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苏俄作家皮利尼亚克在中国的接受
时间：2021-03-02 07:55:2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民国时期出版的报刊上，我们可以读到必尔涅克、毕勒涅克、比尔尼克、毕力涅克、碧尼亚克、皮涅克、皮里涅克、比理涅克的人名。经笔者考证，这些名字实为苏俄作家皮利尼亚克（Б.Α.Пильняк，1894-1938）不同的中文译名而已。
1926年，皮利尼亚克从日本来到上海，与蒋光慈、田汉等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的交往如今已成为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在了解国内皮利尼亚克研究成果时，笔者发现，对于皮利尼亚克及其作品的译介研究，目前学界持有如下两个值得商榷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最早介绍皮利尼亚克的人是鲁迅、任国桢。“据鲁迅一九二六年七月写的《马上日记之二》中所记，在鲁迅作序、任国桢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里提到过皮涅克；而在一九二九年十月写的《〈苦蓬〉译后记》中说到皮涅克是‘同路人’，这些可能是中国最早介绍皮涅克的事了。”（丁言昭：《田汉与皮涅克》，《上海戏剧》1984年第1期）后来这一观点被人援引，如“皮利尼亚克的名字在中国最早出现是在任国桢编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中”（孙海英：《“你独自看穿了一切……”——论皮利尼亚克的创作个性》，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王芗崎的《俄罗斯作家皮利尼亚克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林区教学》2015年第9期）也持相同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皮利尼亚克的“作品于1928年传入中国。1928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新俄短篇小说集》中收入他的《皮短衫》一作，译者为叶灵凤”（陈建华：《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你独自看穿了一切……”——论皮利尼亚克的创作个性》一文，附皮利尼亚克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目录。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有悖翻译史实。在此，本文从生平事略和作品译介的角度出发，对民国时期皮利尼亚克在中国的接受作一考述。
从民国时期的翻译史料看，1923年，皮利尼亚克的名字已经传入我国。是年12月10日，沈雁冰在《小说月报》第14卷第12号“海外文坛消息”栏，发表了《苏俄的三个小说家》。文中，他介绍了1917年至1920年俄国文坛状况，称这三年出版的作品微不足道，几乎至奄奄一息的地步。那时，俄国局势十分混乱。以蒲宁、阿·托尔斯泰、库普林、梅列日科夫斯基、索洛古勃为代表的旧俄作家纷纷远离俄国，留下来的作家则苟延残喘，无法从生活中汲取创作源泉。1921年至1922年，俄国出版了一些新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日渐丰盛。沈雁冰认为，必而尼克·伏笳（Boris Pilniak-Vogau）、伊凡诺夫（Vsievolod Ivanoff）和李淀（Vladimir Lidin）是这一时期最为优秀的作家。沈雁冰笔下的“必而尼克·伏笳（Boris Pilniak- Vogau）”，就是我们今天通译的鲍里斯·皮利尼亚克。“沃高”是其原姓，俄文为“Вогау”。沈雁冰阐述了他们的作品的题材、政治态度和艺术风格，指出：“必而尼克的作品的范围更大，心理的描写更深入，题目更复杂。各时代的冲突，在他作品里表现出来。他是属于讨厌的唯美派，但的确是个伟大的天才；他看着俄国的惊人的大革命有些害怕，但又莫名其妙的赞叹着。他这个常常厌倦生活平淡的颓废派的全灵魂，实在已被大革命的悲壮热烈的行动所鼓舞，每句话都带着新的勇气了。这在他的《熊年》（1922年出版）、《母牛麦》（同年出版）、《苹果李盛》（同年出版）里都可以看见。”
