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望落差如何影响了企业出口质量

李小平 肖唯楚

摘 要：
以期望落差为切入点，从微观层面探讨决策者主观意愿因素对企业出口质量的影响，运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对企业期望落差与企业出口质量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随着期望落差区间的变化，期望落差与出口质量之间整体上呈现倒U型关系，同时期望落差对出口质量的影响在企业间、地区间和产品间又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对影响机制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研发创新和中间投入品在期望落差作用于出口质量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可为提升我国企业出口质量以实现从出口大国向出口强国转变的战略目标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
期望落差;企业出口质量;研发创新;中间投入品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实现了出口贸易“质”和“量”的双重提升。不断提升中国企业出口质量，对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空间布局以及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都具有深远的战略价值。在此背景下，对出口质量的研究已成为国际贸易研究领域的热点。关于出口质量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包括贸易自由化、FDI、汇率变动、产业集聚、市场竞争、生产要素等;二是政策因素，包括制度环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规制、政府补贴、税收政策、非关税壁垒等;三是企业自身因素，包括生产效率、劳动力成本、中间品进口、出口强度等。但是，现有研究基本上聚焦于客观因素对企业出口质量的影响，鲜有文献关注企业行为中涉及企业决策主观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

企业行为理论（Cyert and March，1963）认为决策者习惯于通过评估当前实际绩效与期望水平的差距来决定后续的行为选择和战略实施，而企业的资源与组织能力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这些行为和战略，那么企业出口质量的提升作为涉及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是否有赖于企业决策主观因素作为基础？又会不会受到企业资源与组织能力的影响呢？近期研究大都关注企业对绩效反馈结果的响应，比如期望差距与企业战略调整的动态关系（连燕玲等，2014）、期望差距对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影响（宋铁波，2017）等，该领域的许多研究都考察了绩效反馈如何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等冒险创新活动（Fiegenbaum，1990;Greve，1998;贺小刚，2017;吕迪伟，2018），并提出处在期望落差状态下的企业会随着业绩的下降而更倾向于参与创新活动。同时，国际贸易研究领域现有文献中有部分学者探讨了企业研发效率、技术生产率等和出口质量之间的关系（Verhoogen，2008;Bastos and Silva，2010;施炳展，2013），那么期望差距是否会通过研发创新又或是其他途径影响企业出口质量呢？

本文将以企业行为理论中的期望落差作为切入点，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测算出企业层面的出口质量，在此基础上考察期望落差对出口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对现有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目前关于出口质量的文献还没有关注到决策者意愿相关的影响因素，也没有文献研究期望落差与出口质量两者间的关系。本文将期望落差和出口质量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探讨了期望落差与企业出口质量之间的关系，以期对出口质量研究做出有益补充。第二，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匹配结果，本文首次从企业主观决策角度对期望落差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随着期望落差区间的变化，期望落差与出口质量之间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这一研究结论为出口质量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第三，为进一步深化对期望落差与出口产品质量关系的认识，本文对企业间、地区间、产品间分类进行了异质性分析，考察了期望落差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差异性。

二、文献与理论假设

期望会影响决策行为（Kahneman and Tversky，1979），期望差距是导致企业变革活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Lant，1992），尤其是处于期望落差状态下的变革更为明显（Greve，2003）。有研究认为企业变革的力度和方向在不同的落差程度上存在差异，因而需要分区间进行分析（Harris and Bromiley，2007）。从临近期望水平的落差区间向远离期望水平的区间转变时，企业的搜寻行为或冒险倾向可能会发生逆转，当企业产出水平距离参考点或期望值越来越远时，决策者会从冒险动机转变为风险偏好中性（Kahneman and Lovallo，1993;Ref Shapira，2017）。在临近期望水平的落差狀态下解决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不需要太苛刻的条件，大部分企业通过局部探索就可以有效改善现状，而当落差扩大到一定程度、处在远离期望水平的落差区间时，局部探索已无法修复企业问题，必须采取利用更多资源与组织能力的非局部探索（Baum and Dahlin，2007），而企业的资源与组织能力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这些后续行为选择。

