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梨

我的朋友沙梨已经远远地消失在逝去的时间里了。以沙梨的聪明能干，我确信沙梨一定还好好地活着，一定早已经跟那个当年的实习医生结了婚，有了若干漂亮的孩子，住在美国某个大城市里的一所舒服的大房子里。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沙梨偶一愣神，对自己说，雨蛙现在在哪儿啊？

我与沙梨在八十年代的北京相识。老师说，系里来了几个教英语的美国姑娘，跟你年纪差不多，你们认识认识吧。那天在老师的家里我一共见到了三个从美国来的姑娘，萝西，海伦，沙梨。其中最爱说话的就是沙梨。我问，你们怎么就想起了到中国来教英语？只见沙梨“腾”地站起来，然后又“扑通”跪在地上，双手抱拳，操着洋腔洋调的中文说，因为我们不愿意这样子求他们给我们工作。我就明白了，他们大学毕业后都没有找到工作。沙梨这么慷慨激昂，我不由打量了她一阵。沙梨高大健壮，脸色粉红，头发浅黄，但又稀疏又缺少光泽，怎么看怎么不像个美人。神使鬼差，我脱口说，沙梨，你像个爱尔兰人。我是，我爸爸的祖上是爱尔兰人，你怎么会知道？是因为我的姓吗？沙梨姓乔伊斯。那是我第一次得知乔伊斯是个爱尔兰姓。从那时起，再过四年，我就要上沃尔夫教授的课，通读二十世纪最伟大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三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沙梨对我的眼力很感惊异，又听明白我在通讯社工作以后，大概把我当成了一个罕见的聪明中国人，当即邀请我过两天到她的公寓去吃晚饭。

沙梨跟黑人姑娘海伦同住一个两居室的教员公寓。虽然是沙梨出面请的我，做饭的却是海伦。海伦做的是炸鸡块儿。为了做这顿饭，海伦专门去了一趟供外国人买东西的友谊商店买去头去脚去内脏的肉鸡。附近平头百姓买东西的副食店里的鸡都五脏俱全，连头带脚，太全乎，而且瘦小枯干，海伦觉得没把握。蓟门大学在北京城西，友谊商店在城东的建国门外，海伦顶着冬天的狂风弓腰骑自行车去的。海伦说没事，很容易。海伦把拳头大的鸡块儿跟面粉、干蒜粉、盐和黑胡椒粉一起放在一个塑料袋里摇来晃去，为的是让鸡块儿沾上那些佐料。海伦说是跟她爸爸学的。

然而海伦并不是沙梨的好朋友。很快他们两人就各干各的了。我懵懵然地被沙梨收拢为帮友，所以那顿美式炸鸡是我所吃的唯一的一次由海伦做的晚饭。海伦在蓟门大学的外语系只教了一年就回去了。我几乎不记得她的存在，只是在这会儿回想与沙梨的初识才兀然想起她。海伦是一个个子不高圆头圆脑说话不多的瘦姑娘，大学专业修的是中文。我纳闷儿为什么海伦要学中文。中文，对于七十年代末需要在职业市场奋斗才能立身的美国中产阶级子弟来说，已属奢侈品，对没有根基的有色人种子弟就更难以想象其立竿见影的实际用途了。因为当时学中文就像学梵文一样，没有一个银行老板会因此对你印象深刻。吃过炸鸡之后，海伦就好像立即消失了。那时我还没有结识奥斯卡，不懂得敲铁皮鼓的意蕴。为此我责怪自己。幸亏此刻，在笼罩着茫茫新英格兰河谷与丘陵的深秋的夜幕中，久已消失的海伦又渐渐浮了出来，一头黑色的鬈发，鼓着眼睛，面容严肃地在我的记忆里摇晃那个装着鸡块儿和佐料的塑料袋。我不知道海伦姓什么，所以即使现在忽然满怀深情想与她再续从未开始的友谊，也仍然无法找到她。海伦注定了被锁在我的记忆深处，没完没了地摇晃塑料袋。要是有一天海伦居然会与这本书邂逅，我愿她知道，她的爸爸教她炸鸡，然后她远行万里，在北京一个狭小简陋的水泥厨房里，给几个那时还完全没有出国可能的中国年轻人炸鸡吃，是一个让人微笑的可爱的故事。

我想，沙梨一定是真诚地认为我是她的好朋友。抑或，沙梨真诚地认为她是我的好朋友？总之，数年后，沙梨的爸爸给我打电话，说沙梨很伤心，说她觉得我在逐渐与她疏远。我也不由黯然神伤。

