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开明的图书馆学本土化及其对汉学研究的影响
时间：2020-03-24 08:03:0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裘开明任职汉和图书馆期间，在大力提高馆藏规模和品质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图书分类、编目的本土化探索与实践，使哈佛大学汉学文献资源实现了专业化和系统化管理。同时，他还积极推广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目录学成果，促进了汉学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 裘开明 圖书馆学本土化 汉学研究
分类号 G250.1
K’aiming Ch’iu’S Indigeniz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and Its Impact on Chinese Studies
Liu Yingfang Chen Gaochao
Abstract As the director of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University， Alfred K’aiming Ch’iu actively explored the indigenization of classification and indexing system of books on the base of improving the size and quality of the collections， which made the Chinese literature resources of the library realize the specialized and systematic management. At the same time， he actively promoted this bibliography method with Chinese ethnic characteristics to U.S.A and EU， which promo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study.
Keywords Alfred K’aiming Ch’iu. Indigeniz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Sinology study.
众所周知，汉学研究不仅需要丰富的文献资料，更需要对其进行系统的组织部勒，期以快速、准确获取所需文献。裘开明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该馆名称前后有所变化，本文以裘开明在职时的“汉和图书馆”为主）期间，除致力于东亚文献的采访收藏外，还将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现代图书馆学相结合，在图书分类和编目等领域进行本土化探索和实践，这种在异域的本土化探索不仅保留了中国民族文化特质，而且推动了汉学文献资源专业化、规范化和系统化建设，对美国乃至世界的汉学研究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 图书分类法本土化
早在厦门大学图书馆任职时，裘开明就深感照搬西方分类法类分中文书籍的扞格不入，并尝试改良中国传统分类法。主管汉和图书馆之后，便开始研编适用于中日文古籍的新型分类法。
对于当时国内为统摄新旧书籍所衍生出的各种仿袭西方的分类法，裘开明认为都是“强学术本位不同之旧籍，就西洋体制类目号码为能事”[1]（125）的做法，其结果仍是削足适履，难以适应藏书实际。他熟谙中国传统目录学，认为四部分类法并不完全过时，除子部较芜杂外，其余三部类目设置尚较全面、系统[1]（117）。裘开明尤其欣赏孙星衍所编《孙氏祠堂书目》和张之洞、缪荃孙合撰《书目答问》两著，前者因不囿成例另立体系，后者因分析子目较四部法更合理，且在四部之末另设“丛书”一类，实开了我国分类法设置“总类”的先河[1]（124）。因此他师先贤之意，并借鉴西方分类法的原理与方法，编制了西方世界最早的东亚文献分类法，即著名的《汉和图书分类法》 。
该法共分九大类，分别是：100-999经学类，1000-1999哲学宗教类，2000-3999史地类，4000-4999社会科学类，5000-5999语言文学类，6000-6999美术类，7000-7999自然科学类，8000-8999农林工艺类，9000-9999丛书目录类[2]，体系甚为独特，兼顾了中西新旧书籍；符号标记采用数序制，但不拘于十进法，而视类目多寡灵活分配。
