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伯克的文化史观

关键词: 彼得•伯克;文化史观;中和;建构;多维

摘 要: 英国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的文化史观可以概括为中和、建构、多维三个层面。他认为,文化是一种普遍、客观、观念和物质的存在,为同一文化体内各阶层所共有;文化观念和养成是一定时空之内有意识的建构;各种文化交互交融,此消彼长,成就了它们的多维与丰富,并无绝对的中心与边缘。这些观点所体现出的大众化、平民化和多维性倾向与我国正在建设的和谐文化在价值取向上有相似性与兼容性。

中图分类号: [G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0)04044206

Peter Burke’s Views of Cultural History

CAI Yuhui(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Key words: Peter Burke; views of cultural history; mild medium; construction; multidimension

Abstract: The major features of Peter Burke’s culture history views can be summarized as mild medium, construction and multidimension. He holds that culture is a universal, authentic, conceptual and material entity, shared by every rank of people in the same body of cultural system, and cultural concepts and establishments the conscious construction in a certain span and space, and various cultures encountering, interacting, and penetrating with each other to form their variety and multiplicity, rather then something limited to the settled centers and peripheries. It is, therefore, resemble and compatible in values between Burke’s culture history views and harmony culture quintessence being constructed in China at present time.

英国当代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 1937—),思想深刻,温和平实,但眼光敏锐,且博闻强识,视野开阔。他是剑桥大学文化史荣休教授,伊曼纽尔学院终身研究员,不列颠学会会员,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他从事欧洲文化史以及西方史学思想研究和写作40多年,撰写史学著作26部(其中合撰2部),主编15部(其中合编7部),发表专题学术论文269篇(截止2010年7月)。这些著述被翻译成了30余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广泛传播,吸引了无数读者。1997年台北麦田出版社第一次将伯克的著作介绍到中国,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已有11本著作被译,还有3本也将逐渐付梓。①

1999年秋,他来中国巡回讲学,引发大陆史学界对西方新文化史学的关注和研究,尤其是在青年学子中引起热烈反响。②了解这位广受欢迎的文化史学家的学术经历,研究他的文化史观,对于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他的中和多维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正平和观念有相通之处,而他在学术旨归上体现的多样性、跨文化性、跨学科性,价值取向上的大众化、日常化和“去中心化”,与和谐文化的基本理念存在着相似性和兼容性。

一

1937年,伯克出生于英国伦敦北部一片天主教徒聚居区内的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背景的家庭。父亲是爱尔兰移民后裔,民族归属爱尔兰,宗教信仰是天主教。外祖父一家是来自立陶宛和波兰的犹太移民,民族属于犹太,信仰犹太教。彼得小时候被当作天主教徒培养,但多民族多文化的家庭氛围促成了他对各种文化习俗的理解与接收。伯克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代(1940-1955)都是与外祖父母家同住一栋房屋,耳濡目染,亲身感受到了不同文化的交会与融合。1996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从1940到1955年,是在我外祖父和外祖母的房子里面。底层被一分为二,成了两个单元。大厅的一边,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吃犹太饭,说混杂着意第绪语的英语。在另一边,我们吃英国饭,说地道英语。我造访我的外祖父、外祖母时(大多是周末和节日的早晨),穿过大厅就像是穿过一条文化边界线。”[1]158他不止一次承认,这样的家庭背景和生长环境对于自己后来终身从事文化史研究,以及在研究中持有多元文化价值取向和视野都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1]158160[2]242256

1955年,伯克在高级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获得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提供的公开奖学金。入学伊始,伯克遵照国民服务条例,进入英国皇家部队服两年兵役。他被派往新加坡,在那里驻守18个月。伯克对这次从军经历十分看重,尤其强调那里的多文化、多民族和多宗教生活环境对他后来的职业选择和学术志趣形成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在他近十几年发表的涉及到个人经历的文字中几次被提到。①