沙梨比我小一点儿。按照当时的想法，客居北京的沙梨应该算是我们中国人的客人。但由于沙梨当外教挣着三百块钱一个月，比我在通讯社当编辑挣的四十八块钱一个月要多得多了，再加上沙梨说她挣的人民币只能在中国花，就是省下来也没有用，所以永远是沙梨做东请我吃饭。其实我对吃沙梨的请兴趣很小，我宁愿坐在沙梨的房间里，和几个朋友随意地谈天，因为这样平等。我所以没有说坐在我的房间里，是因为我住在父母家，沙梨的出现会让我的父母很不自在。八十年代初，中国人跟外国人的私人往来还很稀少，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被领导定个里通外国的罪名，那可就麻烦了。所以沙梨才对我的光临那么翘首以待。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耐心地坐在沙梨的饭桌旁，跟她一起喝啤酒，纠正她的中文错误，听她谈她的朋友们。我谈的不多，因为沙梨实在是太爱说话了。我是沙梨在异域邂逅的亦主亦客的异邦人，沙梨则成了在我的寂寞中短暂休憩的流浪者。我们因为彼此陌生而坐在一起，互相讲着耳边风一样的故事，虽然都觉得不着边际，隔靴搔痒，然而如此度过周末的好几个小时，也怪不错。

开始的时候，对一些有关文化的问题，我愿意比较我们两人的看法的异同。比方说，中国人要是熟一点儿，会说，嘿，你脸上有个大疱！美国人之间再熟也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因为脸上长疱的人自己最先知道，一点儿也不需要别人来挑明你的尴尬。但很快我就厌倦了比较文化。原因呢，就是无论同还是异都什么也不说明。说你脸上有一个大疱怎么了？跟你说是跟你够熟。中国人对被人提醒脸上有个疱才不介意呢。相反，中国人觉得对小毛病的提醒是朋友对自己的关心和同情。况且，中国人觉得脸上暂时长个疱并不是一个严重问题。相形之下，有没有人关心和同情自己才是重要问题。所以，被提醒脸上长疱是证明自己享有别人的善意和同情。有了这样的文化共识，中国人才互相提醒来提醒去，醉翁之意不在酒嘛。哪儿像美国人那么实在，以为中国人关心的真是那个大疱。当然了，如果脸上长的不是大疱而是癌，那就和美国人一样，忌讳别人提醒了！所以，对于熟人脸上的大疱的不同的态度，只说明了不同文化语境内的不同的沟通方式，而绝不说明中国人因此就不如美国人细心周到有逻辑。由此及彼，我就意识到了比较文化的徒劳。所以，有一次，我问沙梨，为什么你的简历的第一页不标页码，沙梨不屑似的一扬头说，因为不需要! 我听了就没有因为中国做法不够简明扼要而有所惭愧。相反，我顶了她一句，那别人怎么会想到还有第二页呢？！我对沙梨总觉得中国人做事不够合理有点儿烦了。

不管怎么说，渐渐地，有意无意中，我成了沙梨在北京最要好的朋友。对此，我总觉得惭愧，因为在心底，我总有一种要逃脱的冲动。

一次，我刚看了一本关于米开朗琪罗的小说，问沙梨，亲眼见过米开朗琪罗雕刻的大卫吗？那还用说，当然见过了，我小时候爸爸带着全家去过一次意大利。好不好？当然很不错。我刚看了一本书，说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像》与众不同，说说怎么与众不同了？啊，哼，我不记得了，我那时年纪很小。那本书说米开朗琪罗的大卫揭示了常人见不到的人的伟大之处。哼，那当然，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很完美。嘿，沙梨，好像还不只是形式，那本书的作者说米开朗琪罗捕捉住了一个伟大的心理瞬间，就是在决定采取行动的同时已看到行动的悲剧性。在米开朗琪罗之前，所有的大卫像都注重表现大卫与高利阿的搏斗，要不然就是大卫脚踩高利阿的头颅表示胜利。而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则是在与高利阿战斗之前，孤零零地一个人站着，一手攥石弹，另一手扶着肩上的弹弓，凝神看着前方的敌人。作者说，正是大卫在即将出手打击高利阿之前的若有所思体现了深度。看沙梨听得快不耐烦了，我赶紧把最重要的往外倒，沙梨， 听着，为什么作者说决定比行动更重要？什么样的决定？为什么说品格比行动更关键？什么样的品格？为什么说是大卫的决定，而不是大卫的胜利，使他成为巨人？为什么说大卫此时此刻想的其实是即将失去的一个牧羊人的自由？为什么在山坡上孤独地放羊比当国王好？这种希望消失在自由中的看法怎么跟庄子差不多了？怎么西方人也觉得权势其实使人黯然失色呀？沙梨盘腿坐在床上，扶了扶掉到鼻梁上的眼镜，愣了一会儿，然后笑眯眯地说，雨蛙，你知道吗？你的趣味太保守了，中国人都很保守。我们现在觉得米开朗琪罗很粗俗，而且，米开朗琪罗也很大男子主义。你知道吗？米开朗琪罗只爱表现男人，他认为男人的身体最最漂亮。还有，历史上的大卫当了以色列的国王以后杀了很多人。圣经把大卫理想化了。那些艺术家都把大卫理想化了。沙梨毕竟善良，又开始表扬我，说她没想到中国人对西方艺术知道得这么多。你知道吗？我到中国来的目的就是要把西方艺术带到中国来。可是到北京以后，我遇到的每一个艺术家都好像知道得比我多。只不过，好像所有的中国人都还留在西方艺术的过去。比方说你，你听起来就像一个十八、十九世纪的人在谈论艺术。沙梨的安慰让我更惆怅了。我后来想了一下，对自己说，如果那是真的，如果二十世纪的人的思想必须变得如此扁平和肤浅，那我宁愿选择留在十八九世纪。我愿意能永远把牧羊人大卫的深思留在心底，永远把对荒野中孤独然而自由的牧羊人的遥想留在心底。我愿意我的想象力能伸展到过去，不管是西方的过去，还是中国的过去，都越久远越好。我愿意有能力向四面八方、向时间深处无穷尽地拓展，然后一次又一次地迂回归溯到庄子，证明中国心曾有过的浩大。