目前尚未有直接讨论期望落差与企业出口质量间关系的文献，现有关于企业出口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多围绕外部宏观环境和政策因素等方面，从企业自身角度出发的也基本集中在生产率、工资水平、中间品进口等客观因素上，但已有研究涉及了企业家精神等企业主观因素对企业经济（程俊杰，2016）和企业出口活动（李小平等，2017）的影响。期望落差是建立在企业根据自身和行业业绩选择某个心理满意值的基础之上的，也是属于主观因素的范畴，同时期望落差状态下企业面对风险的态度以及创新探索的行为与企业家精神中的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不谋而合，基于此期望落差可能也会对企业出口活动产生影响。进一步地，企业决策者会根据企业实际业绩与心理满意值之间的差距表现出不同的反应进而作出不同的决策，在这样一个由认知影响行为的主观过程中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客观条件，即作为心里满意值而存在的判断标准实际上也是以企业历史业绩和行业其他企业业绩为基础而制定的，这些历史业绩恰好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企业的资源配置状况，而企业的资源配置状况无疑会对企业的出口活动产生影响（祝树龙等，2017;耿伟等，2017;蒋含明等，2019），其中就包括了企业出口质量（王明益，2016;吴艳芳等，2018）。

具体而言，当企业面临不同的期望落差时，影响企业出口决策的意愿和资源是存在区别的（Lin，2014;Xie et al.，2016），意愿和资源会共同作用于企业的出口质量，期望落差与出口质量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取决于企业所处的期望落差区间。一方面，当企业实际绩效小于渴望水平但差距不大时，企业处于临近渴望水平的期望落差区间。基于企业行为理论，期望落差相对较小的状态下，企业运行并未受到实质性损害，为避免企业声誉和地位受到质疑，企业对风险的容忍度更高，更倾向于快速发展提高自身竞争力（March and Shapira，1992），则企业提高出口质量的意愿将会增强。同时，由于实际绩效略低于渴望水平，有理由认为企业只是存在暂时的资源配置不当或管理方式问题（Greve，2003），并不会面临太大的资源紧缺压力，企业仍有能力以较低的成本转移和调配现有资源（宋铁波，2017），从而提高出口质量。也就是说在临近期望水平的落差区间，提高出口质量水平的意愿会随着期望落差的增加而增强，同时，此区间的空闲资源相对于远离期望水平的落差区间而言较充裕，因此，在企业处于临近渴望水平的期望落差区间时，企业有较强的意愿和相对充裕的资源，在两者共同作用下，企业会表现出出口质量提升的趋势。另一方面，当企业实际业绩与渴望水平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即期望落差的值增加，以至于超过某一拐点时，企业进入远离渴望水平的期望落差区间。实际业绩和渴望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会使企业面临生存威胁（Staw et al.，1981），此时企业将会呈现出保持“惯例”的刚性行为，具体表现为信息处理的压缩、集权控制和加强资源保护等避免冒险活动的反应（Mc Kinley，2014）。在远离期望水平的落差区间，提高出口质量水平的意愿仍会随着期望落差的增加而增强，但出于规避风险的倾向，其上升状态将呈现出边际递减趋势，即企业提高出口质量意愿的边际效应会降低。同时，远离渴望水平的期望落差也表明企业经营受到实质性损害，生产力状况进一步恶化，企业缺乏持续提高出口质量的空闲资源，并且转移现有资源的成本也较高。因此，在处于远离渴望水平的期望落差区间时，企业即使有提高出口质量的意愿，也缺乏提高出口质量的资源，两者综合作用最终导致出口质量水平随期望落差的增大而下降即出口质量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1：当企业处于期望落差状態时，其出口质量将会随着期望落差的扩大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即期望落差与企业出口质量之间呈倒U型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及变量测度

