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永远的《白鹿原》
时间：2021-02-27 07:53:1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海燕》改版以来，何启治先生一直是我们强有力的支持者，不仅给我们优质的稿子，还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我们受益匪浅。更令我们感佩的，几十年的文学编辑生涯，何启治与太多著名作家、诗人有着难忘的机缘、交情，有些大师的名字如雷贯耳：谢冰心、严文井、韦君宜、陈忠实……有幸，何启治将与他们之间交往的轶事汇成《文坛师友录》，并把它首先交给了《海燕》，我们在此只能代表广大读者向何老师说一声：谢谢！
《文坛师友录》从本期开始连载，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一大批老中青作家都会陆续登场。何启治在信中说：“相信真爱文学的人会有兴趣看下去的。”
我们坚信。
一、啊！《白鹿原》，永远的《白鹿原》，具有惊人魅力的《白鹿原》，你是中国当代文学不朽的诗篇，你是千万读者心中永恒的歌。
陈忠实著长篇小说《白鹿原》连载于《当代》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白鹿原》第1版只印了 14 850册，直至盗印版本蜂起，人民文学出版社才手忙脚乱地加印，到同年10月，已进入第七次印刷，共印56万多册。此后，作为雅俗共赏的畅销书，《白鹿原》每年都要加印，迄今总印数已达200多万册（含修订本、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百年百种中国优秀文学图书”书系、1993年原版本和精装本、线装本等）。据陈忠实自己掌握的资料显示，《白鹿原》的盗印本已接近30种，其印数也与正版相近。可见，说《白鹿原》的实际总印数迄今已有400多万册，当不为过。
可以诠释“洛阳纸贵”的一个小例子是：人文社前总编辑屠岸曾应音乐家瞿希贤的要求为他寻找《白鹿原》的下半部。原来，瞿希贤的女儿在法国学美术，一批海外读者在《当代》1992年第6期看到《白鹿原》的上半部后，便迫不及待地寻找下半部，可见海内外读者反响之热烈。
《白鹿原》是一本什么样的小说，居然有这么大的魅力呢？
这是一部描写陕西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约50万字的长篇小说，从清末民初写到1949年中国大陆解放，跨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个历史阶段。在这半个世纪中，国共两党从联手进行反封建斗争到兄弟阋墙，分裂争斗，再到联合抗日和抗日战争惨胜后长达三四年的人民解放战争……这中间的艰难曲折、残酷惨烈，真有写不完的故事。而陈忠实就把这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生活浓缩为渭河平原上白鹿原这个村镇里一个家族、两代子孙的矛盾纠葛和恩恩怨怨：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血雨腥风，剑拔弩张，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在作者精心结构的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振聋发聩的人生活剧。
在这场历史性的大厮杀中，其主要人物的命运大多是悲剧性的，共产党的坚强战士白灵被自己人活埋，红三十六军被叛徒告密而全军覆没，本质上真心拥护共产党的黑娃在解放后被错杀，革命的领导人鹿兆鹏不知所终；为推翻满清封建王朝搞民主革命的国民党很快走向反面，在反共中自毁江山，结果田福贤解放后被镇压，鹿子霖被吓傻；以小说主人公白嘉轩为代表的封建村族派在解放后的新社会中已经无所作为——白嘉轩所代表的阶级早就该退出历史舞台，但他的许多道德观念、哲学理想却无疑还有某种价值。此外，白嘉轩视如家人的老长工鹿三疯疯癫癫，白嘉轩视为祸水烂货的田小娥则死于鹿三的梭镖下……
由此可见，《白鹿原》的整个艺术基调显然是凝重、悲壮的，读来让人深深慨叹人生的变幻莫测，历史的沧桑无情。因此，读者看这样的小说时，其审美感觉无疑是又感动又沉重的。但作为一个编辑，我曾经向我的同事说过，我读《白鹿原》时还有一种“兴奋感”和“幸福感”。这种兴奋感当然是指当时的专业评价和职业感觉，即一个文学编辑在阅读美文华章、在获得一部显然会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宏篇巨著时的心情。这种对一部大作品发自心底的赞赏（尽管难免会有具体的修改意见或批评），会使有胆识、有经验和责任感的编辑情不自禁地向自己的领导拍胸脯保证：如果对这样的书稿在基本评价和判断上有失误，那就真是昏了头，瞎了眼，因而敢于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如果受到简单化的干预、责难和种种压力，也能坦然面对，不但敢为作品辩护，与这样的作品共荣辱，与其作者同进退，必要时也可以毫不犹豫地向领导立下“军令状”。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作为《白鹿原》书稿的终审人，在1993年1月18日签署了这样的审读意见：“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品恢弘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白嘉轩等人可视为典型），使它在当代小说之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作品，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应作重点书处理。”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了40多年的编辑，这样的职业状态确实少见。而且，面对《白鹿原》，《当代》杂志和人文社所有参与看稿的同仁们总体认识也都是一致的，一些具体的意见分歧也就在讨论、沟通中得到统一了。这样，从1992年4月到6月，《当代》杂志的洪清波、常振家和我，先后完成了对这部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的审稿，另一位副主编、主持《当代》工作的副总编朱盛昌也在8月上旬签署了同意在《当代》杂志刊载此稿的意见。同时，人文社当代文学编辑室也完成了对《白鹿原》的审读程序，并于1992年底正式发稿，在1993年6月出版了《白鹿原》的单行本（1992年9月我已改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当代文学一、二编辑室的副总编辑，出版《白鹿原》单行本是由我签署终审意见发稿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面对《白鹿原》这样一本厚重而有魅力的大书，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感到十分惊喜。
《白鹿原》的魅力从何而来？我想，《白鹿原》的魅力首先在于它那扑面而来的真实感。
《白鹿原》所体现的、以比较实事求是的革命观和历史观来观照人生和历史，无疑是正确的。作者正是站在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立场上，才有那样的大智大勇，才能对小说所要反映的时代生活作深刻的反思。小说因而也才会有非常惊人的真实感，它所表现的推翻满清王朝的国民革命，它写国共两党既合作又争斗不休的历史，才能做到冷静、准确、可信。国共两党在民主革命的初期，都拥有众多的热血青年、民族精英，但国共两党在初期的造反革命活动中又都难免有幼稚、简单的一面，十分复杂的原因会造成双方都在革命过程中做了许多蠢事、错事。人为地为这灰暗的一面涂上亮色，终究难以面对时光的洗礼，而准确、形象地描绘出这一切，却无损于历史的辉煌。我在看到《白鹿原》第16章写白灵、鹿兆海以掷铜元的正反定各自的入党对象，其后又在实践中互变为对方所在党的党员时，实在不敢贸然取笑他们的幼稚，而只能深深地感慨人生的变幻莫测和历史的沧桑无情。同样，白灵之被活埋，黑娃之被错杀，三十六军之覆灭……在革命过程中的诸多悲惨事件面前，我们也不敢轻率地取笑革命党人的愚蠢和荒唐。毋宁说，这一切残酷的厮杀和催人泪下的牺牲，在根本上都是历史的必然，“都是我们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的必然”。因此，当忠实坦然地告诉我，他在《白鹿原》中表现国共两党既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历史时，虽不回避我党的种种失误，但“所选择的毕竟是共产党”时，当他说他只是提出忠告：“我们再不能容许把白灵这样的好同志活埋了”时，我是理解的，是由衷地认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