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
时间：2020-08-15 07:54:0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个人的生命周期融入到家庭的代际继替之中，老年是人的生命周期的关键阶段，养老可以说是代际互惠的必然结果，正所谓“养儿防老”。但是在社会的变迁发展过程中，一系列社会政策事件嵌入乡村社会后，尤其是在工业化的浪潮涤荡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剧烈变化，家庭代际间的互惠关系受到严峻挑战，子代对父辈的责任义务感明显降低，养老的家庭责任日趋衰落。
【关键词】社会变迁;农村;家庭养老
一、封建社会时期
这里的封建社会的界定是指解放前的土地私有化时期。因为土地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了家庭的生产方式，也制约着家庭成员在家庭中的地位与作用。封建社会的家庭养老既决定于其生产方式的影响，又受其当时的社会伦理及世俗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生产方式的影响。封建社会的家庭作为社会的存在，既是一个消费单位，也是一个生产单位。家庭作为生活的共同体，父辈在家庭中具有一定的权威，因为父辈对家庭财产具有决定权，未成年的子代只是家庭消费者的存在，成年的子代虽然对家庭财富的生产具有贡献，但是其生产成果的不可分割性，导致其对家庭的贡献消溶于家庭的共同体之中。子代对家庭财产的掌控权只能来自继承。因此，即使是丧失劳动能力需要赡养的父代仍然对家庭财产具有支配的权力，所以家庭赡养不会出现当下的冲突和不和谐。
二是农村的熟人社会对人行为的规范作用。“面子”是熟人社会中个体生存的重要社会资本，是社会交换网络的重要载体。其实面子就是一个人的信誉，古语言“人无信，则不立。”孝道是评判一个人的家庭伦理的价值标准，孝顺的儿或媳是值得学习与称道的，相反，不孝是要受到谴责的，在共同体中，受到谴责的行为是对共同体成员的一种否定性评价，意味着该成员将受到社会排斥。
三是对神灵的敬畏。封建社会的家庭不仅包括现存的家庭成员，而且还包括逝去的祖先与延续家族的后代。家庭的兴衰受到祖先的庇佑，因此在每年的特殊节日要举行重大的祭祖活动。祭祖活动一般以大家族为单位，由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者组织，全体男性族人参与一些仪式性的活动。于是，孝敬老人便表现为“积阴德”，可以认为是博得祖先庇佑的现世之举。
以上的生产方式与乡村文化型塑了人的赡养行为。与此同时，在封建社会，老年的稀缺性，即整体的人口预期寿命偏低，大部分人口还没有来得及步入老龄化行列就殒命了。因此，封建社会的家庭养老问题没有现在这样矛盾凸显。
二、集体化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在执政党的主导下，实现了一系列社会变革，这些急剧的社会完全改变了传统家庭财产的积累方式，由共同劳动不可分割性的继承制变迁为个人劳动清晰可计算的可分割性。劳动的计算方式——工分制——以个体劳动者为计算单位，尽管年终是以家庭为单位分配生活资料，但分配的前提是家庭中每个个体成员劳动量总和，于是，家庭成员在家庭中的劳动贡献变得清晰、可计量与可比较，即年轻人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劳动，最后对家庭的贡献超过父亲，这样就导致了父权制的逐渐式微。与此同时，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无神论大行其道，祭祀活动也被视为封建迷信而遭到取缔，对祖先的敬畏受到严峻的挑战。基于以上的变革，家庭养老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在集体化的分配制度下，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设计部分保障了家庭养老的延续。因为，在集体化的分配生活资料时，是从赡养人的劳动所得中直接由生产队扣除，分配给被赡养人的。如果出现拒绝赡养老人的情况，集体化时期还有特殊的维护社会稳定的权力机制的存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组织中领导的权力，及其隐藏背后的暴力——民兵组织。虐待老人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因此，这样的制度设计保障了农村家庭养老的被动执行。