根据上述假设，构建本文的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i、k、d、t分别表示企业、产品、出口目的国和年份。αdt为出口目的国和年份的两维虚拟变量，既可以控制仅随出口目的国变化的变量如地理距离，也可以控制同时随出口目的国和时间变化的变量，如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回归方程在估计时并未考虑产品层面的特征，因此借鉴施炳展（2014）的相关理论，本文在估计产品质量时采用分组回归的估计方式，对样本包含的4836种产品逐一进行了回归，因此控制了产品层面的特征。

本文在HS6分位上测算产品质量，参考樊海潮和郭光远（2015）有关论述，对所有产品的替代弹性σ均分别选取5和10进行估计，估计的残差项εikdt满足εikdt=σ-1λikdt，λikdt有关论述，即为产品出口质量。考虑到出口产品价格的内生性问题，参照施炳展等（2014）的方法，本文还将出口产品在其他市场上的平均价格作为工具变量，对产品质量重新进行了估计。

本文在估计时使用的地理距离数据来源于CEPII的GeoDist数据库，采用中国与各国首都的距离作为地理距离，出口目的国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基于指标加总和对比的需要，本文在测算得到出口产品质量后，对出口质量在HS6位码进行标准化处理：

式（1）中的核心解释变量PAGit为期望落差，考虑到期望落差与企业出口质量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故纳入期望落差的平方项。该指标由企业实际绩效（P）与渴望水平（A）之间的差距来衡量。当渴望水平（A）大于实际绩效（P）时，两者之间的差距A-P表示企业并未实现渴望水平，即期望落差（PAG）。具体的测算式为：

其中，企业实际绩效P选取生产者最为关心的盈利指标销售利润率（ROS）作为代理指标（Audia et al.，2000）。渴望水平A由历史渴望水平（HA）和社会渴望水平（SA）的线性组合构成（Bromiley and Harris，2014），其计算公式为：

式（1）中的控制变量集X包括：企业年龄指标（lnage）为当年年份减去成立年份加1后取对数值，年龄对企业可能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年龄意味着学习曲线效应和生产技能的积累，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加，企业潜力和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动力会减弱，因此企业年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不确定。劳动力成本（lnwage）为应付职工薪酬取对数，企业规模（lnscale）为从业人数取对数，以上三个指标控制了企业年龄、工资水平和规模大小对出口质量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tfp），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的缺失，无法利用2008年后的数据测算OP法和LP法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在基准回归中采用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公式为：ln（工业总产值/从业人数）-资本贡献度×ln（固定资产规模/从业人数），其中资本贡献度取值为1/3，在后续分析中将会用OP法下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稳健性检验;中间品投入（lninput），借鉴陈林（2018）的方法，以存货作为中间投入品的代理变量，中间品投入比重=ln存货-存货中的产成品/存货;融资约束（finance），为避免内生性问题，借鉴肖文等（2019）的方法，利用企业年龄和规模构造SA指数以度量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SA=-0. 737×scale+0. 043×scale2-0. 04×lnage;出口规模（lnexportsize），出口额与销售额的比值取对数;竞争程度（HHI），三分位下的赫芬达尔指数;省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企业所在省份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以控制企业所在地区经济规模对出口质量的影响。βm为常数项，ui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数据来源及分析

本文使用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两个数据库的时间跨度均为2000-2013年。其中，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涵盖了工业制造业范围内全部国有企业以及销售额500万元以上的其他非国有企业，主要涉及相关企业的基本信息、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和财务指标等;海关数据库记录了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企业、进出口海关等信息，为了研究的需要，将每家企业在产品层面（HS6位码）按照出口类别将月度数据加总为年度数据。本文的研究重点是考察期望差距对企业出口质量的影响，考虑到数据库中的原始数据在统计上及获得过程中可能存在缺漏值或错误记录，为尽量减少数据缺失或错误对关键性指标造成的不利影响，对合并数据进行了二次筛选：删除成立时间以及企业年龄不合理的企业样本;删除贸易额、固定资产净值、从业人数中任何一项存在缺漏值、零值或负值的企业样本。经过匹配和删除一些数据后，得到2000-2013年间13128家制造业出口企业的67400个观测值，研究 2000-2013年出口企业相关数据对企业出口质量的影响。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四、实证检验

