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震与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中国拳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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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我国正式恢复了拳击运动，各地掀起了“拳击热”。经过20年努力，我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颇具潜力的青年拳击手，近年在世界级拳击赛中实现了突破性进展，如轻量级拳击手邹市明就在上一届雅典奥运会上夺得了一枚铜牌，并曾在世界拳击锦标赛中获得亚军，令世界拳击界刮目相看。许多群众以为这是我国新开展的一个项目，其实不然，早在大半个世纪前，我国就已有了拳击运动，而且达到一定水平。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由外侨引进拳击运动，并常举行比赛，我国一些爱好拳击的青年人也跃跃欲试，但在与英、美、日、德、意等国的拳击手交锋时，多半失利，主要原因是由于国民政府不重视体育事业，使我国的年轻拳击运动员普遍缺乏良好训练，身体素质又比较差。1933年秋，上海一个业余拳击队的主力队员马悦盛在与英国金茨利俱乐部的拳击手比利比赛时被击成重伤，一时舆论哗然。一些外国人得意洋洋，讽刺挖苦，根本不把中国拳击运动员放在眼里。到了1935年，中国拳击运动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涌现出一些可以与欧美拳手抗衡的优秀选手，且接连在国际拳击赛中取胜。中国拳手取得的这一长足进步，是与商震和澳洲拳王陈汉祥(华侨)等人分不开的。在这着重介绍商震和他一手培养的三十二军拳击队。
(一)
商震，浙江绍兴人，国民党高级将领，早年投身辛亥革命，曾留学于日本士官学校。他留学时看到日本很重视体育，颇有感触，因为他知道当时的中国，政界腐败，民不聊生，，没有人真正重视体育活动，使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在近代竟被强加以“东亚病夫”的耻辱称号。
1933年，商震出任河南省主席兼三十二军军长，威震一方。他在军队中很重视体育运动，拨出专款为官兵们购买双杠、篮球等运动器械。对于拳击运动，商将军尤为重视，在开封、郑州等市聘请几位研练过拳击的武术家和体育教师，给三十二军拳击队作教练。练过一二年后，这支小小的拳击队已小有名气，在军内外的拳击比赛中接连夺冠。商震还不惜重金，从天津聘请职业拳击教练丁格尔到军中担任教练。丁格尔施教认真，对靳贵第等人实施科学而严格的训练。他们学的是欧式拳法，因都有武术根底，所以步伐灵活，抗击打能力也较强，在开封、北平、天津的比赛中多次击败来华的欧美各国业余拳击手，声名大噪。
这时，第十一届奥运会决定于1936年夏天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当时的法西斯头目希特勒为捞取政治资本、迷惑人心，宣布出任这届奥运会总裁判，李哈特博士则担任奥运会主席。蒋介石政权出于粉饰太平的需要，决定参加这届奥运会，并在国内大肆宣传，组建“中华民国体育代表团”。在拳击这个项目上，国内体育界几乎找不到比较有实力的运动员组队参赛，但教育部长王正廷、体总干事沈嗣良等人又不愿放弃这一项目。这时，商震将军出面了，他表示为了替国争光，他可以出笔资金，赞助自己的三十二军拳击队代表中华民国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
王正廷等人不太相信这支军队拳击队的水平，但又别无他法，只好复电开封，请商震派这支拳击队来上海，先参加预选赛，以考核其实际水平。这支拳击队由王润兰、李梦华、靳贵第、靳桂4人组成。其中，王润兰、李梦华两人是河南籍，都是身强力壮的彪形大汉。
(二)
1936年4月4日，三十二军拳击队来到上海，他们住进申园体育会馆附属的招待所。那是普通的二层西式楼房，树木环掩，外有院墙。三十二军拳击队队员平日皆穿军便服或中山装，很少穿军官制服上街，生活起居均有带队的军训处体工科长马姓中校照管，另有一军医随队。2天后，总是放心不下的德国教练丁格尔赶来上海，与拳击队同吃同住，天天指导这4名拳击手锻炼。起初，这支拳击队并不被人们重视，甚至沪上中外体育记者很少登门采访。