1960年,伯克以全优生中之首位的优异成绩获得了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的奖学金,进入该学院撰写博士论文。1962年,刚刚创建于英国滨海城市布莱顿的苏塞克斯大学,以其宽松自由的学术承诺、鼓励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前景吸引住了充满学术追求与梦想的伯克,使他毅然决定放下博士论文的撰写,投身于苏塞克斯大学的兴建立校。他与昆廷•斯金纳、基斯•托马斯、克里斯托弗•希尔和艾里克•霍布斯鲍姆等这些后来成为世界著名史学家们一起,成为这所旨在“重绘学术版图”的大学里年轻的历史学家。

1978年,伯克离开苏塞克斯大学,进入剑桥大学。从此,伯克充分利用剑桥这座英国乃至全世界学术重镇具有的优越学术条件和氛围,继续他对欧洲近代早期社会文化和欧洲文化思想史的研究,其视野更加开阔,领域更加宽泛,研究触角延伸到历史人类学、语言史、知识史、媒体史、图像史等领域,其影响也远播世界各地,成为知名的文化史学家。[3]2692812007年伯克以荣休教授身份从教职退休,但仍然笔耕不辍,研究热情不减,学术成果不断;2008年出版研究巴西历史学家弗莱的专著《吉尔贝托•弗莱:热带地区的社会理论》(Gilberto Freyre: Social Theory in the Tropics),2009年又推出新著《文化杂交》(Cultural Hybridity)。

二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史学界出现了一种新的学问,它代表了西方史学的新方向,后来被统称为“新文化史”,又可以称为史学界的“文化转向”。新文化史将历史上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现象、符号、意识、观念等诸多领域,即,普通民众的物质生活及它们所体现的精神内涵,如思想、观念、道德、伦理、价值等等,都纳入史学研究范围。文化被重新定义为意义的外在标志或符号,并因时间、地点、条体和文化接受者的变化而变化。

彼得•伯克被看作新文化史学运动的旗手之一,对新文化史学运动的兴起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许多重要著作,如《近代早期欧洲的大众文化》、《制作路易十四》、《文化史的多样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近代早期意大利的历史人类学》、《图像证史》、《语言文化史》、《什么是文化史?》等,从经验性研究层面拓宽了新文化史实践领域,开阔了其视野,从理论研究层面对新文化史的起源、发展、特征、成就、偏颇进行总结,探讨新文化史发展的转型,探寻后新文化史时期写作和研究的新路径与新方向,丰富了新文化史学实践的内容。笔者认为,伯克对新文化史学的最大贡献是确立了自己的文化史观,并得到广大史学读者的认同,在世界史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他的文化史观可以概括为文化中和观、文化建构观和文化多维观。

伯克认为,文化是一种普遍、客观、观念和物质的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废,不以某一群体的看法而淹没,其物质形态或许会因自然灾害,或地处偏僻,或年代久远而湮没,其观念形态却会伴随着生活群体的延续而流传。他在关于文化史特质的描述中指出了文化的普遍性与多样性:“我的一般印象是,人们自18世纪晚期开始思考文化史作为写作的一个分支。然后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初期,出现了布克哈特和赫伊津哈等等的古典文化史。到了20世纪60、70年代,有了第一波转向大众文化的改变。因而文化自这时开始非精英专属,现在每个人都被认为有自己的文化。以地理学的观点来看,不止西方文明有文化,而是每个地方都有它们文化的多样性。”[ 2]242256关于精英和大众文化,他认为在历史上大众文化被大众和精英所共享,只不过在一段时间内精英阶层有意识退出大众文化,但到19世纪又有意识地去“发现”它。就本质而言,大众文化具有包容博纳的特性。这种文化共有观跳出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对立冲突的传统窠臼,拓宽了大众文化研究的视域。其次,他认为两种文化传统并行不悖,也显示出文化中和观尊重现实、不以阶级划线的客观态度。再次,他认为在一定社会阶段,如近代早期,存在着某一种文化的主流形态,即精英文化,但大众文化同时存在,而且源源不断地为精英文化提供滋养源。[ 4 ]143150

伯克的文化中和观还体现在文化发展区域差异上。他认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中心与边缘。无论是像文艺复兴这样的思想文化运动,还是像印刷术这样的技术革新,都是一个渐次积累和发展的过程。即使在一段时间内会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分,比如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但两者之间始终处于一种相对的动态状态,以时间、地点、学科、内容而论都是如此。他在《欧洲文艺复兴:中心与边缘》一书的开篇就作如是表述:

与传统描述中将文艺复兴放在舞台中心的观点相反,我这里的描述却是“去中心”的。实际上,我的目的是要将西欧的文化看作是与其他文化相互并列的文化体之一,它与其他相邻的文化同时存在,并相互作用,尤其显明的有拜占庭文化和穆斯林文化,这两种文化都有着对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复兴”。不用说,欧洲的文化本身就是复数状态而不是单数状态,包含有像犹太文化这样的一些小文化,有许多文化就参与了意大利和其他地区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历史学家在总体上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对于文艺复兴的贡献给予的注意以及空间都太少。[ 5 ] 3

他明确表示:“传统上将文艺复兴视作西方文明从古希腊和罗马、历经基督教、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等等的发展历程宏大叙事的一部分。讲述这个故事的方式,就假定了西方对于世界上其他地方所具有的优越性。就像其他一些历史学家一样,我想将这个关于一场文化运动、一场复兴古典艺术和学术的运动的故事,从现代性和西方的优越性这双重假设中释放出来。”他进一步明确指出:

我并没有假定文艺复兴艺术相对于中世纪艺术有着优越性:它们只不过是彼此不同罢了。至于西方,西欧对古代的复兴并非在真空中发生。它有赖于其他在拜占庭和伊斯兰世界中出现的古典复兴。而古典复兴又属于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中国)发生的更大规模的各种文化复兴。在我自己对文艺复兴的叙述中,也让妇女和普通人有了一席之地。这并非是为了要政治正确,而是因为曾经被长期忽视或者很少得到强调的这些群体对于运动的参与,已经被近来的研究所证实。[ 1 ]164

伯克还认为,文化是一种有意识的建构,这种建构会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他的建构观大体可以概括成这样一些主要方面。

首先,他认为文化史观就是一种有关日常生活的观念,这些观念会因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变化实际上就是不同时代不同群体基于自身生活观念的建构实践。他指出:

文化史观现在已经包含着支撑日常生活的各种观念的历史。……其目的不是简单地描述每一天,而是去发现每一天的“诗意”,换言之,是为了发现在不同地点和时间构成日常生活的基础的各种规则或原则。……以往那些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东西,也就是被当作明显的、正常的或“常识”的东西,现在却被看成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因社会的不同而有差异的某种东西,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改变的东西,是从社会的角度“建构”起来因而需要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来加以解释或诠释的某种东西。[ 6 ]11

在伯克看来,从文化史学角度考虑,很多概念都是逐步建构起来的。“比如说,‘阶级’曾经被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看作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划分,但现在也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或历史的建构,就像‘种姓’和‘氏族’一样。”^{[7]2他指出,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就在进行着“英国工人阶级”这一概念的建构。他反对将有形的政治组织作为阶级形成标志,而将意识作为阶级形成的标志,认为议会改革后的工人阶级已经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且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与其他阶级的不同。这样的“意识观”无疑是一种阶级理论上的新“建构”。[8]81法国历史上路易十四这位太阳王形象也是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建构。伯克在《制作路易十四》中解剖了这一形象的建构过程,列举了在长达60多年的历史中太阳王形象建构中的参加者、手段、方法、效果和反应,分析了促成、实施、完成建构的种种因素,例举了这一形象建构的超时代性与普遍性,即,威权主义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会被不同群体以不同形式用来建构他们所需要的观念或形象。[9]81他认为,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走进萨奇广告公司去包装自己的事实,已经印证了形象的当代建构。[3]269281}

伯克认为,在女性主义浪潮的推动下,人们开始发现,性别角色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一些观念的指导下逐步建构起来的。他指出:“男子特性和女子特性的模式常常通过对比的方式来确定,例如,有男子气的英国人是与女人气的法国人或‘东方人’相对而言的。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还有一个论点被反复强调,那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中,男子特性与女子特性的模式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每一种特性的定义都与另一种特征相关甚至对立。”^{[8]81他指出,这样的构建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宋代的中国,对男性气质的追求渐渐从武士转向士大夫,同时“有关淑女的理想也发生了变化。淑女的形象越来越被看作是漂亮、温顺、纤柔的和文弱的,就像诗人将她们比作的花朵那样。”[8]82他还认为,语言的不确定性和符号性,历史史料载体的语言特征,史料记载者、传抄者和解释者的主观性,时代变迁等这些因素,决定了历史文化意识、观念、概念、形象、性别特性、阶级、民族、种族、种姓、氏族、部落等术语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建构起来的,比如欧洲中心观念就是西方人的一种建构}