（一）基准回归分析

在具体检验之前，为确保模型估计的一致性和有效性，本文对数据做如下处理：（1）采用Winsor统计办法进行收尾1%的缩尾处理，避免极端值对计量结果的影响;（2）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对交互项中的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3）对所有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诊断，膨胀因子值均小于2，远远小于10，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基准回归中选用的均为σ=10的出口质量，表2列示了检验期望落差与企业出口质量之间关系假设的检验结果，采用企业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第1-3列中依次加入主效应、控制变量、年份固定效应。估计结果显示，期望落差PAG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其平方项PAG2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在样本观察期内，期望落差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呈倒U型关系，与假设1相符，假设1的结论得到支持。

在数据初步整理中发现，保留下的76282个观测对象中处在期望落差状态下的为67400个，占比约为88%，说明对于期望落差状态企业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进一步地，根据基准回归大致可以推断出倒U型曲线的拐点处在PAG=0. 76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可以以0. 76为分界点划分出临近渴望水平的落差区间和远离渴望水平的落差区间，对比期望落差均值0. 10可以看出大部分期望落差状态的企业都处在临近渴望水平的落差區间，即期望落差会对企业出口质量产生促进作用的阶段，这与我国目前企业出口质量不断提高的现状相吻合，同时也为我国企业进一步提高出口质量，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提供了一些思路。

（二）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

由于期望落差是以企业业绩作为参考标准得出的，而企业的出口质量可能会通过对业绩的影响进而影响期望落差，两者存在互为因果的可能性，同时还可能存在测量误差和遗漏变量等情况，本文采用多种方法以削弱模型估计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表3第1列采用企业所在行业的其他企业期望落差的平均水平作为企业期望落差的工具变量。首先，企业出口质量会通过业绩影响期望落差，两者存在逆向因果关系，故选取企业所在行业中其他企业期望落差的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以解决内生性问题;其次，企业所在行业的其他企业期望落差的平均值与企业的期望落差水平相关，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再次，行业中其他企业期望落差的平均值并不会影响到该企业当年的出口质量水平，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识别不足检验统计量的P值为0. 0000，拒绝工具变量不可识别的原假设，弱工具变量检验统计量为128. 815，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工具变量个数和内生变量相同，故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另外本文借鉴绩效反馈研究中常见的方式，第2列将期望落差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Lemmon and Lins，2003;Chen and Miller，2007）;第3列将期望落差滞后三期的均值作为解释变量（李溪等，2018）;结果均显著。

表4第1列采用指标替换进行稳健性检验，将基准回归中σ值为10的出口质量替换为σ值为5的出口质量，并将全要素生产率替换为OP法下测算的生产率。由于2010年以后的数据存在大量缺失值和重复值，为证实基准回归中结论的准确性，第2列采用剔除2010年份数据后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第3列选取出口额占销售收入40%以上的企业样本，回归结果均显示期望落差二次项显著为负，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证明了本文假设1结论的可靠性。第4列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加入期望落差的三次项，回归结果显示期望落差三次项系数不显著，排除了期望落差与出口质量间非线性关系为N型的可能性，进一步证实了期望落差与出口质量倒U型关系的结论。

（三）异质性分析

1. 不同地区企业分样本回归

表5列示了不同地区企业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期望落差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倒U型曲线仅对东部地区企业成立。东部地区企业在地理位置、要素禀赋、信息技术等各方面都拥有绝对的天然优势，当企业处在期望落差状态时其改变现状的意愿会非常强烈，同时东部地区的企业家具有强烈的“企业家精神”，而西部地区的企业正好相反，因此期望落差这一主观意愿因素对西部地区企业的出口质量可能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2. 不同所有制企业分样本回归

