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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行

    时间:2020-10-28 03:57:4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羽瞳

    1

    飞机已经延误了七个小时。机场广播通知领碗面和矿泉水时,我正在想我哥。我哥死了,四五年了,意外事故,他在外地修古城墙,掉进挖土机挖出的沙坑里憋死了。工地说是失足,警察也说是失足。失足这个词用得好。我妈去世后没几年,我爸因为高温作业中暑,彻底失去了劳动能力,钳工做不成了,只能打扫卫生搞搞后勤。那时候我念高中,嗓子好,天津曲校来学校挑苗子,一眼相中了我。我跟我哥商量说我想去曲校学大鼓,反正我念书也欠奉,学费我自己挣,进学校唱一阵儿就能出去走穴,还能补贴家用。

    我哥给了我一耳光,说唱大鼓是下九流,唱了就成了失足少女,从此就不是正经姑娘了。曲校没考成,大学也没考上,我哥非逼着我复读,他一边念书一边打工,供自己也供我。

    任谁也没想到,我没当成失足少女,他却失足丢了性命。

    我决定不复读了,到底去了曲校唱大鼓。我妈去世的时候,我觉着我是全天下最惨的那个,爸中暑倒在医院大小便失禁的时候,我在最惨的右上角加了个平方,我哥被沙坑憋死的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人类会发明写作倒八、读作无穷大的数学符号。

    我要去西安,飞机票是师兄给报销的。从曲校毕业后我还没来得及失足,就尝遍了失业的滋味儿。京津一家独大藏龙卧虎,东北唯二人转独霸一方,我在沈阳混了两年,白天在大学城卖奶茶,晚上赶上谁家打开场板儿的头疼脑热,我去谁家帮人家招揽生意圆粘子。正当我因为要交不起房租被房东踢出筒子楼时,师兄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这边儿缺人,你来不来?”

    师兄是个东北人,东北逗哏,一张嘴自带喜剧包袱,他还没靠我赚到钱,先自掏腰包搭了张机票。师兄不比我混得好,图便宜,给我买了张小公司的二折特价票,半路经停石家庄,按准点儿本该半夜在咸阳机场降落。不料临起飞沈阳下了场雨,这家航空公司势力财力都有点儿不敢恭维,延误起飞后一拖再拖,干脆排不上次序。我在椅子上坐了七个小时,闲得我在肚子里默唱了二十多遍《渔舟唱晚》。

    座位对面的女人吃完了火腿肠、卤蛋、鸡爪子,方圆五米如同开了家熟食店。我瞥她,她护食,过没多久干脆脱了鞋横躺在长椅上打盹儿。旁边小情侣卿卿我我了七个钟头,腻乎得比卤蛋还够味儿。女孩枕着男孩的大腿,再往下秃噜一会儿就该滑座位底下去了。我瞥她,她护男人,干脆开始和男朋友抱着啃。再对面几位农民工兄弟商量从西安转机去拉萨修庙,商量了三四遍后谁也不说话了,年轻些的一趟趟长途跋涉去抽烟,年长的打开抖音大声外放,听得我脑袋突突地跳。

    孤家寡人的我干脆塞着耳机想我哥,我哥没坐过飞机,他连长途火车都没坐过。

    机场广播念到我的航班号时我还兴奋了一下,谁知道是通知旅客取矿泉水和方便面。我拖着行李箱排队领吃的,其实我不想吃,我就是觉着不占点便宜实在便宜了航空公司。航空公司给我发了第三条短信,从“起飞时间未知”,到“起飞时间凌晨一点”,再到“石家庄至西安后半程取消,航班明日安排”,看得我一次比一次镇静,一次比一次想活剐了省钱坑师妹的大师兄。

    我把手机按灭,又打开,确认了一次信息,“不飞了。”

    “啊?”身后一哥们儿语气比我还垮,“啥玩意儿就不飞了?”

    我转过身搭话,我已经七个钟头没说话了,对于一个吃开口饭的人来说,这是毁灭性的憋屈。我说,“不是不飞,沈阳还飞,飞到石家庄降落,航空公司安排住处,后半程明天再安排。”

    那哥们儿一脸茫然,“谁说的,你咋知道?”

    我把手机给他看,“没给你发短信?”

    “我头一次坐飞机,不懂啊,”那哥们儿直抓头发,“机票不是我买的,留的不是我电话。”

    我只觉心底一股对自己也对对方的同情油然而生,明明旅途还没开始,我已经快被羁旅他乡的落寞和他乡遇故知的喜悅淹没了。

    “那一块儿吧,”我说,“搭个伴儿,你是一个人吧?”

