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问题的“二二八”
时间：2021-02-19 08:03:4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警员在台北的街头查缉私烟时，殴打烟贩，警员想掏枪驱逐围观群众，卻开枪误伤当地群众陈文溪并致其死亡，由此引发台北市民游行请愿要求交出罪犯，又遭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激起了民众的愤怒，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事态扩大后，国民政府派军队在基隆登陆，进驻台北，对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运动最终失败。迄今70年的“二二八”事件，随着台湾岛内的政治变局，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事件本身蕴含的中国历史与世界格局被抽离，沦为“一岛史观”的政治论调。本文以史实为据，以期破除狭隘的“蓝绿”二元话语模式，重拾作为“台湾同胞反对专制统治、争取基本权利的正义行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一部分”的真实“二二八”。
“二二八”论述本质与现象的颠倒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70周年。相较于大陆自1949年以来几乎年年由台盟主办二二八纪念活动（1973年至1979年则由全国政协主办），由于国民党的管控与禁锢，“二二八”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党外”时期，才重新回到台湾社会的关注之中。一直到90年代中后期，台湾官方才有了相关的纪念仪式，二二八也伴随着岛内教科书史观与论述的调整，成为中学台湾史教材当中必学的历史事件。
自二二八成为岛内公开讨论的议题以降，台湾史学界付出了相当大的精力，整理出版各种回忆材料与官方档案，累积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尽管于此，二二八在岛内的主流论述，反而愈形简单化、僵固化与图腾化。借用专研台湾光复初期历史的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曾健民的形容，二二八论述不断地被“政治魔咒化”。简而言之，二二八论述在岛内蓝绿格局的支配之下，成为台湾现实政治斗争的工具，抽空了历史脉络，由历史问题转变为十足的政治问题。[1]
“政治魔咒化”的二二八论述之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由省籍概念衍生出的“唯族群冲突论”。对于民进党或分离主义者而言，“唯族群冲突论”将二二八解读为“外省人（中国人）迫害本省人（台湾人）”;对于国民党，以及在政治光谱上接近的其他政治势力而言，为了反制民进党与分离主义的论述，则是将二二八解读为“本省人（台湾人/皇民）迫害外省人”，从而发展出实质效果在为当年统治者辩护的“反民逼官论”、“民逼官反论”与“皇民造反论”等。这两种看似截然冲突的论述，实则都将“外省人”与“本省人”总体化为两个对立的群体，并且在不同的程度上放大了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将二二八扩大解释为中日战争在岛内的延续，反而使得区域差异的表象，取代了属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本质。
由查缉私烟偶发事件引起的二二八，夹杂了台湾光复前后积累下来的复杂结构，只有从中掌握具有合理性的历史主线，才有接近真相与本质的可能。令人遗憾的是，二二八事件发生在百余年来两岸短暂统一的四年（1945年至1949年）之间，其后两岸又因内战与冷战的双重因素再度分裂至今，走上了两条歧异的现代化之路。二二八事件在台湾内部的讨论，很容易就忽略了事件发生当时台湾人已经“重做中国人”，将二二八从近现代中国历史与世界格局的脉络之中抽离，成为一岛史观。相对于此，因为长期的分离与隔阂，大陆对于台湾的历史与现实也显得陌生，往往通过媒体传播不自觉地戴上了岛内蓝绿当局的有色眼镜看待包括二二八在内的台湾问题。
发生在光复初期的二二八，牵涉到的不只是民族历史的中断与接续，还包括了更高范畴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为近代中国两岸造成的伤害与遗留的疮疤，至今都还制约着两岸的互动与前景。70年后，已经到了让二二八从历史与政治迷雾之中走出来的时刻了。
社会性质变革与国民党掠夺
二二八发生在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复归祖国之后的第二年，台湾人在日据时期保有的汉人文化与民族意识，进一步取得了中国人的正式身份，这是首要理解的变革之一。不能否认的是，日据末期由于穷兵黩武的战争动员，确实为台湾的社会与经济条件造成了破坏，为光复后复原工作增加了难度与阻碍。[2]
但是更为关键的社会性质变革，更必须纳入考察的范围之内。台湾系狱最久（34年又7个月）的白色恐怖政治犯、著名的社会主义统一派运动家林书扬先生曾分析，二二八前后台湾人民面对的是一个来自大陆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战时政权”，“在一块甫经收回的早年失土上，以胜利者意态所采行的、特殊而贪婪的接收政策的直接后果”，[3]因此在1947年“逼”出了二二八事件。
光复之后，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掠夺是不争的事实。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前，1946年3月闽台通讯社编的《台湾政治现状报告书》中已指出台湾同胞在光复时的“百度的热情”，不到半年的时间“已经变为冷淡如冰”，其背后的原因体现在监理政治的错误、军纪官纪的腐败、教育界的腐败、交通行政及业务的混乱等方面。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物价飞涨，居于当时全国之冠，台湾也从产米区陷入了无米可吃的粮食恐慌之境。该《报告书》最后建议：“中央应该派调查团去调查，不应该让官僚来激成民变。”[4] 但未能阻止情况继续恶化，终致隔年发生了二二八事件。
此外，光复之后国民党接收了日据时期原由总督府专卖的行业，其垄断性与统制性更甚于前，台湾人的感受如林书扬所说：“在台湾人民看来，接收日本资产，独占台湾经济权益的国府资源委员会，无非是取代日本总督府的最大剥削者。”[5]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香港新台湾出版社发行的《新台湾丛刊》第一辑（1947年9月）中，刊载了《台湾四天地》组诗，其中之一的《陈仪四天地》：“日本投降，台湾光复;欢天喜地。贪污劫收，官僚发财;花天酒地。物价飞腾，抢劫杀戮;黑天暗地。陈仪垮台，贪污仍在;怨天咎地。”形象地描了当时台湾人民在政治、经济与社会中的困境。
“白薯的悲哀”
对台湾人来说，日本战败后与光复之初普遍仍沉浸在脱离殖民统治的兴奋之情，对于祖国的认识以及未来政治上的安排与发展，还未有深刻的体察。例如亲历二二八的陈明忠先生，在其回忆录指出战争末期日本败象已露，“谁都知道日本会输，但战败之后怎样呢？不知道，没想过……”[6]同为白色恐怖受难者，陈明忠的妻子冯守娥也有类似的回忆与感受：“之前曾听到传说日本可能会战败，但是完全没想到事情会来得那个快，所以全家都非常高兴，以后不再受日本人欺负了。”[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