。^{[10]215在伯克看来,语言并不只是如德里达所说的解构工具,也不只是如福柯所说的断裂的陈述,而是建构日常生活、一定社会关系和共同体的纽带和桥梁。[11]3}

他认为:一切文化建构都是以物质材料或物质活动为基础,都需要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内涵会出现变化,不断增加新的内容,一些过时的内容会被抛弃或自然丢失;文化建构有传承性,在建构过程中不可能将以前的文化精神或内涵都丢掉,有些精神或内涵甚至会长期传承下去。^[12]110

伯克主张文化多维共存。在地域上,他否定欧洲中心,主张只要有人类群体活动就存在着文化的发展与演化,而这种发展与演化随着人类活动的交往必然产生相互影响。在类型上,他认为文化多种多样:精英与大众,城市与乡村,东方与西方,不一而足;即使在同一类型内,也是多元交织,如大众文化就有工匠与农民、牧羊人与猎人、矿工与织工、乞丐与小偷等的文化;^{[6]2869再如狂欢节就有欧洲的与美洲的差别,等等。[8]148161伯克提出了“反文化”的概念,认为乞丐、小偷、流浪汉等另类人的文化都属于反文化范畴,是大众文化中的一部分。他还认为,文化的多维体现于知识和语言这些最基本的文化载体上。[13]1213}

他认为就来源而言,知识来自生活,也来自传承,来自上层阶级,也来自普通民众,来自官府,也来自民间,来自书本,也来自口头。^{[14]27, 7779, 104105他指出,语言的多维性不只是体现于地域、时间、群体、种类这些常规方面,还体现于语言层级,即同一语言群体的不同人群会有不同的语言特征。他提出了“社会语言”的概念来指称“社会群体所使用的独特语言”,其中包括被小偷、乞丐、流浪者等群体使用的行话、黑话、切口等另类社会语言。他认为“社会语言”不仅反映出特殊社会群体对主流语言的反抗,也成为语言学家研究的对象,构成了文化多维的一部分。[11]2931}

扼要对比一下会发现,伯克的文化史观中所体现出来的大众化、日常化、多维化倾向,就价值取向和思想内涵而言,对文化史上的一些主要理论观点都有某种程度的超越。它超越了以布克哈特和赫伊津哈为代表的精英文化观,超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史观的基础决定论,超越了计量史学文化史观中的经济决定论,也超越了前期年鉴史学文化史观中长时段理论对日常生活的轻视;因为在布罗代尔看来,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属于事件史,它们只是“表面的骚动,是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是一种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这是所有历史中最动人心弦、最富有人情味、也最危险的历史。”^{[15]5可以说,伯克的文化史观不仅为他自己的新文化史实践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支持,也为整个新文化史学的发展与深入补充了理论动力;既是新文化史学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相对于达恩顿、拉杜里}

等文化史家的观点而言,伯克以中正持平为取向的文化中和观却是新文化史学中较为难得的观念。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伯克并没有简单否定新文化史之前的那些观点和研究方法,而是视需要而用,取长而采。他在多部著作中采用了计量手法,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语言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与共同体》。对新文化史实践中出现的碎化现象和文化泛化现象,伯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不少著述如《什么是文化史?》中表示了担忧,并在随后的史学作品中,比如《语言文化史》和《文化杂交》,从立论和举证上都在纠偏上述碎化和泛化现象。

三

伯克的著作被翻译成30余种文字在全世界传读,受到读者广泛欢迎。为什么他的著作会受到如此欢迎?为什么在非英语世界拥有这么多的读者?吸引读者眼球和兴趣的又是什么?他的著述的吸引力来自何处呢?