    “一个一个,”他连连点头,“哎,太好了,再不说话我就该憋死了。”

    我一边领方便面一边想,行,赶上个话痨。真行,一碗方便面就把人打发了不说,还不是我爱吃的口味。

    十分钟后我知道了他叫迟超,比我哥还大五六岁,我俩并排坐在长椅上看电子屏,他捧着碗儿面吃了个天昏地暗,速度之快令我怀疑他从中午开始就没吃过东西。

    我把我没开封的碗儿面递过去,“够吃吗?”

    “够了够了,”迟超把汤都喝了个干净,纸桶被他捏扁扔进垃圾桶,“你不饿啊?”

    我剥了颗大白兔奶糖,又递给他一颗,“胃都延误木了。”

    他拿糖的动作有点儿迟疑,糖纸是被他活撕开的,糖从糖纸里蹦出来,掉在地上弹了两下。

    我又拿出一颗,“别吃了。”

    “没事儿,”他拿起来吹吹扔嘴里,“不好意思啊,好几年没吃过糖了。”

    我说,“你几点来的?”

    “一点,”一说这话他翻了个白眼儿,“五点多的飞机,一点我就到了,还不能抽烟,谁知道现在十二点多了还没飞。”

    我差点儿噎着,“哥你来这么早干啥?”

    “我妈怕我进不来啊!正午睡呢给我从床上薅起来了。”那颗糖在他嘴里不自在地左突右进,“你呢,啥时候到的?”

    我疑惑为啥他妈怕他进不来机场,“三点多吧,从沈北过来还以为时间能长点,在白塔河等电车的时候就开始掉雨点。旁边老大爷还安慰我,没事儿,一会儿就停了,肯定能飞。”

    “沈北啊?大学城?”他被糖粘了牙,“当时我出来的时候路过你们学校,心说这破地儿犄角旮旯的挨着监狱,咋还能有个学校呢?”

    他起身装作扔糖纸,背对着我偷偷把糖吐了,我眼尖,干我们这行儿的都眼尖,站台上,台底下谁乐意听谁不乐意听一眼能瞧出来。我装没看见,心说瞧我这运气,搭话还搭了个刑满释放人员。

    我说,“我都不知道我学校附近有个监狱。”

    “不远,再往北,坐245半个小时,”他坐回来,指着我,“你真不吃啊?我给你接水?”

    我装作不经意地重新打量他,个子不算高,挺白净,眼睛不小,算得上端正,甚至人畜无害,看人目光里什么都没有,跟我哥似的,有种疏离的坦荡和自然而然的熟悉。

    估计是年少不懂事把人砍了,我心想,我初中同学因为打架斗殴都进去俩了,这哥们儿也没啥例外。

    我不太想继续这个话题,又掩饰不住好奇。迟超说,“你是干啥的?”

    “唱大鼓的,”我说,“我不在沈北上学。”

    “大鼓?二人转还是啥?现在谁还听那玩意儿?”他说,“去西安找工作?”

    “差不多吧,”我有点不愉快地盯着手里的特价机票,“哥你说得对,要是有人听我就买头等舱了。”

    迟超被我堵了一下,他抓抓头发,“我不是那个意思,哎,可能我在里头待了三年,跟不上时代节奏了,刚出来我特高兴,哎,我QQ号没被盗!结果人家告诉我,现在都不用QQ了。”

    我比他还不好意思,“也不是,我还用……”

    身后有位穿衬衫打领带的眼镜男高声打电话投诉,“一个小时前我就给你们打了电话,你们占线,这一个小时我不停打,刚才那个女的说要给我个解决方案,请问方案呢?刚才不是你接的电话?那你把接电话的给我转接过来!”

    迟超听了一会儿,小声嘟囔,“投诉有啥用,接电话的要是能让飞机现在起飞,他就不在那边接电话了。”

    我有点想笑,迟超见我笑了,点开手机视频递给我看,“你是手艺人,我也是,你看哥的花式表演。”

    视频上是他坐在缝纫机后头缝沙发垫,走线之笔直动作之流畅速度之惊人令我目瞪口呆,视频七秒钟,七秒钟他给一整个沙发垫纳好了边。我打心底钦佩,“真牛啊,你现在干这个?”

    他说,“这我刚出来录的,在里头三年,净干这一件事儿了,能不牛吗?”

