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一封彻夜而就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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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青
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张珏晚年回忆她在宋庆龄身边的15年，始终难忘宋庆龄那封亲自起草、写了一个通宵并签名的证明信，让她送给对外友协的国际友人艾黎。张珏为宋庆龄身处如此境地还敢于坚持实事求是，主动站出来替一位外国朋友作证，尽到一个同志和战友的责任，这种伟大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肃然起敬！
周恩來、宋庆龄和廖梦醒（左一）在机场
那是1968年8月31日夜晚，宋庆龄书房的灯亮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宋庆龄将她彻夜而就的亲笔信递到张珏手里，千叮咛万嘱咐，要她送信路上注意有没有人跟踪;再三关照她早去早回。待张珏回到后海宋庆龄住地，已是中午时分，宋庆龄正忐忑不安地在楼下等着她……
当时宋庆龄虽然得到中央的保护，但仍然受到不少干扰。她所创办的中福会无法开展工作，内心十分忧虑。自顾不暇，她竟还对外国友人伸出援手，这是怎样的患难相助啊！
连接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台
独坐凝思的宋庆龄心情沉重。她的挚友，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北京居所门口被贴了大幅标语，这意味着艾黎在这个非常时期随时都可能灾难临头……
路易·艾黎1927年来到中国，1932年与宋庆龄相识，以后和她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怎能忘记，20世纪30年代中期，她让艾黎在上海愚园路1315弄4号寓所顶层阁楼上设置了那部中共地下组织的秘密电台。1935年10月的一天，电台收到了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率领下，翻越六盘山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由于红军长征后与共产国际的电信联络完全中断，到达陕北后，帮助红军尽快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就成了当务之急。关键时刻，设置在艾黎寓所的宋庆龄的电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36年1月1日，毛泽东电告朱德：“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国际亦有发生联系，这是大胜利。”
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见了宋庆龄，首先感谢她的帮助，使得党中央很快与上海党组织恢复了联系。此后，上海局经常使用设在艾黎寓所的宋庆龄的电台与陕北联系。
1936年5月28日，冯雪峰给中央写信说：“未知国际方面已通电否？此地可设法打通。”当时上海局还未建立电台，冯雪峰显然知道宋庆龄的电台可以“打通”共产国际。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不到一个月，就定时得到外界的消息。
为了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的电台联络，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在1936年2月至7月东征期间，在山西“完成与苏联的通信联络”。1936年6月25日，共产国际书记处联络处主任缪勒尔写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上，详细阐述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信联系恢复的过程：“到1936年6月1日，终于从阿拉木图电台得到消息说，他们已经收到了苏区电台的信号。6月7日，伊尔库茨克电台又收到苏区的信号，此后每天都可以收到并开始转播消息。”6月29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远方电台已通，中央的报告已发出，不久当有回电。”7月2日，中央收到王明回电。当天11时，张闻天致电博古：“国际电台已畅通。”