此刻，在我的书架上，放着一本英文原文的《挣扎与喜悦》，作者是欧文•斯通。正是二十多年前我跟沙梨提到的那本书，我在安城一家旧书店里买的，才花了四块多钱，是一九六一年的初版本。书这么便宜，可见无人问津。

沙梨后来有了一个中国男朋友，是个留着一头长发的诗人。沙梨很受后期嬉皮士的影响，真心觉得自己浸透了艺术气息，所以很喜欢结交飞扬浮躁的中国艺术家。诗人很高产，写了很多晦涩的长诗，有的还发表了。沙梨看不懂，就常问我诗人的诗好不好，但对我的批评充耳不闻，依旧容光焕发地爱那位诗人。沙梨变得像小姑娘那样温柔，不时把长长的双臂搭在诗人女人般的肩膀上，痴迷地看着诗人狭长的细眼，然后禁不住一次又一次地当众深吻诗人的薄唇。沙梨的热情奔放让我感动，也让我理解了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我明白了对于恋爱中的人，重要的是主观体验，而不是客观真实。不幸的是，沙梨的爱情只持续了几个月就戛然而止了。怎么就那么巧，沙梨居然就撞见了她的诗人男朋友正搂着一个中国姑娘在热烈地接吻。看见的人说，沙梨的眼泪哗哗地流。但是沙梨对我说，哼，他在中国是小盆里的大鱼，到了美国就是大盆里的小鱼了。他要是到美国，就只不过是一个不会说英语的中国人！听了这，我对沙梨的失恋就一点儿也不在意了，倒是有点儿倒胃口。沙梨大可不必虚荣，大可不必掩饰本来还真诚可爱的本心，要不，为什么会想到诗人在美国的前景？莫非人家诗人跟你说要跟你去美国了？这么想的时候，我又觉得惭愧，我觉得我对沙梨不怎么忠诚。

在沙梨的帮助下，我居然在纽约与沙梨重逢，而且还得以在沙梨的父母家过了两个星期。作为他们家最有出息的长女在中国结识的中国朋友，我在沙梨家很受优待。他们一家人都对我很友善，带我到不大的城市中心去逛，让我从他们一年一度的要捐献给教会的衣服里挑出自己喜欢的留下。沙梨还开车带我到几十英里之外一个养老院去看她姥姥。沙梨把那儿的老人集合到活动室，给他们放映她在中国拍的幻灯片，告诉他们那就是中国，然后把我介绍给那些老人，说我是她在中国最好的朋友，现在要在M州大学读博士学位了。别的老人看完幻灯以后都有礼貌地微笑和慢慢鼓掌，只有一个十分矮小的老太太看了以后皱着眉头大声说，怎么中国看起来这么穷呀？还是这位老太太，听了沙梨对我的介绍以后，磨磨蹭蹭、窸窸窣窣地走到我身边，拉住我的双手，有些胆怯地努力抬眼看我，和我的眼睛对视以后，她那愁眉不展的布满深纹的老脸一颤，嘴唇哆嗦着明显惊疑地说，唉呀，她很美。说完，放下我的手，头也不回地走开了。我看着她瘦小的背影，觉得她可爱，愿意记住她的好奇和诚实。那位有些糊里糊涂的老太太，把沙梨当成了哥伦布，把我当成了哥伦布从美洲带回来的印第安人，把她自己当成观赏哥伦布战利品的西班牙女王了。