    我特别想捂脸苦笑,这位话痨怕是三年憋得够呛,又说,“进去之前我还有个对象来着,比我大七岁,都快结婚了,宣判的时候我在被告席回头,你猜我说啥?”

    我发挥我的职业道德,配合他的眉飞色舞,“找个好人嫁了吧。”

    “还真是这句,我当时觉得我老帅了,可潇洒了!”他更眉飞色舞了。

    机场里飘荡着一股方便面味儿,吃饱了的人群稍稍打破了午夜的沉寂,打电话投诉的改成和邻座投诉,小情侣腻在一起说着我都能听得见的悄悄话,霸占一排座椅睡觉的睡醒了也不起来。落地窗外的停机坪一片漆黑,地上的指示灯代替了星辰的影子。我在玻璃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很少在午夜的寂静中听到这么多人一同窃窃私语。

    迟超目不转睛地目送打扫卫生的老头老太拎走半人多高的垃圾袋,那里面都是泡面桶和没喝完的泡面汤,他嘀咕,“得给他们加钱,这得老沉了。”

    “飞机经常延误,他们都习惯了。”我说,“都得生活。”

    “都得生活”,这是我哥的口头禅,我哥这人时常吃亏上当,地铁里装聋哑人骗钱的把戏不知道成功骗过了他多少次。每次被我教训后,他都用这句话安慰自己,仿佛这样所有人就都能得到安慰。我低头盯着鞋尖,寂静和嘈杂相生相克,疲倦令寂静变得躁动,令嘈杂变得迟缓。寂静和嘈杂的夹缝仿佛孤身一人的殡仪馆。我去过两次殡仪馆。

    我哥死时我没哭,在太平间认尸时我也没哭,出殡时没哭,我哥被推进火化炉我仍然没哭。我哥有个女朋友,到他死我才知道他有个女朋友,她倒是一直知道我哥还有我这么个妹子。差点儿成为我嫂子的女生哭得很文艺也很矜持。她对我说,“你哥的钱都用来养你,你的心怎么这么狠。”

    我觉着我就像被堤坝截住的河水,等待着山呼海啸的蚂蚁啃食水泥和砖石。眼镜在忙乱中不知被我随手丢哪儿去了,我睁着高度近视的眼睛,高度近視的视野令准嫂子的脸模糊不清。模糊不清的准嫂子是很美的,美得梨花带雨。准嫂子走了,我哥留在了殡仪馆,第七层左数第五个格子。人们都走了,我在长椅上坐下,密密麻麻的格子虚化成被蚂蚁蛀蚀得千疮百孔的堤坝,我坐着,忙乱的盛夏和忙乱的葬礼令我散发着忙乱的汗酸味。

    我听清了准嫂子的画外音,“他的钱都用来养你,我的钱都用来养他。”

    这就是我哥弥留之际的生活。

    新的登机口挺远,要上楼,扶梯也停了。我从未在凌晨三点多如此精神活跃,困过了头反而兴奋,手指都在细微地发抖。迟超倒是习惯得多,他是夜行动物,给KTV看一宿场子依然精神百倍。他拖着我的箱子在前头走得飞快,我踩着小高跟鞋跟着跑。箱子是他主动接过去的,也是我主动递给他的,箱杆握进他手里的时候,他脸上肌肉有一瞬间的放松。

    我捏着皱巴巴的机票,登机口排了一串长龙,我和迟超夹在中间。他低着头研究我箱子上的卡贴,我看多了《旺角监狱》和《大追捕》一类的电影,斟酌了半晌措辞,终于忍不住问,“里头有人欺负你吗?”

    他同时指着卡贴,“段奕宏?”

    我俩都愣了一下,话茬还是撞在一起,“你还认识老段?”“你也太小瞧你哥我了。”

    我说,“我可喜欢老段了,尤其喜欢他演的警察。”

    迟超抓了抓头发,我从自己未落的话音里琢磨出一丝别扭,大师兄曾经说我不太适合唱大鼓,应该去说相声,说话往人腰眼子上捅。

    队伍开始移动,准备登机了。他还拖着我的箱子,又要接我的包。我说,“没事儿,不沉。”他点点头。每次登机前我都会紧张,我害怕一切没着没落的东西,从我哥死后就成了这样。我哥死后我总是想象我哥死前的状态,脚下踩空失重,陷入沙堆挣脱不得,从上至下倾泻的沙土掩住口鼻,代替空气进入肺部,闷死,呛死,这两种哪种也不好受。坍塌和陷落的恐怖令我手脚冰凉,恐惧和巨大的悲伤吞噬四肢百骸。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甚至无法乘坐电梯,躺在宿舍上铺睁着眼,成宿成宿无法入眠。

    我哥死前一星期,给我打了最后一通电话,他手机坏了,特别卡,说想买个新的,还舍不得。我一边跟幂函数较劲,一边愤愤不平,“你要是不让我复读不就有钱了,曲校贵是贵,我能贷款也能演出赚钱不是?”