至此，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才真正建立了电台的直接联络。宋庆龄设在艾黎寓所的电台，也就成为苏联与陕北的重要中转站。张闻天1936年12月5日向莫斯科催款时就在电报中这样询问王明：“你们答应11月底在沪交款，究竟实行了没有？是否交给了孙夫人？”1938年，宋庆龄在艾黎寓所设置的电台与江西苏区和中共中央一直保持联系。
孔祥熙的美国顾问暗助中共
陕北与上海的电信联络建立后，宋庆龄立即开始了一系列对陕北根据地的援助活动：向陕北运送大功率的电台;派遣牧师董健吾“将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传递到陕北”。1936年1月，董健吾应邀到宋庆龄家里。宋庆龄当面交给他一封重要的信件，要他送到瓦窑堡面交毛泽东、周恩来。当信息传来，需要派一位进步记者、一位大夫到西北去时，宋庆龄做了工作，使埃德加·斯诺同意与马海德大夫一起做这次冒险的旅行。长征结束，红军在陕甘宁边区会合后，她便和艾黎开始努力购买和运送大批药品到遥远的西北地区去。
1937年8月，中共领导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为支援八路军战胜困难，1938年6月，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成立。宋庆龄主持的同盟将大批捐款、捐物送给解放区和敌后根据地，并介绍白求恩大夫、印度援华医疗队前往解放区为八路军伤病员服务，还提供了大量物资援助和道义支持。受到援助的除了八路军，还有新四军、东江纵队、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延安洛杉矶托儿所、中央医院、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廖承志生前说过，当年组建和装备新四军时，部队急需的军用电台，就是由保卫中国同盟负责提供的。
宋庆龄又怎能忘记，民族存亡的非常时刻，那些爱国华侨紧缩开支，将省下来的钱捐给设在重庆中国银行的保卫中国同盟名下。然而，要想将这些巨额捐款从国民党的中国银行提出来，设法转往延安，又谈何容易！保卫中国同盟的财务主任廖梦醒就是通过当时在银行担任要职的美国朋友之手，提取现钞，有时一取就是两三麻袋。廖梦醒曾经感叹：“孔祥熙又哪里知道，暗中对我们鼎力相助的恰恰是他的美国顾问呢……”
一次，国外捐献的一台大型X光机运到了重庆。当时，胡宗南的部队封锁陕甘宁边区，边区的医疗器械奇缺。这台X光机如能运往延安，可谓雪中送炭了。为避开陆路干扰，只能借用由重庆飞往延安的美国军用飞机。然而这台X光机体积庞大，根本进不了飞机的舱门。周恩来情急之中找到宋庆龄。
宋庆龄对解放区缺医少药的情况很清楚。按照美国国会通过的第一个拨款援华法案，名义上规定这笔经费是供给中国全国各地区的，然而实际上国统区得到了98%的援助，而解放区所得到的援助还不到2%。保卫中国同盟给这里11个省的人民带来了国际和平医院，成为现代史上最出色的群众卫生机构之一。但是这些医院没有像样的病房，缺少医疗器械，只能使用泥土和稻草盖成的农舍，有的甚至将华北远山中一层层挖掘出来的窑洞当成了天然的病房。农民抬着伤病员，经过崎岖的山路来到这里住院。医院的内科、外科、产科以及别的部门就分散在几英里范围内的村庄里，医生每天徒步或者骑着毛驴去看望病人，药品和医疗器械则装入鞍囊或另用牲口驮运。医疗器材少而珍贵。它们是经过人挑、畜驮、车装、机载，从数千里外的地方运来，或者是用当地粗糙的原材料自制出来。一个中心医院没有X光设备，一个分院没有听诊器都是常有之事。
周恩来为这台运不进来的X光机犯愁，宋庆龄又何尝不心急如焚呢？抗战胜利后，迁到上海、改名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原保卫中国同盟执行委员曾经同美国人多次交涉，甚至找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大声疾呼：“解放区人民也是中国人！”宋庆龄援引美国国会通过的援华法案条款强烈要求“为解放区人民争取他们应得的一份”。情急之中，宋庆龄想起美国将军史迪威身边的杨副官是爱国华侨，当即派她当时的秘书廖梦醒去找杨副官……
其实，史迪威将军对宋庆龄和她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會已有所闻，他正是从宋庆龄身上看到了中国最需要的品质：坚定，大公无私，廉洁，勇敢和富于同情心，在她的身上感受到“中国人民最优秀的品德和最高的希望”，才欣然接受了杨副官的建议，果断下令改造飞机舱门，为那台珍贵的X光机开道……
摆下迷魂阵惊险离沪赴港
窗外，万籁俱寂;灯下，思潮奔涌。宋庆龄怎能不感念那些满腔热忱关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外国朋友！以“国际”这个词来命名和平医院，是因为这些医院建立起来及存在期间所得到的帮助，都来自中国人民的海外朋友。