不同的产权性质将对企业面临期望落差时的反应产生不同影响（贺小刚等，2016），本文将企业按照所有权性质划分为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三大类，表6列示了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分样本回归，回归结果显示，期望落差与出口质量间的倒U型关系存在于民营和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中倒U型关系不成立。

原因可能在于国有性质企业与政府间具有天然的关联，企业是否存在政治关联会影响企业的决策行为（贺小刚，2017），国有性质企业的发展由于政府战略规划等因素的影响，并不完全受经济因素支配，而私人所有性质的企业和外资性质的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则更为强烈。当企业处在临近渴望水平的期望落差区间时，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有更强烈的意愿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当企业处在远离渴望水平的期望落差区间时，企业的运行管理存在某些较大的问题，很可能缺乏能够用于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空闲资源，调动资源的成本也更高，同时，由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缺乏国有企业所具有的“政府兜底”优势，在企业面临问题时会更倾向于规避风险的保守战略，从而提升企业出口质量的意愿相对较低。基于此我们也将国有企业期望差距一次项和三次项分别与出口质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的期望差距与出口质量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前述分析中提到的国有企业发展运行并不完全受经济因素影响尤其是企业自身主观意愿影响的结论。

同理，建立式（11）-（13）检验中间投入品的中介效应：

其中，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中间投入合计指标缺失较多，本文以存货作为中间投入品的代理变量（陈林，2018），中间投入=log存货-存货中的产成品/存货

（三）实证分析

表8第1-3列为研发创新的中介效应，第1列中系数c为负，表明解释变量PAG对被解释变量

quality的总效应为倒U型，第2列的系数a和第3列的系数b分别为负和正，表明解释变量PAG与中介变量tfp呈倒U型并且在控制了解释变量PAG的影响后中介变量tfp与被解释变量quality正相关，ab的符号为负，与c的符号一致，参照温忠麟（2004）的方法对回归结果中不显著的系数a进行Sobel-Goodman检验，p值均小于0. 05，符合检验要求，该结果验证了期望落差通过研发创新这一间接路径对企业出口质量产生影响，假设2得到验证。表8第4-6列为中间投入品的中介效应，第4列中系数c为负，表明解释变量PAG对被解释变量quality的总效应为倒U型，第5列的系数a和第6列的系数b分别为负和正，表明解释变量PAG与中介变量lninput呈倒U型并且在控制了解释变量PAG的影响后中介变量lninput与被解释变量quality正相关，ab的符号为负，与c的符号一致，具有明显的中介效应，该结果验证了期望落差通过中间投入品这一间接路径对企业出口质量产生影响，假设3得到验证。

六、结论

本文认为当企业面临不同的期望落差时，企业提高出口质量的意愿和资源是存在区别的，而意愿和资源会共同作用于企业的出口质量。并且，期望落差与出口质量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取决于企业所处的期望落差区间。具体结论如下：（1）当企业处于期望落差状态时，企业出口质量将会随着期望落差的扩大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即期望落差与企业出口质量之间呈倒U型关系，我国目前大部分企业处在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2）通过异质性分析认为期望落差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会因企业类型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从所有制性质来看，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期望落差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间呈倒U型关系，而国有企业由于受政策性因素影响较大，其期望落差与出口质量间并无显著的相关性;从所处地区来看，期望落差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倒U型关系仅对东部地区企业成立。从质量水平来看，低质量企业的期望落差和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高质量企业的期望落差对其出口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中介效应分析证明了期望落差并不是直接作用于企业出口质量，而是会通过企业研发创新和中间投入品对企业出口质量产生间接的影响。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1）出口质量的提升作为企业出口决策的重要一环，必须考虑企业实际业绩与预期之间的差距，判断自身是否处在出口质量提升的合理区间，以使企业决策更符合其实际状况。由于我国大部分企业处在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期望落差的适当扩大反而会对出口质量产生正向影响，应该利用这一特性，进一步提升我国企业的出口质量。（2）增加企业研发投入，加快企业技术创新是一项正确的政策措施。现代企业应该构建具有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形成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队伍，成为具有创新优势的企业，利用创新驱动在出口竞争中取得先发优势。（3）提升中间投入品价值，充分发挥中间投入品对出口质量的积极作用。我国本土企业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企业要重視中间投入品的使用，通过在生产中使用中间投入品进而学习和吸收其中的部分技术并将其内化为企业的生产力，以达到优化企业要素配置、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陈林，2018：《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问题再探》，《经济评论》第6期。[Chen Lin，2018，Research on the Use of China"s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Economic Review，6. ]