    我听了半天我哥的呼吸声,笔在练习册上无意识地写了几个前后不搭的公式。我不想道歉。我哥说,“你以为赚钱那么容易?”

    我下意识想反驳,他又说,“等城墙修好了,哥领你坐飞机见识见识,从上头俯视肯定和从墙根儿底下仰视不一样。”

    我把到了嘴边的话咽回去,“行了,就你修的那小破城墙,飞机上瞅不见。”

    迟超的座位在我斜前方,隔着过道。他坐在紧急逃生口那一排,空姐温柔地问他可不可以在危险发生时先协助其他乘客逃脱,他似懂非懂地点头,茫然地翻看逃生手册。空姐走了之后他回头问我,“这是给我机会当英雄吗?”

    我也坐过那个位子,坐在那儿就感觉飞机失事的概率比平时高了一倍,我说,“你就当是。”

    他忙不迭摇头,“还是别了。”

    坐在我旁边的大哥一身的牛粪味儿,熏得我有点头晕。飞机起飞时的失重像是要把我浑身的血液抽离躯壳,我闭上眼睛又睁开,努力不去想我哥临死的样子。迟超在这时回头,盯了我一眼,说,“耳朵里难受。”

    我说,“把嘴张开。”

    他转回去,我看见他张开嘴,用手指揉了揉耳朵。邻座大哥问,“你老公?”

    “我哥,”后半夜,机舱里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窗外也漆黑,城市灯火渐渐离我而去,摇曳如烛。我升上半空,在气流巨大的嗡鸣中鼻子一酸,“我哥没坐过飞机。”

    2

    凌晨五点的石家庄灰蒙蒙的,太阳还没醒,雾霾先醒了。机场位置偏僻,和每个城市机场周围一样,沙堆、建设中的楼盘、条幅广告、不比手腕子粗的树苗,还有比大巴车跑得快的三蹦子,屁股后头一溜儿黑烟,为睡眼惺忪的雾霾添砖加瓦。

    我们上了航空公司派的大巴车,要先去酒店住着,等通知再返回机场登机前往西安。迟超扒着脏兮兮的大巴车窗嫌弃,“这啥破地儿,还是东北好。”

    我说,“机场都在郊区,郊区都这样。”

    他坚持,“还是东北郊区好。”

    我闭了嘴苦笑,也闭了眼。大巴车里有种车的尾气和人的呼吸混合在一起的怪味儿,这种气味儿令人昏昏欲睡,和机舱里一样,车厢里仍然鼾声一片。车上没地方放箱子,迟超不知道怎么想的,把箱子搁在自己腿上抱着,我知道箱子有多沉,也知道轮子有多脏。他黑裤子上两道灰印儿,我瞅着过意不去,他倒没心没肺仰头就睡。

    师兄给我发了条微信,“注意安全。”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排斥看见这四个字。

    一宿的奔波令我头晕目眩,脑袋飘在半空,又胀又疼,脖子以下沉入座椅,酸重麻木。机场到酒店差不多一个小时车程,我半睡半醒着,梦见我去了一次我哥修的城墙里头,古城被时间遗落在五六十年前。供销社的牌子没摘,老树从土坯墙探出身子,树根在墙体内蜿蜒缠绕,血脉相连。紧挨着破旧的供销社是间低矮的瓦房,房顶快被这雨布压塌了,大门口竖着根电线杆,木头的,黑色电线向四面八方延伸,有的摇摇欲坠。房子主人在门口钉了块木牌,手写的,白底黑字,歪歪斜斜的“代打官司”。

    大巴颠簸了一下,梦断了,又续上。这次我在一间礼堂里了,整整齐齐的木头凳子上坐满了听众,我戴着朵大红花,站在台下向台上的法官告状。我旁边站着那间破瓦房的房主,我的律师——《四进士》里的讼师宋士杰,一身行头,穿戴整齐,在老墙底下显得颇为不搭。我说我哥死得冤枉时,还响起锣鼓点儿。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时候,在车上打瞌睡时,一边耳朵睡着,另一半耳朵还听着外边儿的动静,梦里不知身是客。鼓点儿敲得我十分头疼,我一声“冤枉”出来,喉咙就涩住了,我的律师冲我连挤眼睛再噘嘴,我张了张嘴,唱道:

    鱼盆鱼盆摇摇,清水清水飘飘。

    清水清水流流,金鱼金鱼游游。

    金鱼金鱼跳跳,清水清水冒冒。

    清水清水静静,金鱼金鱼定定。

    我是被自己惊醒的,睁眼时一滴眼泪顺着眼角淌下来,半句唱词卡在嗓子眼,像根鱼刺。我大张着嘴,金鱼似的大口吐气。迟超动了一下,他眯瞪着斜睨了我一眼,说梦话似的,“一会儿下车找个馆子,哥请你吃点儿啥,都一宿没吃东西了,饿死了。”

    我偷偷把眼泪擦了,“有这句话我还能有点盼头。”

    机场安排的酒店两人一间,所有旅客都是成双入对的,没结伴的也在路上找了同性同住。迟超一直在数不远处大包小裹的农民工,生怕他们是单数,他小声对我说,“他们一脱鞋得啥味儿啊?”

    没等我接话,迟超又来了句,“估计他们上床都不脱鞋。”

    我说,“咱俩一间吧,我不介意。”

    他立马就把身份证塞给了我,跑着出了酒店大门,“我去给你买点儿吃的!”

    酒店的早餐七点供应,在那之前我们俩一人塞了倆包子,乒乓球那么大,用我的话说就是一坨面团里包了一撮盐,要多难吃有多难吃。迟超坐在床上跟我形容周围有多荒凉,除了这座酒店就是烂尾楼,末了加了句,“还是东北好。”我被他的夸大其词逗乐了,坐在另一张床上按太阳穴。他说,“睡会儿吧,一宿没睡。”

    我说,“你也睡会儿。”

    我俩谁也没有睡的意思。

    沉默持续了半支烟的时间,迟超提议,“要么看电视吧。”

    我立刻去找遥控器。

    电视收不到频道,但能看电影,我调到了《烈日灼心》,怕啥来啥,我们俩专心致志地盯着屏幕上像而不是的警察,其实都有点心不在焉。我绞尽脑汁想话题,“我觉着还是《我的团长我的团》好看。”

    迟超说,“龙文章吗?他肯定是个好毒贩头子。”

    我说,“他演过《非凡任务》,确实是个好头子。”

    迟超说,“那个不好看,我推荐你看《扫毒》,你知道七料影帝是谁吗?”

    还不等我说知道还是不知道,迟超像个追星少女似的手舞足蹈,“张家辉啊!人家又演警察又演毒贩,牛不?”

    在我的潜意识里,迟超这类人是不看电视的,就像我一度认为这种人都活在电影里一样,风风光光,前簇后拥。我说,“哥,你是把《扫毒》当恐怖片看还是当教辅片看啊?”

    迟超瞪了我一眼,“你们唱二人转的说话真逗。”

    我已经懒得解释大鼓和二人转的区别了。

    我换了个台,老天爷八成是在跟我开玩笑,另一个台在播张家辉的《激战》,我把遥控器放在一旁,“看吧,你男神。”

    迟超说,“这个我看过,可励志了。”

    我盯着屏幕上落魄的拳王,“我可喜欢这个片儿了,就是没看完。”

    《激戰》上映时我在复读,逃课去电影院看的,逃课的原因是练习册上没完没了的幂函数指数函数对数函数……这部电影真的很励志,看到一半我就快哭了,甚至决定散场就给我哥打电话,告诉他我一定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电话没打出去,演到彭于晏颈椎受伤,四十八岁的张家辉决定重拾人生时,我在悠扬的背景音乐里接到了我哥去世的电话。

    我哥缺钱,他玩儿命挣钱,攥着不花,怕我失足。他最爱吃鸡脖子,有味儿,耐啃,一根鸡脖子就两碗大米饭,比狗啃得都干净。除了学校组织集体看电影,我哥就没去电影院看过电影,他爱看老片,最爱看《红牡丹》。他曾经指着电视教育我,“看见没,人家旧社会走投无路才卖艺,你说你,还赶着往前凑。”

    我有多怨恨他的迂腐,就有多思念他的溺爱。迟超的缺钱和我哥的缺钱不是一个概念,也许有人真的不愿意踏实地赚钱,正常地活着,就像我眼中的迟超,我哥眼中的我。

    我说,“你没想过你家人?”