宋庆龄眼前如过电影般闪现出那些熟悉的身影：美国人乔治·海德姆大夫，整个地区都知道他的中国名字叫马海德，当年经宋庆龄介绍，他从国际和平医院创立之初便在那里工作;理查德·傅莱大夫，奥地利人，于1942年穿越日军设置的防线来到这里，在教学、科研和战地服务中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上海的大医院都因紧缺青霉素束手无策时，他从美国援华会运到陕甘宁边区的医疗物资着手，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试制青霉素，并用于临床。还有从印度来的爱德华、巴苏华、卓克华和木克华大夫，反法西斯德国大夫汉斯·米勒，来自维也纳的F·罗森塔尔大夫，以及来自苏联的安德烈·奥洛夫大夫……宋庆龄怎能不感慨，继白求恩大夫之后，印度的柯棣华大夫于1942年、加拿大的夏理逊大夫于1947年先后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去世……
她又怎能忘记，抗战时期为有利于保卫中国同盟工作的开展，正是艾黎冒着危险亲自护送她躲过虎视眈眈的宪兵、探子的严密监视，登上停泊在黄浦江中准备开赴香港的邮轮。
宋庆龄（前排右二）和张珏（前排左二）人员合影
那是1937年12月31日，中共驻上海代表潘汉年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认为宋庆龄转移到香港去更便于她开展工作。宋庆龄到达香港几个月后，在周恩来的倡议下酝酿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不仅对战区人民实施人道主义救济，而且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服务。
记得动身去香港那天，宋庆龄动了一番脑筋，摆下了迷魂阵。在她上海法租界的寓所里，请来两位外国女友喝茶，造成一切如常的假象，她则悄悄地由保姆护送，从后门出去，搭出租汽车前往位于公共租界的外滩码头，登上那艘挂着外国旗帜的邮轮。借着江边阵阵寒风袭来的凉意，她颇为自然地借挡风的头巾捂住自己的半边脸，然后，一只手自然地搭在艾黎的肩膀上。两人配合默契地显出习以为常的样子，一同踏上船舷的跳板，居然躲过了沿途盘查的军警如临大敌的目光……
多少年后，当她谈到当年并肩作战的外国友人，总会以无限的遐想说起这些往事，语调深沉，沉浸在难忘岁月的追忆中。当年不少外国朋友正是通过她逐步了解中国革命，了解中国共产党，她则从政治上、生活上关怀和帮助他们。其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了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著有《红军照耀的中国》的斯诺和艾黎、马海德等。令她感念至今的，是他们把中国作为第二故乡，在战火连天的日子里，在艰难困苦的岁月中，与中国共产党同生死、共命运，为新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和平事业，作出了忘我的牺牲和巨大贡献。
宋庆龄从往事的追忆中重又回到现实。她想，不能再沉默了，不能眼睁睁看着为中国革命数十年如一日地奉献出自己一切的好同志受误解。她要讲话，替艾黎洗清无中生有的污蔑之词。她说：“我要对中国革命负责，我要对国际主义负责。”她手上那支千钧之重的笔，此刻如大江决堤般奔涌，将她的满腔真情倾泻在信笺上：
“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了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追索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等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解放以后，他支持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写了很多的书、诗与文章。当世界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外国时，他为我们演讲和辩论。解放前和解放后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饶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宋庆龄 1968年8月31日”
窗棂泛白，宋庆龄书房的门打开了，她让在门外等候的张珏将她手里的英文证明信赶紧译成汉语，并将“解放前和解放后，我都了解他，我极端相信他”这些话念给张珏听。她语气沉重地对张珏说：“现在，留在这里的外国朋友都被怀疑为国际特务。我要保护艾黎，他为中国做了不少事。”她郑重地在张珏译好的证明信上签了名。
“由于宋庆龄的保护，艾黎终于平安无事。”张珏感慨地说。
编辑：姚志刚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