[2] 程俊杰，2016：《制度变迁、企业家精神与民营经济发展》《经济管理》第8期。[Cheng Junjie，2016，System Changes，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Economic Management，8. ]

[3] 樊海潮、郭光远，2015：《出口价格、出口质量与生产率间的关系：
中国的证据》《世界经济》第2期。[Fan Haichao and Guo Guangyuan，2015，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ort Prices，Export Quality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a，World Economy，2. ]

[4] 耿伟、廖显春，2017：《要素市场扭曲与企业内资源配置—基于多产品企业核心产品出口比重的研究》，《财贸经济》第10期。[Geng Wei and Liao Xianchun，2017，Distortion of the Factor Market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within the Enterprise：
A Study based on the Proportion of Core Products Exported by Multi-Product Enterprises，Finance and Trade Economy，10. ]

[5] 贺小刚、邓浩、吕斐斐、李新春，2017：《期望落差与企业创新的动态关系——冗余资源与竞争威胁的调节效应分析》，《管理科学学报》第5期。[He Xiaogang，Deng Hao，Lv Feifei and Li Xinchun，2017，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ectation Drop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Analysis of the Regulating Effect of Redundant Resources and Competitive Threats，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5. ]

[6] 贺小刚、连燕玲、吕斐斐，2016：《期望差距与企业家的风险决策偏好——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管理科学学报》第8期。[He Xiaogang，Lian Yanling and Lv Feifei，2016，Looking Gap and Risk Decision Preference of Entrepreneurs：
Based on Data Analysis of Chinese Family Listed Companies，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8. ]

[7] 蒋含明、石明，2019：《要素市场扭曲对制造业出口能源消耗的影响研究》，《华东经济管理》第1期。[Jiang Hanming  and Shi Ming，2019，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storted Factor Markets on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Manufacturing Exports，East China Economic Management，1. ]

[8] 康志勇，2015，《中间品进口与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研究：
“扩展边际”抑或“集约边际”》，《国际贸易问题》第9期。[Kang Zhiyong，2015，Important Imports and Chinese Enterprises" Export Behavior Studies：
“Expanding Margins” or “Intensive Margins”，International Trade Issues，9. ]

[9] 李小平、李小克，2017：《企业家精神与地区出口比较优势》，《经济管理》第9期。[Li Xiaoping and Li Xiaoke，2017，Entrepreneurship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Regional Exports，Economic Management，9. ]

[10]连燕玲、贺小刚、高皓，2014：《业绩期望差距与企业战略调整——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第11期。[Lian Yanling，He Xiaogang and Gao Wei，2014，Performance Expectation Gap and Corporate Strategy Adjustment：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Management World，11. ]

[11] 吕迪伟、蓝海林、陈伟宏，2018：《绩效反馈的不一致性与研发强度的关系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第4期。[Lv Diwei，Lan Hailin and Chen Weihong，2018，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nsistent Performance Feedback and R&D Intensity，Nankai Management Review，4. ]

[12] 李國璋、戚磊，2011：《离岸和本土中间投入对中国工业行业生产率的影响》，《中国工业经济》第5期。[Li Guozhang and Qi Lei，2011，The Impact of Offshore and Indigenous Investment on the Productivity of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China Industrial Economy，5. ]