其实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源自欧美的拳击运动已在上海开展，几年里出了些拳击好手，上海的租界较大，租界内住着欧洲各国侨民和北俄、日本侨民，拳击爱好者甚多，年年要在万国体育馆举办两届拳击比赛，对居民们也就产生影响。在圣约翰大学、两江体专、同济大学、光华大学等高校还成立了一些业余拳击队，学生们练拳热情很高。杨绳祖、潘国华等拳击好手则几乎都是上述拳击队的体育专业学生，他们得到欧美侨民中的拳击教练的指导，技术较全面。
1933年，澳洲拳王陈汉祥应上海精武体育总会之邀来沪，签约一年，主教拳击，吸引了更多的青年人(以学生和洋行青年职员为主)。陈汉祥，1891年出生于广东梅县，自小爱好体育，练出矫健身手。他在16岁时随家人迁居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市，改学习拳法，并拜当地一荷兰籍拳手为师，打下基础，只是战绩平平。经侨界高人指点，陈汉祥回到上海，拜武术家霍元甲为师，在精武会馆学习武术，学少林拳、形意拳和技击功效极强的霍氏迷踪拳，用几年时间，练出一身好功夫，遂又再练拳击，来个“中西结合”。重返澳洲后，中等身材、体魄健壮的陈汉祥先后击败几十位白种人拳击选手，两次夺得中量级拳王的金腰带，名扬海内外，为战乱频仍、灾难深重的祖国争得了荣誉。
1935年，陈汉祥返回澳大利亚治伤养病，拳击馆交由徒弟管理。他为上海民间开展的拳击竞技运动作出的贡献是世人有目共睹的。
也正因有这一层背景，上海拳击界起先并没把远道而来的三十二军拳击队放在眼里。但在其后进行的资格选拔赛中，上海(人数占一半)、宁波、广州、汉口等9个城市中的40多位拳手纷纷被靳贵第、王润兰等4名军人拳击手击败，且有一半以上选手未打完全部的9个回合或12个回合，有17位选手就被技术性击倒。这令选手、教练和体育官员们啧啧称奇，惊叹不已，观众们更是对三十二军这4位拳击手凌厉凶猛的打法印象深刻。待丁格尔教练得意地向大家出示靳贵第等天天坚持跑步、打少林拳、举重、玩石担子等9项体能训练的一叠照片，并作讲解时，人们才恍然大悟，他们能过关斩将，夺取参加柏林奥运会仅有的4个名额是付出了代价的。
预选赛中以靳贵第战绩最佳，上海市民和拳击爱好者们都对中国拳击队打进奥运会前10名抱有了希望，就4位拳击手的个人战绩和综合实力而言，最引人注目的也是靳贵第。靳贵第是河北省灵寿县人，生于1916年。他出身贫苦，自小习武，跟随家乡著名武术家张思桐学习过少林派大小红拳，又坚持练石锁、举石担，因而体魄强健，臂力过人，三两个小伙子不是他的对手。靳贵第17岁时入伍当兵，编入商震将军的第三十二军。
当时在上海观看中国拳击手比赛的英国著名拳击教练费丁森，对中国拳击队主教练余衡之说，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几位留着平头、身量中等的中国青年拳击手的拳技如此娴熟。他对靳贵第的评价最高，认为这个中国士兵勇气十足、步伐灵活、出手极快，很有可能在柏林奥运会上进入前10名。余衡之也持相同看法，对于这几位青年拳击手满怀信心。
(三)
为了让靳贵第等人顺利去柏林参赛，商震又一次慷慨解囊资助拳击队银圆5000元，另给教练余衡之2000银圆，为他鼓劲。
在柏林万国拳击台上，来自亚洲的日本、泰国、菲律宾等国选手普遍受挫，被欧美等国的拳击选手打得招架不住。中国惟一的重量级选手王润兰出师不利，兼遇到裁判执法不公正的问题，先是两胜两负，后败于荷兰名将福克之手。而中量级选手靳贵第则通过了预选赛，加拿大选手库克败在他的双拳之下；埃及选手阿里尤苏夫不出几个回合即被靳贵第击倒在绳圈边，没有招架之功。德国观众对靳贵第的勇猛善战很是欣赏，报以一次次热烈掌声。中国运动员、教练员以及许多华侨深感兴奋，来自汉诺威的女华侨韩之花女士代表居住在德国的几千名中国同胞向靳贵第献了鲜花。
在其后进行的正式比赛中，靳贵第不畏强手，勇气倍增。他遇上了英国的中量级拳击冠军希立姆敦，在对阵时靳贵第骁勇无比，拳法熟练，跳跃出击，一拳击中希立姆敦的下颚，他顷刻倒地，但呼吸几下后又恢复过来，一跃而起。靳贵第不容他出拳还击，又以豹子般敏捷的身手，闪电似地连击几拳，打得那个骄傲轻敌的希立姆敦频频后退，左右招架，明显地处于下风。拳击台下的中国运动员、教练员们万分激动，纷纷为靳贵第鼓掌鼓劲，好些欧美观众，尤其是华人华侨也鼓掌叫好。