其一,来自于著述中显示出来的平等中和的价值取向。伯克一贯主张文化多维和中和,反对欧洲中心主义,认为任何一个文化体都是存在于世界大文化体系之中,既不可能完全与其他文化体隔绝,也不可能成为独步天下的超级文化。即使在同一个文化体内,也存在着各个层面和不同形式的文化;主流文化可以更为盛行,但亚文化并不等于没有价值,它甚至比主流文化更为丰富和多样。近代早期的欧洲社会存在着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但并不是两者不相往来,或者前者居高临下,后者俯首贴耳,而是并行不悖,相互交织。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区别是一种西方的建构,说到底,西方的古希腊与东方的阿拉伯原本都是居住于地中海边的不同群体,古时候往来并无西东之分。在今天看来,这些观点早已不再惊世骇俗,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自下而上”的史学风起潮涌,传统史学观仍然强势于主流学界。我们读汤因比,或者读阿克顿勋爵的《剑桥近代史》,读屈维廉的社会史,不会读得出从伯克著述中得到的感受,更难以感受到他的中和平等中所渗透的平易近人。即使是读布里格斯的《英国社会史》,虽然日常生活已是他关注的对象,但仍然没有伯克这样对大众文化的鲜明关注和欣赏。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读者,对于中国读者,对于任何经历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历史的读者,这种平等中和文化观更加亲切,更有吸引力。另则,这些观点并不是建立在偏好、武断或偏见这样的沙堆之上,而是有着史料和事实的支撑。关于印刷起源,关于知识传播,关于文官制度,关于绘画艺术,伯克都举出了大量实实在在的例证,让读者信服。因此,读伯克不仅能够增长识见,开拓眼界,砥砺观念,还会有如沐春风,如促膝恳谈的感受。

其二,在于其中包含的深刻洞见。也许来自中和平等,也许来自对各种文化的广泛了解,也许来自掌握多种语言带来的便利,使得他能够广泛涉猎,为敏锐的洞察和深刻的思考奠定了基础,也使他具有准确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他指出,“希腊的知性传统不仅对西欧,也对穆斯林世界产生了影响(对后者的影响甚至早于前者)。这就瓦解了包括希腊人在内的‘我们’和包括伊斯兰教信徒在内的‘他们’之间的任何对比。”^{[16]513他尖锐地指出,“历史学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布罗代尔式的,还是计量史学的信徒,都太漠视事件和普通人的行为,太相信他们从高处就能将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1]167他还犀利地指出“人生故事的神话性”,“我们经常能‘记住’那些我们想要发生的事情,而更为经常的是,我们会忘记那些我们希望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们会将过去的自我置于舞台的中央,却将那些会威胁、减损我们荣光的以前的朋友和同事给隐没掉”。[3]他经常将深刻的感悟变成著述中的警句,比如,“每个人的过去都是一个陌生的国度”,[ 3 ]269281“在宗教类梦境中,梦者都被吸引去了罗马。”[17]33“梦的隐含义也部分地形成于梦者的文化。梦境关涉梦者的紧张、焦虑和冲突;不断重复的紧张、焦虑和冲突又因文化而异。”[17]27因此,读伯克就会获得如培根在《论学习》中所提到的那种效用:激发心智,开启人生智慧。}

其三,在于其清新简洁而略带幽默的论述风格。读过传统历史典籍的读者会有明显的感觉,就是缺少趣味性,作品很难激起像读叙事作品那样的兴趣。但读伯克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因为其中经常会有叙事段落夹杂期间,或貌人如路易十四,或像《图像证史》中对众多人物画像主人公的描述,或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中对流浪者的描写,或状物如《大众文化》中对狂欢节场面的叙述,或如《文化史的多样性》中“个人的梦”一节对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德在17世纪初期数年内对自己梦境的记载,等等。这些段落都让人有一种读历史故事的感受,穿插于文字之中,消解了阅读论述的枯燥和疲劳。他行文简洁,决不拖泥带水,清新雅致,就像潺潺流淌的溪水。显然,伯克作品在让人们增识益智的同时,还能够获得怡情的艺术性享受。这样的文字对他的著述受到读者喜爱和欢迎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同时也为新文化史走近读者并扩大影响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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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