共识，可是在修改书稿时，还是争论过好多次，我甚至一次次跟他争吵，过去我从来没有同他这样争吵过。当然到最后，我们又去反反复复地琢磨，又去一遍—遍地翻字典。”我不知道他们俩争吵时是什么样子，也许佐良并不像他在外人面前表现得那样温顺，海迪也不像她在外人面前表现得那样强势?我只知道，《莫多克》的翻译是他们俩“十几年来第一次合作”。他们在争吵和求索中，共同为读者奉献了一部精品。
有一次和海迪聊天，无意中谈到了血型和性格的关系。她说她是A型血，干事比较认真，追求完美。对于这点，我深有体会，因为我也是A型血，和海迪有几分相似之处。但我和她不一样的地方，是不像她那样好客。每次我去济南，只要给她打电话，她都张罗着请客，动不动把一帮作家朋友请到家里，又吃又聊。她的身体状况，是不能喝酒的，可有时为了让客人尽兴，也会灌下去一两杯葡萄酒。每当这时，海迪的父亲总会披挂上阵。老爹是典型的山东大汉，红红的脸膛，花白的头发。七八十岁的人了，精气神一点不输给青壮年。论起喝酒，桌上的客人大多甘拜下风，可有老人家在，酒桌上的活跃气氛总是一浪高过一浪。海迪的母亲显得病弱一些，这和她早年被错划成右派。吃过不少苦头有关系。老人家个子不高，说话慢吞吞的，显得和蔼可亲。其实现在城市里，家里来了客人，请到外面餐馆吃一顿，已经成了常态。可海迪就是喜欢把朋友招到家里来，也只好辛苦老爹老娘了。他们待客热情诚恳，又无形中传染给了海迪。
在家人的支持下，她的创作状态越来越好。继散文集《生命的追问》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之后，她的长篇小说《绝顶》《天长地久》、散文集《美丽的英语》等也陆续出版，并一再获奖。去年，她和佐良双双远赴德国做访问学者一年，最近海迪完成了散文集《我的德国笔记》。
我知道，海迪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会一直走下去，直到生命的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