沙梨在纽约又展开了艰苦的恋爱。这回的对象是一条大鱼，一个正在实习的三十多岁的脑外科医生；一个以后肯定能挣大钱的志得意满的高个子白种男人；一个思想保守厌恶纽约的南加州人。沙梨比在北京的时候瘦了很多，不再粗壮，也不再满面红光，而是细高细高的，大脑门，短发，再加上穿着时髦，沙梨显得极为精明强干。高度都市化的沙梨在洋洋得意的同时又很不自信，因为这时她已经三十岁了。从这个时候起，到我终于不再与沙梨联系，有四五年之久吧，每次我到纽约去找沙梨，不是看见沙梨在那儿奋力地给那位脑外科医生编织毛衣或毛围巾，就是听沙梨哭鼻子抹泪地诉说她对脑外科医生的思念。其间，脑外科医生跟她吹了好几次。沙梨说是因为她太独立，而脑外科医生一家子都是从墨西哥移到南加州的白人铁杆共和党，所以不觉得东部女人的独立精神有什么好。沙梨脱不尽她在弗芒特上大学得来的印记，愿意标榜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立场属于美国新英格兰自由派，即热爱艺术又追求精神的独立和自由。我说沙梨你为什么爱他？沙梨说就是爱他，不为什么。自从见识过沙梨跟诗人那事儿以后，我就不信沙梨会因为“就是爱”而爱了。可是我想知道沙梨的艺术到哪儿去了，就故意不断地问，沙梨，你的脑外科医生喜欢艺术吗？当然，他喜欢艺术。他喜欢什么艺术？嗯，沙梨沉思了。等沙梨再说话，话题就变了。所以，我始终不清楚那位脑外科医生的艺术情况。在沙梨的恋爱前景还不明的时候，我就开始了缓慢的分离运动。终于，不知不觉地，我跟沙梨什么联系也没有了。所以，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得知那次沙梨的恋爱成功了没有。我希望沙梨成功。

我与沙梨疏远是因为明白了我所以成了沙梨的朋友，是因为她当时人在中国，除了孤立无援，还有要纪念品的意思。当我们同在美国以后，她还继续与我密切来往，那是因为她为人慷慨，愿意帮助她的纪念品。沙梨不知道的是，从始至终，我心中都暗暗盼望从她的友爱中逃走，只是总因为盛情难却，逃走未免不恭。当沙梨无意间把她对住在唐人街的美籍华人的看法告诉我以后，我就不无轻松地感到那便是加在我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天，我们在纽约坐公交车去什么地方。公交车经过唐人街的时候，我忽然问，沙梨，你在纽约都住了这么久了，为什么你没有什么唐人街朋友？你不是愿意结交中国人吗？沙梨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谁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又不是中国人，又不是美国人！沙梨，他们难道不是既是中国人又是美国人吗？沙梨坚持说，不，不，正好反过来。我沉默了。归根结底，沙梨不能平等地看待中国人。她绝不会对一个从法国来的人说，你既不是一个法国人，也不是一个美国人，谁知道你是什么人？她更不会对她的白人脑外科医生说，你们一家子都既不是墨西哥人，也不是美国人，谁知道你们是什么人？所以，沙梨不能跟老实的黑人姑娘海伦作朋友，也拒绝跟生长在美国的中国移民做朋友。沙梨可以跟我做朋友，因为我是她在中国结识的当地土著，是她的也许并不自觉的殖民主义经历的证明。在沙梨的胸膛里，跳动着一颗暗自希望美国是一个白人国家的陈旧的种族主义者的心。看清了这一点以后，尽管并不耐烦卷入狭窄的美国种族文化冲突的纠缠，我仍然决定不再讪讪地做沙梨的中国土著朋友。

但是说实话，我有时候想念沙梨，但愿她有时候也想念我。毕竟，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友谊超越了道德的狭窄。特别是在美国生活久了以后，越想越觉得沙梨其实比很多人都要好。比如，沙梨对朋友又慷慨又忠诚，决不会因为我到头只不过当了个半时图书管理员助手而不愿理睬我。在我后来遇到的人中，几乎没有人能像沙梨那样友爱地对待我。不知为什么，我的运气越来越糟糕，这可是我离开沙梨的时候所没有想到的。虽然我并不后悔失去沙梨，或者说，我不后悔让沙梨失去我，可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我应该责怪自己。我觉得我不如沙梨慷慨大度。我采取了批判的行动，却未能像米开朗琪罗的大卫一样预知行动本身的局限。越活才越明白，自觉大义凛然的人往往忽略，在大义凛然的同时，常常并不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