[13] 李溪、郑馨、张建琦，2018：《制造企业的业绩困境会促进创新吗——基于期望落差拓展维度的分析》，《中国工业经济》第8期。[Li Xi，Zheng Xin，and Zhang Jianqi，2018， “Does the Performance Dilemma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Promote Innovation——Analysis Based on Expansive Expansion Dimensions”，China Industrial Economy，8. ]

[14] 沈国兵、于欢，2019：《. 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中间品进口抑或资本品进口》，《世界经济研究》第12期。[Shen Guobing and Yu Huan，2019，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hinese Enterprises" Export Products：
Import of Intermediate Goods or Capital Goods，World Economic Research，12. ]

[15] 宋铁波、钟熙、陈伟宏，2017：《期望差距与企业国际化速度：
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中国工业经济》第6期。[Song Tiebo，Zhong Xi and Chen Weihong，2017，Expectation Gap and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Speed：
Evidence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China Industrial Economy，6. ]

[16] 施炳展，2014：《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
测度与事实》，《经济学（季刊）》第1期。[Shi Bingzhan，2014，The Heterogeneity of Chinese Enterprises" Export Products：
Measurements and Facts，Economics （Quarterly），1. ]

[17] 施炳展、王有鑫、李坤望，2013：《中国出口产品品质测度及其决定因素》，《世界经济》第9期。[Shi Bingzhan，Wang Youxin and Li Kunwang，2013，Measurement of China"s Export Product Quality and Its Determinants，World Economy，9. ]

[18] 施炳展、邵文波，2014：《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测算及其决定因素——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的微观视角》，《管理世界》第9期。[Shi Bingzhan and Shao Wenbo，2014，The Measure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Export Product Quality and Its Determinants——A Micro Perspective on Cultivating New Advantages of Export Competition，Management World，9. ]

[19] 吳艳芳、王明益，2018：《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基于中间品价格扭曲的视角》，《南开经济研究》第1期。[Wu Yanfang and Wang Mingyi，2018，Upgrading the Quality of China"s Export Produ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tortion of Intermediate Prices，Nankai Economic Research，1. ]

[20] 汪建新、贾圆圆、黄鹏，2015：《国际生产分割、中间投入品进口和出口产品质量》，《财经研究》第4期。[Wang Jianxin，Jia Yuanyuan and Huang Peng，2015，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egmentation，Intermediate Input Import and Export Product Quality，Finance and Economics Research，4. ]

[21]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2004：《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心理学报》第5期。[Wen Zhonglin，Zhang Lei，Hou Jietai and Liu Hongyun，2004，Intermediate Effect Test Procedur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Journal of Psychology， 5. ]

[22] 肖文、薛天航，2019：《劳动力成本上升、融资约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世界经济》， 第1期。[Xiao Wen and Xue Tianhang，2019，Rising Labor Costs，Financing Constraints，and Changes in Corporat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World Economy，1. ]

[23] 祝树龙、赵玉龙，2017：《资源错配与企业的出口行为—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金融研究》第11期。[Zhu Shulong and Zhao Yulong，2017，Mismatch of Resources and Export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Financial Research， 11. ]

[24] Audia， P.  G.  ，E.  A.  Locke and K. G. Smith， 2000，The Paradox of Success：  An Archival and a Laboratory Study of Strategic Persistence Following Radic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3（5）：
837-853.

[25] Baum，   J.  A.  C.  and K.  B. Dahlin， 2007， Aspiration Performance and Railroads Patterns of Learning from Train Wrecks and Crashes，  Organization Science， 18（3）：
368-385.

[26] Bromiley，   P.  and J. D. Harris， 2014， A comparison of Alternative Measures of Organizational Aspiration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5（3）：
338-357.

[27] Cyert，   R . M.， and J. G. March， 1963， 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 NewYork：
Prentice-Hall.

[28] Chen， W. R.， and K. D. Miller，2007，Situ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Firms R&D Search Intensity，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8（4）：369-381.