皮利尼亚克是1926年来到中国，但究竟是在何月何日？据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蒋光慈在《文学周报》1926年第232期发表的《介绍来华游历之苏俄文学家皮涅克》所言，“他来上海已经快一个礼拜了，除开我与他玩了几次，考察一下上海的生活，其余的人几乎全都不知道，报纸上至今也没看见他的名字”。文末，他称该文写于“六月二十七日”。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皮利尼亚克是在1926年6月21或22日抵达上海的。蒋光慈指出，皮利尼亚克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很著名的天才作家，来上海主要目的是考察中国的民众生活，与中国文学家见面，并将在中国的印象写出来，报告给苏联民众。次年，蒋光慈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发表的《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对《荒年》和《第三都城》两部小说进行了细致而独到的评析，并说皮利尼亚克年轻有为，有不可限量的将来，因此希望他为革命同伴者和表现者能够努力下去。
在上海期间，皮利尼亚克在蒋光慈的陪伴和翻译下，参与电影《到民间去》的拍摄，接触了许多中国文学界、艺术界人士，诸如田汉、唐槐秋、李金发等人。据1926年7月5日《申报》刊登的《文学周报社欢迎北欧文学家皮涅克》报道，是日下午，文学周报社在东亚酒楼举行宴会，欢迎从日本而来的皮涅克。接着，该报直接援引《介绍来华游历之苏俄文学家皮涅克》介绍皮利尼亚克生平和著作的文字。1927年2月10日，《申报》刊登鹏的《小黑姑娘》，其中如是写道：“还记得去年六月间，俄国文学家皮涅克到上海来。南国社的田汉君，介绍他与上海同人晤面，开了一个茶话跳舞会。那时候，延请到会的，有中、俄、法、德、日各国的文学家、画家、雕刻家、音乐家、戏剧家、舞蹈家。可算是‘宾主尽东西之美’。这时候，中国人中懂俄国语者，就是一位蒋光赤先生了。天气很热，蒋先生颀长的身体，穿了一件ABC内衣，面色绯红之中带着唇上有两绺疏淡的小须。头上的汗，涔涔然而下。手中的一柄红色纸扇，挥之不休。在我看来，真很当得起‘风度翩翩、潇洒出尘’几个字的考语。”同年，《申报》编辑、晨光美术会和上海艺术协会的发起人、著名画家朱应鹏，为皮利尼亚克画了一幅素描，刊于《艺术界周刊》第1期（如图）。后来此画被《小说月报》20卷第7期转载，名为《现代俄国作家像：皮涅克》。此外，1928年《当代》第1卷第4期刊登《Pilniak（俾罗康司科的作者）》的照片。
1929至1930年，《申报》《小说月报》《南国月刊》《青年界》《现代文学评论》等，登载了关于皮利尼亚克的文章。1929年7月19日《申报》所载柳絮的《苏俄文学与保尔穆郎》，介绍了皮利尼亚克小说《荒年》的创作特色。“这本Nakedyear正在1922年出版的，是一部叙写那血战的内战时代、饥荒和俄罗斯的国基在动摇的时代的小说。这是革命后最早的所谓革命文学。这部小说给读者以奇怪的印象。它有很多文法不正的词句，错乱的主谓。作者新发明的新字，全部是呈一个混乱的状态。它没有中心人物，没有结构。它有许多穿插，呈着一种穿插的群众的样子。贵族阶级的打倒，火车上满载的难民、饿死及一切人生的悲剧从黑暗中涌出然后又没落……”是年，作家赵景深写了一篇现代文坛杂话，名为《小托尔斯泰与皮涅克》，刊于《小说月报》第20卷第11期。该文从英国上演的阿·托尔斯泰的剧作《拉斯普京》，谈到英文版皮利尼亚克的小说《荒年》，称“此书写于饥饿期间，全篇没有统一的结构，但却使我们知道，当时俄国困苦的情形”。1930年，《南国月刊》第2卷第1期登载田汉的《我们的艺术运动之理论与实际》，内有《陶醉于江南风物中的Boris Pilniak》和《田汉、皮涅克、蒋霞村》的两张照片。在此，蒋霞村是谁？吴腾凰撰写的《蒋光慈祖籍、笔名及其他》[《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5期，第118～119页] 一文，列出蒋光慈的19个笔名，但没有“蒋霞村”一名。比对蒋光慈的照片，笔者认为，蒋霞村就是蒋光慈。蒋霞村是他的第20个笔名。
1931年，国内报道皮利尼亚克在美国和日本活动的文章日渐增多。山风大郎在《得利赛打刘易士的耳光》（《青年界》1931年1卷3期）中说，1931年3月19日，美国纽约编辑莱朗邀请美国文坛知名的罗伯特·休斯、欧文·柯布、劳伦斯·斯托林斯、詹姆斯·夸克等人，为皮利尼亚克举行了一场盛宴。据是年出版的《现代文学评论》第1卷第3期报道，193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辛克莱在欢迎皮利尼亚克的宴会上拒绝发表演说，因为在座的《俄国游记》的作者德兰散抄袭了其夫人的作品。宴会结束时，德兰散面红耳赤，与之论理，打了辛克莱两个巴掌。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事后还合影。这时的德兰散怒气冲冲，而辛克莱则嬉笑自若。