    迟超还是接得很快,我怀疑他从昨晚就在想怎么回答这些问题。他说,“想过,进去以后想的,我爹妈把房子卖了,我爹死了,我没见着最后一面,那时候真有点后悔。”

    他没把视线从电视上移开,“你说奇怪不奇怪,我爹妈都老实本分,也不知道怎么造出我这么个人。这话是我爸说的,不是我说的。后来我妈也说过一次,因为出来之后我看我妈把房子卖了,就想把钱捞回来,又去卖,又被逮了,不过这回就关了仨月。”

    我说,“这次后悔了吗?”

    “后悔了,”他点头,“干这行成本太高代价太大,不值当。”

    他倒是句句大实话。我喝了口水,他说,“完了我就在批发市场给人家做车垫子,做半月觉着这跟在里头也没区别啊,太伤自尊了,就跑KTV给人看场子去了。”

    手机上是他的朋友圈,封面是KTV的照片,五颜六色的大灯牌子充斥着浓郁的东北城乡接合部土豪气息。往下是一溜儿浓妆艳抹的自拍,看起来都差不多。

    电影终于播到几年前断掉的地方,这么多年,我不是没好奇过后面的内容,就像好奇如果我哥还活着,现在的我是不是已经考上个三流大学,逃课、睡觉、挂科、补考,而不是灌了一肚子的《昭君出塞》《鸿雁捎书》,揣着檀板一路向西,磕磕绊绊跟自己打哈哈扯皮。

    “如果”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或缺也最画蛇添足的词汇。电视屏幕上的张家辉在背景音乐里一往无前,暴雨、人潮被他的身影割裂,凌厉而偏执得如同一只暴雨中低飞的燕。

    我说,“我可喜欢这首歌了。”

    迟超随口问,“叫啥?”

    我张了张嘴,英语单词卡在喉咙里,死活钻不出来。我赧然,“我忘了。”

    电影还是没能看完,张家辉刚刚站上拳台准备打出他反击人生的第一拳时,酒店服务生敲门通知我们机场大巴五分钟之后到楼下。关掉电视时,迟超问我,“用不用我告诉你后边演了啥?”

    我说不用了。他又说,“刚才我还以为警察查房呢,我们这种有大案底的,一刷身份证入住附近的派出所就自动报警,不一会儿警察就过来看我们是不是又违法乱纪了。”

    他咂咂嘴,语气里的落寞真真假假。我背上包,抽出房卡,“恭喜你重新做人。”

    六月份,下午的石家庄暴晒,借着头顶烈日,我看清了远处的高楼大厦和近处风雨飘摇的烂尾楼。迟超买了两瓶水,塞给我一瓶,我攥着瓶盖,偷偷检查了一下瓶子是不是完全密封的。迟超没注意我的小动作,他用下巴比了比烂尾楼,“咋样,哥没骗你吧,这破地儿,还是咱东北好。”

    我没答话,他仍然拎着我的行李箱,这次我拦了他一下,“别抱着了,不沉吗?”

    他说,“别丢了。”

    “没人偷,”我失笑,“再说,就几件衣服,丢就丢了。”

    “那不行,偷你就是偷我的面子,我可丢不起面子。”迟超嘴上这么说,却没再把箱子抱起来了。

    后排的男生估计是高考结束出门旅游,碎碎叨叨地讨论分数线和录取线,一个虚心求教,一个语气神秘张扬,仿佛掌握了全世界升学考试的内幕。

    我听了一会儿,越听越困,加上迟超开始在我耳边小声打鼾,没多久我就在大巴车的颠簸中昏昏入睡。我们俩在酒店耗了几个小时睡不着,精神得好像吞了兴奋剂。

    中途他醒了一次,含混着说,“有一回,我在酒店睡觉,便衣破门而入就把我按床上了,四五个人抓我一个,按我那位说,小子,可抓着你了。我说,你能等我睡醒了吗?他说,不行,为了抓你我都几天没睡了。”

    车上鼾声阵阵,后座的俩学生也睡着了。我装作睡熟没听见,迟超也不再说话了。

    3

    迟超说,“你为啥不爱乐呢?”

    说这话时飞机已经升上半空,这次我们的座位挨着。空姐给每人发了一小包巧克力饼干,特便宜那种,齁儿甜。我一块一块吃得不亦乐乎,迟超嚼了半块,直皱眉,令我想起被他吐掉的奶糖。

    我嘴里塞着饼干,说话掉渣,“哪儿能啊?我们这行哪儿能不爱乐呢,观众是什么,观众就是上帝,你在台上居高临下的,给上帝们摆张臭脸,上帝一不高兴,是会把你带走的。”

    他把他的饼干放在我的小桌板上,“不爱乐还贫,可怜自己的典型。”

    我说,“没你贫,这回耳朵好受了?”