三、土地联产承包时期
在集体化时期，由于受到一列列政治运动的影响，单位土地养活人口的增加，特别生产组织方式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导致一些地方的集体化不可维系，要求变革生产的组织方式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有些地方隐蔽的实践后，最在中央部署下统一推行农村集体化生产方式的变革，采取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承包集体土地，劳动产出交给国家确定的定额产品之后，生产所得归家庭所有。这种生产方式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当时生产组织中的出现劳动生产率低的问题。
（一）前期
1980S，农村生产方式再次实现了变革，由集体化走向非集体化（土地承包），由于土地所有权还属于集体所有，于是农村家庭变成了生产单位，而不是所有权单位。这样家庭的一切开支都由家庭独自承担，包括育幼与养老。因此，养老成为家庭的当然责任。但是，在这种制度设计下，虽然生产方式似乎回到了封建时代的家庭生产方式，其实不然，因为，家庭的生产资料——土地更相似于“股份”合作制，而不是封建私有制条件的“共有”制，承包制下，土地是国家分配给家庭成员的，具有清晰的可分割性，封建制下，土地是家庭共同积累的财产，对于每个家庭成员来说是共有的，每个家庭成员不能独自主张部分土地的所有权，土地的处分权归家长享有，因此，在分家的时候，承包制下，结婚后的儿子可以主张自己的土地承包权，家长却没有任何控制力。在这样的生产条件下，父权进一步衰落，分家后家庭养老出现严重挑战。
（二）后期（市场化时期）
在改革开放后，农村虽然保持原有的生产方式，但农村的内部结构在国家宏观背景下，出现了转型与变革。尤其是在农业机械化的提升，工业化的发展，人口流动控制的弱化，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从事非农生产，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中，从事非农生产的收入远远超过农业生产的收入，外出务工者实现了个人的工资性收入，对自己的劳动所得具有全部的支配权，当年轻的家庭成员收入超过父辈时，父权制将受到进一步挑战。尤其是在，年轻人外出务工的过程中，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择偶观念也出现更大的自主权，以前由家庭决定婚配对象的年轻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配偶时，当年轻人结婚后，核心家庭开始大规模出现。在现代化的影响下，家庭的权力结构出现了从以前纵向父子关系转变为横向的夫妻关系，即家庭的权力结构转移到子代手中，尤其是家庭收入中子代贡献越大，这种权力结构表现越明显。权力结构的变迁，导致家庭养老出现危机。
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时性角度分析，家庭养老出现危机与挑战主要基于以下的原因，一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导致父权制的衰落，使家庭权力结构从纵向的父子关系走向横向的子代的夫妻关系，并且姻亲的互惠关系比宗亲的互惠关系更为突出;二是代际的互惠关系也发生了观念的变迁，从代际延续的无条件回报机制向“养儿防老”的代际交换转变，甚至出现交换关系的中断，“养儿”却不能“防老”的悲剧时有发生。更有甚者当下出现的“啃老”一族，是代际剥削的一种表现，老人倾其所有为儿子盖房娶妻，结果导致老无所依的悲惨局面;三是文化观念的变革，进一步促进了个体化社会的产生，导致家庭养老难以维系。如当代法律对平等观念的规定，父子在法律上是平等的社会主体，这与封建社会的家庭伦理存在一定的冲突，尽管这样的规定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但对家庭的权力结构构成一定的挑战，对父权制的衰落起到了催化的作用。以家庭化生产方式，农村人口外流，空心村的出现等一系列变迁，导致公众舆论的沉默，以往熟人社会中违反家庭孝道的行为会受到公众舆论的谴责，当下这种舆论也越来越沉默，大部分人逐渐认为不孝是人家的“私事”，社会舆论的规制作用也变得软弱无力。四是在推进意识形态变革中，信仰出现坍塌，尤其是在政府推行取缔祭祖这样家族仪式中，社会共同体的归属仪式感被取缔，无神论的推行，对祖先的敬畏的弱化等，这些细微的变迁导致原来的家庭伦理不在，都是导致家庭养老出现危机的内在机理。