1932年，潘修桐在《新时代》第2卷第4～5期发表《皮涅克抵日本》的消息：“曾于数年前来华游历过的新俄‘同路人’小说家皮涅克（Boris Pilniak），于五月六日，乘天草丸抵日本之敦贺，在敦贺耽搁一日，七日晨九时五十分乘快车赴东京云。”那时译介皮利尼亚克的文章或照片还有：“若”的《皮涅克的美国印象》（《东方杂志》1932年第29卷第1期）、《波立斯皮涅克Boris Pilniak》的照片（《文艺月报》1933年第1卷第3期）、企霞的《好莱坞的盗匪恐怖》（1933年3月5日《申报》）、某生者的《蒋光赤想做皮涅克》（1933年5月6日《益世报》）、韦拔的《弥缝政策》（1933年12月30日《申报》）。
从1927年起，我国译界还翻译皮利尼亚克的文学作品，其首译者为向培良。向培良（1901-1961），湖南黔阳人，为中国现代小说家、剧作家和翻译家。他从《荒原故事》译了皮利尼亚克的小说《雪风》，发表于1927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8卷第1期。同年该刊第12期刊登向培良译的另一篇小说《临谷》。后来《临谷》被收录于下列两部图书：一部是1941年7月上海启明书局出版的《秋夜》，另一部是1949年6月该书局出版的《苏联短篇小说选》。
20世纪20年代，著名翻译家傅东华任教于上海大学和上海公学，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员。这一期间，他译皮利尼亚克的小说《皮短褐》，以“东华”之名，刊于1927年4月10日《中央副刊》第19号。1928年，此篇小说还发表在《文学周报》第301～325期，被称为“显示革命初期的俄国及今日的俄国之‘实在’，是给读者以一般游历家和新闻记者所不能供给的东西——就是新俄的生命，灵魂和动力”。1929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的《饥饿及其他》一书亦收录此篇小说。
1927年，鲁迅从日文转译的皮利尼亚克的《信州杂记》，发表在《语丝》第4卷第2期。从是年11月26日鲁迅所写“记”来看，该文译自日本井田孝平、小岛修翻译的皮利尼亚克于1926年10月在莫斯科写的《日本印象记》。《信州杂记》为一篇序词，是全书的九分之一，此外还有《本论》和《结论》。鲁迅译于1929年10月2日的《苦蓬》，发表于1930年2月10日《东方杂志》第27卷第3期。此篇重译皮利尼亚克短篇集《他们的生活的一年》，原是日本平冈雅英的译本《海外文学新选》第36篇。鲁迅称其技术“非常卓拔”，但叙述和议论有“冷评气息”，这或是皮利尼亚克受到非难的原因之一。1933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一天的工作》，1936年7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苏联作家二十人集》，皆收录有此篇小说。
1928年，《当代》第1卷第4期刊登的皮利尼亚克《俾罗康司科》，译自《1923-1924年欧洲最佳短篇小说》，但译者不详。是年6月，上海光华书店出版叶灵凤翻译的《新俄短篇小说集》，内收皮利尼亚克的小说《皮的短衫》。1929年，叶灵凤译的另一篇皮利尼亚克小说《胃癌》，发表于《现代小说》第3卷第3期。
20世纪30至40年代，登载于期刊的皮利尼亚克的汉译作品主要有：署名“界俗”译的《人类的风》（《新时代》第2卷第6期）、昌鹤女士译的《苏俄的男孩女孩厨子和农人们》（《探讨与批判》第2期）、邓季雨译的《新俄风景素描》（《社会与教育》第3卷第22期）、北鸥和彭列合译的《世界名家自传——波立斯·安德烈也微支·皮涅克》（《文艺月报》第1卷第3期）、叶灵凤译的《人的风》（《绸缪月刊》第2卷第10期）、周山与胡人合译的《人性的风度》（《燕然》第1卷第9期）、K.H.译的《我怎么创作的》（《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和《我怎样创作：幼年时代，在穿堂里的墙上挂着一面镜子……》（《翻译月刊》第2期）、莫孚译的《谷上》（《新文学》第2期）、周鉴译的《结晶》（《文艺电影》第1期）、赛脱儿译的《哑牌》（《泡沫》创刊号）、段可情译的《泥手》（《苏俄评论》第9卷第1期）、林淡秋译的《贵族的子孙》（《译文丛刊》第1期）、史及平译的《“O·K”的来由》（《知识》第2卷第2期）。与此同时，上海神州国光社、文学社等出版的图书选录皮利尼亚克的作品，有刘穆等译的《狼的律法》（《蔚蓝的城》，上海神州国光社，1924年10月）、周扬译的《结晶》（《路》，文学社，1936年8月）、蓬子译的《人性的风》（《俄国短篇小说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3月）、秦似译的《精光的年头》（《饥民们的橡树》，桂林文献出版社，1942年1月）。
至此可知，1923年12月10日皮利尼亚克的名字已经出现于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第14卷第12号。向培良首译的皮利尼亚克小说《雪风》，1927年1月10日刊于《小说月报》第18卷第1期。民国时期，至少23人翻译过皮利尼亚克作品，他的16种作品已被茅盾、鲁迅等中国作家和翻译家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