[29] Fan Haichao， Yao Amber Li and Stephen Yeaple， 2015， Trade Liberalization， Quality， and Export Pric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7（5）：
1033-1051.

[30] Fan Haichao， Xiang Gao， Yao Amber Li， et al.， 2018，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markups：
Micro evidence from China，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6 （1） ：103-130.

[31] Flan，  H. and E. Helpman， 1987， Vertic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North-South Trad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7（5）：
810-822.

[32] Fiegenbaum，  A.， and H. Thomas， 1990， Strategic groups and performance：
the U. S. insurance industry， 1970-1984，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1（3）：
197-215.

[33] Greve，  H. R.， 1998， Performance， Aspirations， and Risky Organizational Chang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3（1）：
58-86.

[34] Greve，  H. R.， 2003，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from Performance Feedback：
A Behavioral Perspective on Innovation and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35] Harris， J. and P. Bromiley， 2007， Incentives to Cheat：
The Influence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on Financial Mis-Representation， Organization Science， 18（3）：
350-367.

[36] Kahneman， D. and A. Tversky，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2）：
263-291.

[37] Khandelwal，  A.， 2010，The Long and Short Quality Ladder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77：
1450-1476.

[38] Kahneman，  D. and D. Lovallo， 1993， Timid Choices and Bold Forecasts：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on Risk Taking， Management Science， 39：
17-31.

[39] Krugman，  P. R.， 1979， Increasing Return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4）：
1-20.

[40] Koenig， P.， 2009， Agglomeration and Export Decisions of French Firm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6（3）：
186-195.

[41] Lin，M. T.， 2014， How Do Managers Decide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es？ -The Role of Organizational Slack and Performance Feedback，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49（3）：
396-408.

[42] Lant，  T. K. and S. J. Mezias， 1992，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model of convergence and reorientation， Organization Science， 3（1）：
47-71.

[43] Lemmon， M. L. and K. V. Lins， 2003， Ownership Structure，Corporate Governance，and Firm Value：
Evidencefrom 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J]. Journal of Finance， 58（4）：
1445-1468.

[44] March，  J. G. and Z. Shapira， 1992， Variable Risk Preferences and the Focus of Atten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9（1）：
172-183.

[45] Mckinley，  W.， S. Latham and M. Braum， 2014， Organizational Decline and Innovation：
Turnarounds and Downward Spiral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39（1）：
88-110.

[46] Ref，   O. and Z. Shapira，2017， Entering New Markets：
The Effect of Performance Feedback Near Aspiration and Well Below and Above I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8（7）：
1416-1434.

[47] Staw，  B. M.， 1981， The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to a Course of Ac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6（4）：
577-587.

[48] Schott，  P.， 2004， Across-Product Within-Product Specia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Quarterly Jourrual of Economics， 119（2）：
647-678.

[49] En Xie， Yuanyuan Huang， Mike W. Peng and Guijun Zhuang，2016， Resources， Aspirations， and Emerging Multinationals， Journal of Leadership & Organizational Studies， 23（2）：
144-161.

How Does Aspiration Drop Affect the Export Quality of Enterprises？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Chinese Micro-enterprise Data

Li Xiaoping and Xiao Weichu

（School of Economic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Abstract：
This article， by making use of the aspiration drop as a starting point，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mpact， at the micro level， of the subjective willingness factors on the part of the decision-makers on the export quality of enterprises. The authors， employing the data from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Customs offices in China during the 2000-2013 period， conduct an empirical tes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spiration drop of enterprises and their export qua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aspiration drop， there exist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spiration drop and the export quality concerned.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act of the former on the latter exhibits a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among enterprises， regions and products.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indicates that R & D innovation and intermediate inputs exert an intermediary effect in the process of aspiration drop affecting export qualit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article provides useful idea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xport quality in Chinese enterprises， so as to achieve the strategic goal of transforming the country from a ‘major exporter to a ‘powerful one.

Key Words：
Aspiration Drop; Export Quality; R&D Innovation; Intermediate Input

責任编辑 郝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