具体对四部的处理[1]（125-128），裘开明认为经学是我国学术的渊源，况且拆散经部析入它类的做法并非易事，故将“经学”单独设为一大类，并居于分类法首位；各经的先后仍按四部原有之次序，如100-199群经，200-299易，300-399书，400-499诗，500-669礼，670-809春秋，810-849孝经，850-999四书，惟新设群经合刻、诸经目录、经学辞典、诸经总义、经学历史等类冠于各经前，各经之下又依体裁分为经本、经注、经说、经义及专篇、专题、专证等目，以方便研究者使用；小学另入5100-5199中国语言类，乐另入6700-6799音乐类。对于史部，裘开明认为四部法以体裁类分史地书籍，不能将同一时代的各种史籍归于一处，而当时流行的《杜威十进分类法》等则将历史与地理独立分为两大类，然后又以国别分之，致使一国之历史、地理书籍割裂开来，不符合中国历来史地不分家的传统，对于研究者极为不便，故仿照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方法，先以国分，再以年代细分，如此便可使一国之史地书籍归于一处，如2450-2999中国史，3000-3299中国地理；另又将辅助史学研究的考古、金石、民族学、传记及家谱等书籍，归入史地大类并冠于首位，如2060-2149中国考古；史部中的职官、政书等书籍归入社会科学大类，而考工类等书籍归入农业工艺大类。对于子部，以荀勖创立四部分类法之前的狭义子部为标准，将其拆散处理，纯属哲学者与宗教归为一大类，并设1010-1399中国哲学，其余按性质分别归类，如兵家归入8900-8999军事学，法家及纵横家归入4600-4899政法类，农家归入8030-8199农林类，医家归入7900-7999医学类，术数归入1750-1999宗教类，艺术归入美术工艺大类，谱录、杂家、小说家皆按性质或内容分入各类，类书归入丛书目录大类等等。另外，对于诸子中关乎宇宙、人生哲学书籍的归类，裘开明参考了明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及清朝《四库总目》中将名、墨、纵横并为“杂家”之先例，全部以著者朝代及可考生卒年代排列。对于集部，在语言文学大类下设5200-5799中国文学类，又分总集、别集、词曲、戏剧和小说等目，并依著者时代为次排列。裘开明还设“丛书目录”大类作为总类置于最末，包括了丛书、期刊、报纸、类书、图书馆学等目。
从以上来看，在中西文化交汇中，《汉和图书分类法》不论分类理论还是技术，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现代分类法的影响。如不仅吸收了西方现代知识分类谱系中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即其所谓“农业工艺类”）等大部类，而且一些新兴学科的子目也是参考哈佛大学图书馆及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而设置的。但是，裘开明并不认为西方现代图书分类法完全适合中文古籍，相反，对于汉和图书馆这样的东亚图书馆来说，认为“有必要在中国古代四部分类法的基础上，结合新旧图书的内在逻辑关系，制定适合中日文新旧图书使用的统一分类法”[3]（160），这比“根据杜威等西方分类法而设计的分类法，更适合类分中国古籍”[3]（161）。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汉和图书分类法》带有很深的中国传统分类法的烙印，如起首的“经学类”和末尾的“丛书目录类”的设置，明显继承了他推崇的《书目答问》的分类模式，许多人文社科类的子目也是参酌中国旧有分类法来设置。重要的是，一些原有体例和习惯也得以维系，如完整保存经部，并据郑樵对于图书分类依体裁细分的主张，仿《通志·艺文略》之例，按体裁于各经下又分数种；保持史地不分家；诸子归入哲学类以还子部之原意；根据我国书目分类先分后合之法设置“总类”；甚至将军事学归入农业工艺类，也是出于对“兵家”在四部分类法中被视为应用科学而考虑的结果。因此裘开明屡次强调《汉和图书分类法》的体系是“旧四库法的一个扩充和修改，基于非常古老的中国知识概念，如源于先汉时期经、史、子、集分类”[3]（223）。如此看来，《汉和图书分类法》虽也是一部本土化了的分类法，但与国内“补杜”“改杜”“仿杜”等本土化分类法相比而言，由于它是建立在四部分类法基础之上的，所以它的本土化程度更深、色彩更鲜明，更多地保留了中国传统分类法的模式和精髓。而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分类对象有所不同。《汉和图书分类法》，顾名思义，是以中日文书籍，尤其以中国传统古籍为主要分类对象 。因此，裘开明从馆藏古籍居多的实情出发，选择了中国旧有分类法并加以改造，又适当吸收西方现代分类法的先进元素，使其更合理、更适用，是用旧瓶装新酒之举，而“补杜”“改杜”“仿杜”等分类法，其重心是对以《杜威十进分类法》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分类法加以改造，以容纳中国旧籍，有新瓶装陈酒之意。