    “哥别的不强,就适应能力强。”不知道是不是这次终于能直飞西安心里有了着落,迟超明显比之前雀跃,从上了飞机开始嘴就没消停,“坐得了豪车上得了囚车,住得了五星酒店忍得了监狱大牢。”

    我喝了口水,有点想劝他到西安改行说相声,他这得天独厚的脸皮不吃这碗饭着实有点可惜。

    我说,“还没问,你到西安干啥去?”

    他好像等我这话等很久了,“倒腾雪糕,咱东北雪糕样儿多,他们那边没有。”

    我点头,继续吃饼干。他又像在机场那样,屁股底下生钉子,拧了一会儿忍不住小声说,“其实还有别的事儿。”

    我忍了忍嘴角的弧度,说,“一句话憋不住三秒钟,你跟我哥一样儿一样儿的。”

    “我狱友,我妈干儿子,在西安倒腾雪糕被人坑了,让我过去帮他解决事儿。啥是哥们儿?这就是哥们儿,一个电话就好使。”迟超把憋挺久的话说完,才反应过来,“你还有哥?”

    “死了,”我说,“你真够意思。”

    “那可不,够意思,”他说,“咋死的?”

    “事故,”我说,“你妈认儿子挺有眼光。”

    “我妈指定也挺喜欢你的,”他顿了一下,“这么的吧,妹儿,从今儿起我就是你哥。”

    我笑笑,“你不是已经自称哥了吗?”

    “那不一样,”他说,“我跟那群陪酒女也自称哥,你能跟她们一样吗,当然我不是拿你和她们比,你别误会。就像哥刚说的,我弟兄,别人欺负了就不好使,你一个小姑娘家家的自个儿在外边儿闯,肯定不容易。要是有谁欺负你那就不好使,到时候你告诉哥,哥指定好使。”

    说真的,饼干太甜了,甜得我牙疼。我捂着腮帮子乐。他说,“你瞅你,乐起来不挺好看的吗?干啥成天板个脸,以后都嫁不出去。”

    我说,“我怀疑你被我哥的冤魂附体了。”

    迟超眨眨眼睛,拿了一块饼干吃,“你哥就是你不爱乐的原因?”

    “不止。”我说,“现在坐在你旁边的是我家唯一的全乎人。”

    “哦,”他慢慢把饼干咽下去,“这也忒甜了。”他又说,“你这话说得就像是求别人可怜你还拉不下脸。”

    我觉得迟超真该去说相声,我说话要是往人腰眼子上捅,他就是往人肺管子里戳。这一句话像撕破脸,撕得我面皮生疼,脸上一烧,心里那股火也跟着“腾”地一下,连着委屈和恼怒直往脑门上冲。我把脸转向窗外,云层触手可及,机翼平直地支棱着,我坐在云端,随时有坠毁的可能。我说,“你知道什么。”

    迟超是个察言观色的蠢材,“我爸是初中老师,死好些年了,我妈怕街坊四邻嚼舌根子,一直不敢跟别人搭伙。我妈那人老实了半辈子,一开始警察去我家找我,给她吓得犯高血压差点儿去抢救。后来警察比收水费的去得还勤,我妈都习惯了,习惯了不说,整得她啥都不在乎了,收拾收拾屋子就把相好的接家住来了。”

    我说,“你妈挺伟大的。”

    他说,“你快把饼干吃了,吃不了揣包里,折腾咱两天就给一条饼干,不吃就亏了。”

    我说,“别忘了还给了碗儿面和矿泉水。”

    迟超像是笑了,“哥跟你说真的呢,千万别觉得自己可怜,我爸就因为觉得自己可怜,把自己给憋屈死了。你看我妈,多看得开,越活越精神,越活越年轻。”

    我说,“你还挺骄傲。”

    他滞了一下,“你觉得我可怜吗?”

    我说,“不觉得。”他说,“那可恨吗?”

    我说,“那要看出于什么角度,是法制道德角度,还是个人感情角度。”

    他琢磨了一下,“其实我是你们戏词里唱的劫富济贫那种,你信不?”

    我说,“劫贫你能劫着啥,放着富不劫,劫贫,脑子让门挤了?”

