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阶段中国实行直接选举的民主制度，是痴人说梦
时间：2020-03-30 07:54:3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当前中国处于转型改革时期，社会矛盾突出，如何看待社会矛盾，如何看待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点之一。本文从转型期矛盾、工业化程度、人口城市化指标和政治成熟程度等五个角度来论证为什么在当前中国实现直接选举的民主制度，是痴人说梦。
关键词：现阶段中国；民主制度；转型期矛盾；工业化程度；人口城市化指标；政治成熟程度
许多人都知道，现阶段的中国处在千难万险的转型改革时期。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对现阶段的重重矛盾的性质究竟如何评估、评价？却仍旧是一个众说纷纭、认识不尽相同的问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关系极为重大。在未来几十年里面，这将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转型发展”、“创新驱动”和经济社会的稳定等。因此，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有着丰富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绝不模棱两可，而是措辞鲜明地主张，虽然现阶段经济社会矛盾重重，但距离实现直接选举的民主制度仍旧有不小距离。任何鼓吹采取的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实行直接选举领导人的所谓“民主制度”，仓促实行经济自由化的改革等）仍旧是痴人说梦，理所应当，一定会祸国殃民。现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仍旧应该采取小步慢走，积累成就，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的做法；而不应该仓促实行所谓的“直接民主选举制度”。
为什么这样说呢？
原因如下几点：
第一，转型期的矛盾是必然有着重重的矛盾。不论是从封建半封建到资本主义，还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会主义，经济上的工业化、人口城市化、文化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民智开启，都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矛盾重重是必然的，矛盾重重并不必然导致转型失败。分清楚逻辑关系，是搞清楚问题的关键之一。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日本和法国等国在转型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虽然上述三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则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具体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上述三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方面经验，仍旧可以供社会主义中国对比、参照。它们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现代化发展进程，提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经验、教训。
第二，工业化进程尚未完结，城市化进程、人口城市化率，也不过刚刚过半（这是据新近发布的城市化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而言）。此项指标显示，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发展，都犹如渡河到河中央。参照德国、日本、法国等国的经验，这一阶段不进一步抓住发展的机遇，而实现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现代化，而去冒失地采取激进的政治改革政策，将是大错特错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和快速发展的经济同行，这是否也是一种“规律”？ 世界上好像有不少国家有过这种经历。 ①李敖先生曾经指出，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如日本、德国等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都不是民主的时期，然而，却铸造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工业制造水平。从钱乘旦先生对英国历史的研究来看，英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政治上相对保守的时期。18世纪的英国形成了典型的贵族政治制度，这时候，一个人的统治已经过去，多数人的统治还没有到来，少数贵族把持政权，民众并没有参政的权利。奇怪的是，在这个制度下经济取得了划时代的突破，英国爆发了工业革命。②英国工业革命就是在一个极端保守的时代高速发展的，经济创新与政治守成同时出现，这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社会与政治制度就会承受巨大的压力，这个时候，新的变革就会出现，到下一个时代，就出现了英国的“改革时代”。③因此，此一阶段搞不成熟的、冒失的政治体制改革，将是异常愚蠢的。
第三，除了人口城市化一个指标外，与历史上的美国、德国、日本、法国等国的现代化进程相比，在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来看，中国的现代化程度仍旧不够。现阶段中国的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发展虽然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但距离真正实现现代化，距离真正实现现代化仍旧需要至少20年以上。中国工业化水平虽然较高，但工业化进程尚未最终完成。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可知，经济现代化不够、人口城市化水平低，直接导致了实现所谓“直接选举的民主制度改革”的条件非常非常不成熟。
第四，从政治角度来看，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成熟，也导致了政治的不成熟。例如，德国从1871年普鲁士打败法国到1945年在二战中战败，希特勒纳粹集权政权灭亡，进一步实现民主选举的顺利过渡，经历了大约75年时间。日本从1867年明治维新到1945年，右翼军国主义政权覆亡到实现虽然带有浓厚封建残余，但毕竟是多党制的民主选举制度，也经历了差不多相近的时间。虽然有着二战的因素的决定，但不要忘了二战是因为经济萧条，失业率空前高涨，导致国内外矛盾聚集，最终只能以二战的激烈形式，得以发泄。再看法国，从1789年大革命到1871年在普法战争中被普鲁士击败，拿破仑三世的威权主义政权瓦解，这一过程经历了大约83年。
在上述这一进程中，资产阶级统治从动荡到稳定，又从稳定到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虽然在国内外的诸多因素对比之中，这一进程有着不少不同之处，但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很多相同之处：击败封建势力后，如何使得资产阶级统治相对稳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较快，如何使得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得以快速发展，如何使得较为顺利、较为平稳地实现政治转型、相应民主化进程的开启。
第五，不管是查尔斯·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还是新加坡学者郑永年的理论，还是新加坡的威权主义实践的经验，都一再告诫人们，在大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时候未到之时，威权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党专政体制仍旧是领导中国、领导人民，齐心协力实现现代化、实现经济转型、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的唯一领导力量和体制。
综上所述，在现阶段的中国，坚定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仍然有着高度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任何质疑、造谣和鼓吹“所谓的西方民主选举制度”，都是别有用心的，都将是祸国殃民的。中国的经济社会等多方面改革，只能坚定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心的党中央周围。
[注释]
①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231.
②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212.
③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231.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