同时，《汉和图书分类法》浓厚的本土化色彩也反映了裘开明的图书分类思想。裘开明强调，“制定分类法最重要的就是使分类法适合图书馆的各类型藏书”[3]（855），即图书分类应符合自身馆藏实际，换言之，要求以分类法适应图书，而“使用《国会图书馆分类法》或《杜威十进分类法》类分东亚文献，则是让图书适应分类法”[3]（855），其弊在于藏书实际与类目不符。正是裘开明以适宜性为导向的分类思想，使《汉和图书分类法》具备了较强的实用性和旺盛的生命力，适应了美国、欧洲和其它地区汉学研究机构的东亚文献收藏实情，甚至被视为学习和研究汉学的门径之一[3]（952）而广泛运用。据钱存训所做调查统计，到1960年代，在当时美国15个主要东亚图书馆中，有10个使用了该分类法，如著名的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等大学图书馆。到了1980年代末，美国、加拿大、荷兰、英国和澳大利亚等22个主要大学或汉学研究机构的图书馆等都采用《汉和图书分类法》[3]（299），其中包括了英国牛津大学、荷兰莱顿汉学研究所、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等世界顶尖的汉学研究机构，可见该分类法影响之深远。
2 图书编目法的本土化
为使宏富而无序的馆藏成为一个完整、易检的体系，裘开明在对中日文藏书进行分类实践的同时，展开了本土化的编目探索。
裘开明邃晓中国传统目录学和西方先进的图书编目法，如何在这两者间抉择，如何在美国本土上对东亚文献进行编目，他的看法是：“编目的世界原则是……一本书应该按照其本身的语言，并且根据该书书写语言的传统编目”[3]（612），“东方旧书应用中国固有目录等习惯，不能用西洋成规”[3]（608），即裘开明明确反对照搬西方规则对东亚图书进行编目。认为“即使《英美编目条例》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有编目条例之一……虽然中国没有专门的中文编目标准，但是中国有悠久的编目历史，这些编目传统必须在现代的中日文图书编目中得以发扬”[3]（584）。因此，“保持东方传统”[3]（584）成了裘開明编目实践的指导思想。他本着多年的编目经验，参酌我国固有书目之体例，在英美编目委员会、美国国会图书馆及其他重要的西方相关规则的基础上，编就了民国时期又一部本土化的编目专著——《中国图书编目法》。
在此编目法中，裘开明参考了郑樵之《通志·校雠略》、孙庆增之《藏书纪要》、缪荃孙之《艺风堂藏书记》、章学诚之《校雠通义》及叶德辉之《书林清话》等中国目录学的经典著述，尝试解决中国古籍编目中诸如定书名、考著者、审版本、示内容等难题，不仅厘定了相关规则，且较详细规定了书名、著者、辑者、校者、标题、分析、书架等目录片的编写方法与格式[1]（147-148）。
在具体编目工作中，从1927年裘开明担任哈佛学院图书馆汉和文库主管之初，他为中文藏书编制的第一套主卡片目录就是中国传统编目中的书名目录。裘开明并未按西方惯例选择作者目录，他认为中文书的作者常常匿名或存疑，书名却独特而显著，中国人习惯按书名查找图书，因此首选以书名为标目的著录法[3]（18）。即便对于卡片目录中的作者信息，也是按照《四库全书目录》的完善形式来著录作者的姓名、字号、在世期（即作者中举或被委以重职的年份）等[3]（80）。对于主题目录，虽然中国传统编目中没有美国那样统一、简便的中文主题词表，裘开明还是反对照搬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主题词表来编制中文主题目录[3]（144），相反，汉和图书馆的主题目录是按分类主题顺序编排的传统中文书目[3]（27），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不同于美国字顺主题目录的分类主题目录[3]（132）。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丛书对汉学研究极为重要，因此裘开明尤其注重丛书的收藏和编目管理。他认为中国丛书浩如烟海，但“分合无常……同一集而数名，同一书而数版”[4]，对汉学研究者极为不便，亟需编纂至臻备美的丛书目录。因此他借鉴章学诚《校雠通义》之“别裁”与“互助”之法，编撰了大量的丛书分析目录，为汉学研究提供参考路径，成为裘开明编目工作的一大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