    他哈哈一笑,“你这一肚子歪理就是可怜自己可怜出来的。”

    我终于转过头看着他,“现在我觉着你有点可恨了。”

    后半程还是睡过去的,这次应该是我先睡着的。挺小的时候我就爱跟着电视唱歌,啥都唱,《青藏高原》《红灯记》里的歌都能唱。那时候我家住平房,胡同里,今儿晚上做啥菜一条胡同都能闻见。那时我哥不反对我唱歌唱戏,我穿条他穿剩下的红套绒背带裤,站院门口举个茶缸子模仿李铁梅,街坊四邻谁见着都想掐一把脸。我哥比谁都骄傲,“瞅着没,我妹妹,好听不?好听吧!”

    我小的时候,DV(即数码摄像机)是稀罕物,稀罕到胡同里没人见过,都把这玩意儿当传说。有天胡同里来了个采风的艺术家,举着个DV从对门儿的大酒缸拍到隔壁的丁香树,从满胡同乱飞的老母鸡拍到我刚刚英勇殉职、门户大开的豁牙子,街坊四邻围着他看他手里的小盒子,问他是不是电视台的,问完了指着我,“你拍她,瞳儿以后指定是大明星。”

    未来的大明星毫不怯场,模仿曲艺杂谈,拉开架子,“学徒我今儿个伺候诸位一段《渔舟唱晚》。”

    报幕驴唇不对马嘴,我压根儿不会《渔舟唱晚》,张嘴唱了段动画片《渔童》里的小调:

    鱼盆鱼盆摇摇,清水清水飘飘。

    清水清水流流,金鱼金鱼游游。

    金鱼金鱼跳跳,清水清水冒冒。

    清水清水靜静,金鱼金鱼定定。

    我的名字和渔童谐音,我哥一直喜欢听我唱这首歌。那天他放学回来,正好赶上我首次登台的尾声。我哥汗来不及擦书包来不及摘,央求人家去网吧费了老大劲把视频导了出来,存在网吧老板的电脑里。网吧老板儿子是他撒尿和泥长起来的发小儿,这段视频老板替他保存了很多年,直到我家有了第一台组装电脑。

    我哥去世后,遗物只有工作服和有故障的旧手机。他不抽烟不喝酒,身上干干净净。手机太旧了,不知道他从哪儿淘换的,光开机就用了十来分钟,手机里除了聊天软件外啥软件都没有。为了腾出空间,和准嫂子的聊天记录也删得很干净。

    我在相册里找到了那段陈年视频,视频很大,手机很小,空落落地塞满了它。

    飞机广播说,“尊敬的各位乘客,飞机即将降落的机场为咸阳机场。一日入长安,回首已千年……”

    我睁开眼睛,眼泪便滑落下来。层云已遮不住长安,我看到自云层之外渐渐剥离的陌生城市,终于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彻底的异乡人。

    迟超伸了个懒腰,伸着脖子往窗外看,依旧老腔老调,“这啥破地儿!你还是跟哥回东北吧!”

    我趁他不注意擦掉眼泪,“我哥过去说我是他的渔童、聚宝盆,不能让我受一点委屈,什么也不让我干,我活着就负责吃香的喝辣的。”

    迟超愣了一下,我接着说,“他说他把话说得太大了,老天爷生气了。”

    迟超和我是在地铁上分开的。他要坐到终点站,我半路就下了。大师兄怕我迷路,发了好几次定位,最终决定到地铁站接我。迟超又把我的箱子从机场拎上大巴,拎到地铁站,到了地铁上也不松手。他一直盯着地铁站牌,突然说,“你们搞艺术的朋友多,你认不认识写剧本的,将来把哥的事儿写出来,让张家辉来演。名字哥都想好了,就叫《东北往事:黑道风云二十年》。”

    我说,“写剧本的我不认识,张家辉更是痴心妄想,还有这个名字有人用了,电影年末就上。”

    他抓抓头发,“那就叫《如何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我笑了,他说,“被抓前两天,我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我手机被追踪了。那时候我路过一古城墙,正施工,我随手就把手机扔沙坑里了。”

    地铁广播,大明宫西到了,下一站,龙首原。

    我接过被他握得滚烫的行李箱把,站起身,“哥,这要是在沈阳,你替我拎一道儿箱子,我得老有面儿了吧。”

    迟超伸出手,看上去像是想摸摸我的头,但他只是抓了抓自己的头发,“这么说吧,哥这辈子没干过好事儿,这是第一次。”

    我冲他笑了笑,下了地铁。

    地铁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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