第一场比赛靳贵第取胜，其后2个回合打成平局。在后面的几个回合比赛中，双方互有胜负，从点数看，靳贵第还略占上风。但瑞典籍主裁判考采夫有意偏袒希立姆敦，有一次他违规，哨声未响便抢先出拳，击中靳贵第下颚，台下嘘声四起，巡边裁判德国人门第尔也表示此拳击中无效，但考采夫只当没看见，示意击中有效，可继续进行比赛。希立姆敦更有恃无恐，又有3次犯规。靳贵第毕竟还缺乏国际拳击比赛的经验，情绪低落，拳法步伐都有些乱了，打到第8个回合被对手一个重勾拳击倒在地，败下阵来。靳贵第是惟一进入十六分之一正式比赛的亚洲拳击选手，虽说止步于半决赛之外，但他已取得部分成功。
(四)
1936年夏秋间，罗马尼亚拳击健将戈奇米奥来华访问，应邀在上海八仙桥基督青年会的健身房作拳击表演，并与沪上万国体育会欧美拳击选手举行比赛，连胜9场，又打败上海精武馆3名选手，出足了风头，竞扬言陈汉祥(华人，时为澳洲拳王)纵然没回澳洲，肯定也不是他的对手。戈奇米奥兴犹未尽，又来到南京，欲会会中央国术馆的拳击手。那时，该馆虽早已开设西洋拳击课，但水平并不高，教练朱凤鸣也坦承，就是他自己上场，恐怕也难以取胜。戈奇米奥更是趾高气扬，恰好随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柏林奥运会的拳击队靳贵第、王润兰、靳桂、李梦华回国抵沪后，接到上司商震将军的电报，命他们立即赶到南京，为中央军校和教导总队的军官们进行5场示范表演。他们遂来南京，住进中央军校的招待所，作好必要的准备。
当年在南京，就连一座标准的拳击台都难以找到，军校教育长张治中指示后勤部门紧急在军校礼堂中间拉上绳圈作为简易拳击台，供4位国手作示范拳击表演，吸引了成千军官学员来观摩。说来也巧，来南京逞威风的戈奇米奥原本就是罗马尼亚皇家御林军上尉，又是技击教官，离开军伍后尚保留军籍。经张治中和军校体训部长惠齐等人进行安排，双方就在军校礼堂进行了一场内部“国际级”非正式比赛。
戈奇米奥身高体肥，力气极大，拳风凶猛，有过33次全胜记录，在欧洲拳坛已进人前10名。他压根儿就没把这4名中国选手放在眼里，对随从翻译和陪同人员扬言，他可将4人通通打趴在地。
中方商定由战绩最佳的靳贵第压阵，先由王润兰上场。王用尽全力，也无法占上风，败下阵来；靳桂上场也未坚持打满6个回合。靳贵第已从比赛中看出戈奇米奥战术的弱点与轻敌，提前一个上场对阵。经过3个回合激战，终将戈奇米奥重重地击倒，全场欢声雷动。次日，戈奇米奥悄悄离宁，经上海取道回国了。
1936年9月，中国拳击队奉命解散。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为发展军队体育计，致电商震表示有意将4名军人拳击手都留下来，充任军校教官，待遇从优。商震不舍得放弃人才，又不便一口拒绝，表示应征求靳贵第等人的意见，切不可勉强行事。张治中作风较开明讲民主，同意了。
其时中央军校已网罗了一批国内体坛顶尖人才，如全国五运会男子游泳冠军史进隆、天津南开篮球队“五虎将”之一王玉增(他也参加过柏林奥运会)等，皆被任命为体育教官，获授上尉至少校阶级军衔，并各分得一至二间洋房供居住。张治中派校部体训部长惠齐征求4位拳击手的意见。这4位朴实、强悍的北方汉子却都谢绝了中央军校的盛情挽留，均表示愿回三十二军效力。张治中只有作罢，给他们每人送了一份纪念品和一笔钱，作为他们为国争得荣誉的奖励。
一年后，七七事变爆发，抗日军兴，靳贵第等所在的三十二军在中原投入抗战。这些优秀拳击手都是视死如归的抗日勇士。当年底，靳贵第、王润兰战死于安阳之役，李梦华、靳桂的情况则不详，据推测他们也极可能已在抗日战场上为国捐躯。
商震将军在抗战时期历任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三十二军军长、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军委会办公厅主任、中国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等高职，为抗日战争作出过贡献，因与蒋介石有同乡之谊，甚受其信任。抗战胜利后，商震还担任过国民政府参军长、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等高职。
1949年商震弃政从商，定居日本，在东京开办“北京饭店”，生意兴隆；1974年偕同日本籍妻子回国观光，受到周总理、叶剑英元帅等领导人接见；晚年致力于推动日中两国友好事业。
1978年5月15日，商震病逝于日本东京，终年87岁。几年后，其骨灰归葬于北京八宝山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